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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第一城,为何把"增收"放首位
消费第一城,为何把"增收"放首位消费第一城,为何把"增收"放首位
如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分析，贸易一般被认为是上海“五个中心”建设中最硬的一张牌，在发力消费上，上海一直走得更前一步，给未来做示范。从此轮促消费政策来看，上海将模式和路径创新的探索延伸至改善供需两侧上，既是满足新发展阶段所需，更将引领其他城市发展。
02
对于上海来说，这份政策的“转向”尤显重要。
事实上，从去年开始，越来越多人呼吁，促消费应将重点放在增收上。一种代表性观点，如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常务院长刘志彪等人此前撰文提及，当前消费不振的根本原因，在于居民就业以及可支配收入增长预期降低。
去年，全国有23个省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出现放缓，其中，北京、上海两市增速下降最明显。去年，上海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84万元，仍高居全国省份第一，比第二名浙江高出2万余元，但增速仅为4.2%，不仅在前十省份中垫底，而且比2023年下降2.3个百分点。
如果拉长时间来看，去年增速一定程度上是前年高增长后的“回正”。过去五年，上海经历了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的大幅起落，特别是疫情影响下2022年跌至2.0%。然而，从消费来看，影响又确实存在——去年，上海人均消费支出为5.27万元，同比增长仅为0.4%。
更多消费细节揭示出上海收入和消费的关系。根据上海统计局数据，去年，上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3.1%，其中，在吃、穿、用、烧四大项中，仅吃的商品实现正增长，为1.6%，用的商品和烧的商品分别下降5.6%和8.9%。
此前，上海财经大学讲席教授、城乡消费与人口研究中心主任汪伟就曾分析指出，消费结构差异是京沪两市消费表现出现“反差”的原因之一。两市消费偏重大宗商品和高端服务，比如汽车、奢侈品、高端餐饮等，这些消费往往受经济下行冲击更大。对此，收入增速放缓的影响也无疑更为突出。
当然，增收也不意味着一定能推动消费增长。
曾刚提到，关于促消费，外界存在两种不同声音。一种聚焦在有消费能力但无消费意愿的高净值人群，认为应该进一步撬动他们的消费需求，其证据是此前高端奢侈品消费的增长；另一种则聚焦在有消费意愿但无消费能力的人群，这些也应是政府推动增收的主要人群。
从此轮政策来看，上海对于增收促消费的探索，主要瞄准后者。在消费需求端，首要促进就业、让更多人通过就业具备消费能力；在供给端，迎合当下从讲究“性价比”到“质价比”再到“心价比”的趋势，特别是首提推动“悦己消费”。被“点名”的健康养生、兴趣课程、解压疗愈、宠物陪伴甚至二次元等业态，不仅贴近生活，也为大众所喜闻乐见。
03
一面是有待进一步增收减负的消费者，一面又是面向未来的消费愿景，上海如何弥合二者之间的“差距”？
在曾刚看来，这两个目标看似矛盾，实则有机统一。比如，通过增加就业，失业者成为在岗人员，有了工作能力，一方面能带动消费意愿和能力，另一方面还能支持生产，其中就包括了面向未来的高端消费供给。这样一来，整个社会的效率就提高了、健康水平也提高了，形成一种良性互动。
当然，这也考验政策的执行方式。比如，上海将推进技能培训教育提质增效作为一项重要的推进增收、助力未来产业与消费业态的方式，如曾刚所说，能否学习德国、新加坡等国家，构建一套培训奖励机制，对于参加相应培训的人员给予金钱支持，“不仅不交学费，还能发生活费”，等培训完成后，他们进入职场，可能创造更大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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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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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海来说，这份政策的“转向”尤显重要。
事实上，从去年开始，越来越多人呼吁，促消费应将重点放在增收上。一种代表性观点，如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常务院长刘志彪等人此前撰文提及，当前消费不振的根本原因，在于居民就业以及可支配收入增长预期降低。
去年，全国有23个省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出现放缓，其中，北京、上海两市增速下降最明显。去年，上海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84万元，仍高居全国省份第一，比第二名浙江高出2万余元，但增速仅为4.2%，不仅在前十省份中垫底，而且比2023年下降2.3个百分点。
如果拉长时间来看，去年增速一定程度上是前年高增长后的“回正”。过去五年，上海经历了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的大幅起落，特别是疫情影响下2022年跌至2.0%。然而，从消费来看，影响又确实存在——去年，上海人均消费支出为5.27万元，同比增长仅为0.4%。
更多消费细节揭示出上海收入和消费的关系。根据上海统计局数据，去年，上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3.1%，其中，在吃、穿、用、烧四大项中，仅吃的商品实现正增长，为1.6%，用的商品和烧的商品分别下降5.6%和8.9%。
此前，上海财经大学讲席教授、城乡消费与人口研究中心主任汪伟就曾分析指出，消费结构差异是京沪两市消费表现出现“反差”的原因之一。两市消费偏重大宗商品和高端服务，比如汽车、奢侈品、高端餐饮等，这些消费往往受经济下行冲击更大。对此，收入增速放缓的影响也无疑更为突出。
当然，增收也不意味着一定能推动消费增长。
曾刚提到，关于促消费，外界存在两种不同声音。一种聚焦在有消费能力但无消费意愿的高净值人群，认为应该进一步撬动他们的消费需求，其证据是此前高端奢侈品消费的增长；另一种则聚焦在有消费意愿但无消费能力的人群，这些也应是政府推动增收的主要人群。
从此轮政策来看，上海对于增收促消费的探索，主要瞄准后者。在消费需求端，首要促进就业、让更多人通过就业具备消费能力；在供给端，迎合当下从讲究“性价比”到“质价比”再到“心价比”的趋势，特别是首提推动“悦己消费”。被“点名”的健康养生、兴趣课程、解压疗愈、宠物陪伴甚至二次元等业态，不仅贴近生活，也为大众所喜闻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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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是有待进一步增收减负的消费者，一面又是面向未来的消费愿景，上海如何弥合二者之间的“差距”？
在曾刚看来，这两个目标看似矛盾，实则有机统一。比如，通过增加就业，失业者成为在岗人员，有了工作能力，一方面能带动消费意愿和能力，另一方面还能支持生产，其中就包括了面向未来的高端消费供给。这样一来，整个社会的效率就提高了、健康水平也提高了，形成一种良性互动。
当然，这也考验政策的执行方式。比如，上海将推进技能培训教育提质增效作为一项重要的推进增收、助力未来产业与消费业态的方式，如曾刚所说，能否学习德国、新加坡等国家，构建一套培训奖励机制，对于参加相应培训的人员给予金钱支持，“不仅不交学费，还能发生活费”，等培训完成后，他们进入职场，可能创造更大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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