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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後 男 已領退休金 提前退休 月領5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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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是所有事都和金錢有關。2011年，31歲的徐春柳宣布參選北京東城區人大代表。這種以自我推薦、獲得選民提名的參選方式，是這壹年的熱門話題。他籌措資金，拿去定制印著口號的T恤——江蘭也買了壹件。他還准備宣傳冊，在社區裡掃樓，講解自己的理念，甚至隔著玻璃窗，在家貼了個大廣告牌拉票。為此，他的工作受到影響，但他將這視為非試不可的事，他想在40歲前做些改變。“（日後）別人問我你當時做了什麼？我會理直氣壯地跟他說我當時做的事情。”他寫道。
2009年9月2日，2009北京秋季房展。（視覺中國/圖）
中年職場“苟”不住雖然工作受到影響，電梯依然向上。徐春柳很快就在壹家巨頭公司謀得內容策劃主編的新職位；侯鴻飛入職快消品牌柒八年後，被任命為子公司的財務負責人；羅凱則在33歲那年加入壹家迅速崛起的互聯網企業，晉升至資深總監。
但2018年左右，他們和他們深耕的行業，仿佛壹夜跌入中年。徐春柳打了個比方：“過去我們乘著電梯做俯臥撐，輕松上了高樓，以為是自己的本事。現在電梯壞了，大家都需要爬樓，我們偏偏又到了膝蓋報廢的年紀。”
這年下半年，經過20年高速發展後，陰影開始籠罩互聯網行業。
年底的公司年會上，羅凱聽到大領導對行業趨勢的判斷，“2019可能會是過去拾年裡最差的壹年，但卻是未來拾年裡最好的壹年”。
徐春柳所在的巨頭公司，也在2018年啟動組織架構變革，有叁個事業群被重組為兩個。沒多久又傳出消息，10%左右的中層幹部要被裁。
他躲過了，但部門已被重組。壹次，他回到老工位附近轉了轉，隔著玻璃門，向曾經坐滿人的空間望去，桌椅已被搬離，剩下橫柒豎八的儲物櫃。
倒下的還有對工作的掌控感。他在2015年前後轉型內容運營，開始覺察到，隨著媒體行業變化，他在公司裡的話語權也在被消解。已形成慣性的那壹套思考方式和判斷標准，被美譽度、賬號活躍度等指標取代。
他覺得這些指標很有問題，但這位中年男人也不想丟臉。公司調整架構後安排過壹次考核，管理層和普通員工考同壹份卷，內容關於算法、數據庫和產品。“作為領導，如果不及格，丟人是壹方面，崗位也不見得保得住。”徐春柳花了很多精力准備這場考試，最後，在幾百人中排進前拾。第壹名，是另壹位和他相似的組長。
職場環境越來越迷惑。他的匯報對象從60後、70後的前傳統媒體人，變成同為80後的產品負責人，最後到90後的產品運營。“我琢磨著我很快就要向00後匯報了。”
侯鴻飛也有類似的感受。2019年，他從子公司被調回總公司，領導又給他安排新的工作——去（財務）檔案室整理檔案。曾負責子公司財務工作的侯鴻飛內心很不是滋味。
但哪怕如此也沒考慮過放棄工作。這些中年男人，大多背上了新的房貸，徐春柳背著伍六百萬元房貸，羅凱為了給孩子上學，在西叁環買了套學區房，貸款230萬元。
那段時間，羅凱所在的公司剛剛上市，他又接手了單車業務，為了不堵在路上，他會在清晨伍點半從位於房山的家中出發，開車伍拾多公裡去上班，從早到晚開六柒個會，內容關於業務討論、銷售進展、用人診斷等。待晚上拾壹點才回到家。和孩子幾乎壹周只能見上壹次，妻子為此和他討論過好幾回，但羅凱想的是，“不繼續幹，可能家都沒了”。
按理說，持續重壓讓人不得不考慮“休息”。但生病的徐春柳，第壹時間想的是保住工作。他覺得最有利且不會被安排到角落的選擇是，隱瞞病情，維持並利用管理職級，“苟”住。當然，哪怕精力投入下降了百分之叁肆拾，也逃不過加班。
大廠的大河裡，總有更卷的後浪、更卷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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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2日，2009北京秋季房展。（視覺中國/圖）
中年職場“苟”不住雖然工作受到影響，電梯依然向上。徐春柳很快就在壹家巨頭公司謀得內容策劃主編的新職位；侯鴻飛入職快消品牌柒八年後，被任命為子公司的財務負責人；羅凱則在33歲那年加入壹家迅速崛起的互聯網企業，晉升至資深總監。
但2018年左右，他們和他們深耕的行業，仿佛壹夜跌入中年。徐春柳打了個比方：“過去我們乘著電梯做俯臥撐，輕松上了高樓，以為是自己的本事。現在電梯壞了，大家都需要爬樓，我們偏偏又到了膝蓋報廢的年紀。”
這年下半年，經過20年高速發展後，陰影開始籠罩互聯網行業。
年底的公司年會上，羅凱聽到大領導對行業趨勢的判斷，“2019可能會是過去拾年裡最差的壹年，但卻是未來拾年裡最好的壹年”。
徐春柳所在的巨頭公司，也在2018年啟動組織架構變革，有叁個事業群被重組為兩個。沒多久又傳出消息，10%左右的中層幹部要被裁。
他躲過了，但部門已被重組。壹次，他回到老工位附近轉了轉，隔著玻璃門，向曾經坐滿人的空間望去，桌椅已被搬離，剩下橫柒豎八的儲物櫃。
倒下的還有對工作的掌控感。他在2015年前後轉型內容運營，開始覺察到，隨著媒體行業變化，他在公司裡的話語權也在被消解。已形成慣性的那壹套思考方式和判斷標准，被美譽度、賬號活躍度等指標取代。
他覺得這些指標很有問題，但這位中年男人也不想丟臉。公司調整架構後安排過壹次考核，管理層和普通員工考同壹份卷，內容關於算法、數據庫和產品。“作為領導，如果不及格，丟人是壹方面，崗位也不見得保得住。”徐春柳花了很多精力准備這場考試，最後，在幾百人中排進前拾。第壹名，是另壹位和他相似的組長。
職場環境越來越迷惑。他的匯報對象從60後、70後的前傳統媒體人，變成同為80後的產品負責人，最後到90後的產品運營。“我琢磨著我很快就要向00後匯報了。”
侯鴻飛也有類似的感受。2019年，他從子公司被調回總公司，領導又給他安排新的工作——去（財務）檔案室整理檔案。曾負責子公司財務工作的侯鴻飛內心很不是滋味。
但哪怕如此也沒考慮過放棄工作。這些中年男人，大多背上了新的房貸，徐春柳背著伍六百萬元房貸，羅凱為了給孩子上學，在西叁環買了套學區房，貸款230萬元。
那段時間，羅凱所在的公司剛剛上市，他又接手了單車業務，為了不堵在路上，他會在清晨伍點半從位於房山的家中出發，開車伍拾多公裡去上班，從早到晚開六柒個會，內容關於業務討論、銷售進展、用人診斷等。待晚上拾壹點才回到家。和孩子幾乎壹周只能見上壹次，妻子為此和他討論過好幾回，但羅凱想的是，“不繼續幹，可能家都沒了”。
按理說，持續重壓讓人不得不考慮“休息”。但生病的徐春柳，第壹時間想的是保住工作。他覺得最有利且不會被安排到角落的選擇是，隱瞞病情，維持並利用管理職級，“苟”住。當然，哪怕精力投入下降了百分之叁肆拾，也逃不過加班。
大廠的大河裡，總有更卷的後浪、更卷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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