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 柴静没有沉默,她在地球的另一边继续发问
对熟悉这本书的读者来说，那不是一本主张激进立场的着作，也不是任何政治批判的合集。它只是一本新闻记者的工作笔记——一段段现场记录，一次次与人对话的回声。书里没有敌人，只有人的经历与选择：一名矿难遇难者的妻子如何撑起家庭，一位女囚如何回忆杀死丈夫的那一夜，一位男孩如何走进自杀的决定。
这样一本书被认定为「不再适合出版」，令人难以理解，但又似乎在今天的语境中变得理所当然。因为她是柴静，因为她还在说话。
从《新闻调查》时期起，她就以一种近乎固执的方式坚守着「人」的尺度。在那些宏大叙事与政绩报导之外，她总是试图找到受伤者的位置。2003年，SARS疫情爆发，她七次进入病区，不是为了成为「英勇记者」，而是因为她想知道，病人怎么过日子，医生晚上能不能睡觉。她写道：「不是我看到的多，而是我愿意一直看下去。」
而这样一个人，在今天的中国，被定义为「风险」的来源。
从《穹顶之下》遭到封禁，到《看见》被下架，从社交媒体对她的羞辱，到她个人形象的彻底被重构，整整十年过去了。这十年间，她没有公开辩解过，也没有参与任何政治立场的对抗。她只是在异国他乡，继续记录人们的故事，用她能掌握的语言与方法，完成她认为需要做的事。
然而，即使是这样的「继续」，也被某些人视为「不够安分」。她的新纪录片《陌生人》刚发布预告，就被举报、删除、批判；网络舆论迅速将她贴上「女间谍」、「西方喉舌」的标签。一位中国记者，去了解欧洲恐怖主义的根源，在她自己的国家，却成了一种危险。
她没有做错什么，只是坚持了新闻的基本职责。但在一个只能有一种叙事的体系里，任何不合群的声音，哪怕再温和、再专业，也会被当成威胁。
我们见证了一个好人如何一步一步被推到语言的边缘。曾经，她的声音是电视里最平静也最让人信服的声音之一，是许多青年选择新闻道路的起点。她的问题从不尖锐，却总能穿透话语的表层，直指人的处境。这样的记者，不应该成为舆论的敌人。
但这也正是最大的悲哀——在当代中国，一个记者所能做的，不再是发现真相，而是挣扎着维持被听见的可能性。
而在我们这些读者眼中，她不只是记者。她是一种记忆，是一种新闻理想的见证。她让我们相信：在权力与沉默之间，曾经有人选择过诚实与温柔。
如今，她的名字仍然存在，只是不能被公开说出；她的书还被读着，只是不再出现在书店；她的纪录片仍在流传，只是不在她的祖国播放。
但她没有退场。
在欧洲的一个小公寓里，在语言不通、资源有限的环境中，她仍然举起摄影机、打开录音笔，去问那些她觉得应该问的问题。不是为了证明什么，也不是为了重回公众视野，只是因为她觉得那是对的。
而这份「觉得是对的」，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稀缺、也最珍贵的东西。
七、结语：她还在看见，我们不能装作没看见
一直以来，柴静对中国新闻人的影响都很大。很多人，比如我，就是因为她，才选择了读媒体专业。
当年还是学生时，我反复阅读《看见》，在夜深的时候看她的采访、重播她的提问。那不是单纯的学习，更像是一种指引——她教会我们怎么看、怎么听、怎么不仓促地下判断。她让我们明白，一个记者不应只是传声筒，更应是一个能和别人交换眼神的人。
多年以后，她离开了中国，但没有离开新闻。她现在在做的事情，也许更艰难，也更了不起。她与前圣战分子对话、采访俄乌战争的亲历者、访问中共历次政治运动的见证人、还有那位双面间谍的女儿——这些都是珍贵而不可能在墙内完成的选题。她也报导了朱令案，访问了美国外交官夫人庄祖宜。她说：「我是受过训练的，是专业的人。」
看见她这样说、这样做，让我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希望——原来在这个被审查与怀疑吞噬的时代里，还有人记得什么是新闻，还有人记得为什么我们当初选择了这条路。这样的坚持，不是高调的反抗，而是一种不变的坐标。它告诉我们：无论环境多坏，有意义的事情，依然值得去做。
我曾看过她采访杨斌。那位曾经被体制表彰的明星检察官，因为提出对司法制度的批评，被排挤出局，最终在海外法学院访学。他说：「我们之所以一路溃退，是因为过于恐惧。」这句话很重，也很准确。当恐惧取代了信念，连最基本的发问都变成一种风险时，我们距离崩坏也就不远了。
[物价飞涨的时候 这样省钱购物很爽]
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这样一本书被认定为「不再适合出版」，令人难以理解，但又似乎在今天的语境中变得理所当然。因为她是柴静，因为她还在说话。
从《新闻调查》时期起，她就以一种近乎固执的方式坚守着「人」的尺度。在那些宏大叙事与政绩报导之外，她总是试图找到受伤者的位置。2003年，SARS疫情爆发，她七次进入病区，不是为了成为「英勇记者」，而是因为她想知道，病人怎么过日子，医生晚上能不能睡觉。她写道：「不是我看到的多，而是我愿意一直看下去。」
而这样一个人，在今天的中国，被定义为「风险」的来源。
从《穹顶之下》遭到封禁，到《看见》被下架，从社交媒体对她的羞辱，到她个人形象的彻底被重构，整整十年过去了。这十年间，她没有公开辩解过，也没有参与任何政治立场的对抗。她只是在异国他乡，继续记录人们的故事，用她能掌握的语言与方法，完成她认为需要做的事。
然而，即使是这样的「继续」，也被某些人视为「不够安分」。她的新纪录片《陌生人》刚发布预告，就被举报、删除、批判；网络舆论迅速将她贴上「女间谍」、「西方喉舌」的标签。一位中国记者，去了解欧洲恐怖主义的根源，在她自己的国家，却成了一种危险。
她没有做错什么，只是坚持了新闻的基本职责。但在一个只能有一种叙事的体系里，任何不合群的声音，哪怕再温和、再专业，也会被当成威胁。
我们见证了一个好人如何一步一步被推到语言的边缘。曾经，她的声音是电视里最平静也最让人信服的声音之一，是许多青年选择新闻道路的起点。她的问题从不尖锐，却总能穿透话语的表层，直指人的处境。这样的记者，不应该成为舆论的敌人。
但这也正是最大的悲哀——在当代中国，一个记者所能做的，不再是发现真相，而是挣扎着维持被听见的可能性。
而在我们这些读者眼中，她不只是记者。她是一种记忆，是一种新闻理想的见证。她让我们相信：在权力与沉默之间，曾经有人选择过诚实与温柔。
如今，她的名字仍然存在，只是不能被公开说出；她的书还被读着，只是不再出现在书店；她的纪录片仍在流传，只是不在她的祖国播放。
但她没有退场。
在欧洲的一个小公寓里，在语言不通、资源有限的环境中，她仍然举起摄影机、打开录音笔，去问那些她觉得应该问的问题。不是为了证明什么，也不是为了重回公众视野，只是因为她觉得那是对的。
而这份「觉得是对的」，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稀缺、也最珍贵的东西。
七、结语：她还在看见，我们不能装作没看见
一直以来，柴静对中国新闻人的影响都很大。很多人，比如我，就是因为她，才选择了读媒体专业。
当年还是学生时，我反复阅读《看见》，在夜深的时候看她的采访、重播她的提问。那不是单纯的学习，更像是一种指引——她教会我们怎么看、怎么听、怎么不仓促地下判断。她让我们明白，一个记者不应只是传声筒，更应是一个能和别人交换眼神的人。
多年以后，她离开了中国，但没有离开新闻。她现在在做的事情，也许更艰难，也更了不起。她与前圣战分子对话、采访俄乌战争的亲历者、访问中共历次政治运动的见证人、还有那位双面间谍的女儿——这些都是珍贵而不可能在墙内完成的选题。她也报导了朱令案，访问了美国外交官夫人庄祖宜。她说：「我是受过训练的，是专业的人。」
看见她这样说、这样做，让我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希望——原来在这个被审查与怀疑吞噬的时代里，还有人记得什么是新闻，还有人记得为什么我们当初选择了这条路。这样的坚持，不是高调的反抗，而是一种不变的坐标。它告诉我们：无论环境多坏，有意义的事情，依然值得去做。
我曾看过她采访杨斌。那位曾经被体制表彰的明星检察官，因为提出对司法制度的批评，被排挤出局，最终在海外法学院访学。他说：「我们之所以一路溃退，是因为过于恐惧。」这句话很重，也很准确。当恐惧取代了信念，连最基本的发问都变成一种风险时，我们距离崩坏也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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