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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4+4"培养出的董医生,医术如何?
协和"4+4"培养出的董医生,医术如何?协和"4+4"培养出的董医生,医术如何?
大环境的变化下，无论是医院里的晋升，还是医学院里的求学，“重科研、轻临床”的趋势都越发明显。“我们当年在临床实习，都是整天泡在病房里，早上7点左右就到，晚上5点多下班，每个科室要轮一个月，跟着主治医生查房，这是一个非常有必要的过程，只有接触到真实的病人，带着问题去思考，才能真正理解应该如何诊疗。病人不是按照教科书的章节来生病的，这种在实践中学到的东西是非常扎实的。”李俊然说。
因此，在他看来，很多医学生被迫投入大量精力在科研上，原本对临床就有忽视的情况，“4+4”临床医学培养模式的短学制下，学生对临床的关注就更有限了。
据媒体统计，董某在协和医学院期间，曾参与多领域研究，涉及骨科、消化内科、神经外科等。与其一起合作发表研究的作者包括骨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协和医院教授邱贵兴，及北京协和医学院党委常委、副院长，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吴东等。网传为董某毕业论文的《跨模态图像融合技术在医疗影像分析中的研究》则涉及医疗影像领域，其扉页显示董某指导老师为邱贵兴。
不同于董某，更多接受“4+4”临床医学培养模式的学生没有如此突出的论文成果。2024年，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马骏等发表的《临床医学专业“４+４”毕业生临床胜任力培养的问卷调查与分析》一文中指出，相较八年制等其他类型临床医学专业博士，上海交大“4+4”模式下培养的毕业生科研能力有待提高，发表论文压力大。
该文章还指出，北美的医学院校主要培养目标聚焦于学生的临床技能，而科研能力的培养有赖于毕业后教育，而我国规培及专科医师培训制度尚在发展和完善中，对于医生临床和科研能力的培养被提前到了学校教育中，如何将院校教育与毕业后教育有效衔接，有待商榷。
彭志勇解释，美国的“4+4”临床医学培养模式中，MD只是医学院的第一学位，如果致力于科研，需要在完成“4+4”后再单独进行三四年的科研训练，以获得研究型博士学位。但现在国内的医学教育体系将二者混在一起，导致“一些人临床没有学好，科研也没有做好”。
此外，多位专家指出，无论是“4+4”“5+3”还是八年制，真正的临床经验的积累都是在规培阶段，规培三年的时间绝对不能被压缩。“三年已经是最低期限了，医学是实践性的学科，临床周期缩短了，以后一辈子的职业生涯都会有缺陷。”彭志勇说。
高磊是美国一名心脏科临床医生，也是北美华人(专题)医师联盟主席、美国心脏病学会专家会员（FACC）。2022年，他曾发表过一篇《论中国医生的培训》的文章。文中称，美国医学生想参加规培，要通过全国统一的匹配系统，经历多道程序，培训期间，还有相当高的淘汰率。
此外，该文章还指出，美国各科住院医师皆需依据量化指标接受统一考核，整个流程不由政府直接管理，而是由多家非营利组织协同监督。例如，内科住院医师培训由美国毕业后医学教育评审委员会、美国内科学会和美国内科医学委员会共同制定并执行标准，确保全国范围内的培训质量与流程保持一致。通过这样严密、有序的培训体系，医生在完成培训后，能独当一面。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前研究副教授张洪涛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协和引入“4+4”模式本身是好事，不应一概否定。但更重要的是，要思考如何优化制度，让不同层次的医学生，无论学士还是博士都能获得更充分的医学训练和实践经验。同时，也要关注医学生和年轻医生的职业发展与实际需求，为他们提供更多更新知识的渠道和支持机制。
据第一财经记者调查，董某莹目前已不在中日友好医院胸外科规培，现职为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泌尿外科住院医师（规培阶段）。就协和“4+4”试点班引发的诸多疑问，记者以短信和电话形式，联系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王辰，截至发稿，未获回复。
（文中张渡、李俊然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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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他看来，很多医学生被迫投入大量精力在科研上，原本对临床就有忽视的情况，“4+4”临床医学培养模式的短学制下，学生对临床的关注就更有限了。
据媒体统计，董某在协和医学院期间，曾参与多领域研究，涉及骨科、消化内科、神经外科等。与其一起合作发表研究的作者包括骨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协和医院教授邱贵兴，及北京协和医学院党委常委、副院长，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吴东等。网传为董某毕业论文的《跨模态图像融合技术在医疗影像分析中的研究》则涉及医疗影像领域，其扉页显示董某指导老师为邱贵兴。
不同于董某，更多接受“4+4”临床医学培养模式的学生没有如此突出的论文成果。2024年，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马骏等发表的《临床医学专业“４+４”毕业生临床胜任力培养的问卷调查与分析》一文中指出，相较八年制等其他类型临床医学专业博士，上海交大“4+4”模式下培养的毕业生科研能力有待提高，发表论文压力大。
该文章还指出，北美的医学院校主要培养目标聚焦于学生的临床技能，而科研能力的培养有赖于毕业后教育，而我国规培及专科医师培训制度尚在发展和完善中，对于医生临床和科研能力的培养被提前到了学校教育中，如何将院校教育与毕业后教育有效衔接，有待商榷。
彭志勇解释，美国的“4+4”临床医学培养模式中，MD只是医学院的第一学位，如果致力于科研，需要在完成“4+4”后再单独进行三四年的科研训练，以获得研究型博士学位。但现在国内的医学教育体系将二者混在一起，导致“一些人临床没有学好，科研也没有做好”。
此外，多位专家指出，无论是“4+4”“5+3”还是八年制，真正的临床经验的积累都是在规培阶段，规培三年的时间绝对不能被压缩。“三年已经是最低期限了，医学是实践性的学科，临床周期缩短了，以后一辈子的职业生涯都会有缺陷。”彭志勇说。
高磊是美国一名心脏科临床医生，也是北美华人(专题)医师联盟主席、美国心脏病学会专家会员（FACC）。2022年，他曾发表过一篇《论中国医生的培训》的文章。文中称，美国医学生想参加规培，要通过全国统一的匹配系统，经历多道程序，培训期间，还有相当高的淘汰率。
此外，该文章还指出，美国各科住院医师皆需依据量化指标接受统一考核，整个流程不由政府直接管理，而是由多家非营利组织协同监督。例如，内科住院医师培训由美国毕业后医学教育评审委员会、美国内科学会和美国内科医学委员会共同制定并执行标准，确保全国范围内的培训质量与流程保持一致。通过这样严密、有序的培训体系，医生在完成培训后，能独当一面。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前研究副教授张洪涛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协和引入“4+4”模式本身是好事，不应一概否定。但更重要的是，要思考如何优化制度，让不同层次的医学生，无论学士还是博士都能获得更充分的医学训练和实践经验。同时，也要关注医学生和年轻医生的职业发展与实际需求，为他们提供更多更新知识的渠道和支持机制。
据第一财经记者调查，董某莹目前已不在中日友好医院胸外科规培，现职为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泌尿外科住院医师（规培阶段）。就协和“4+4”试点班引发的诸多疑问，记者以短信和电话形式，联系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王辰，截至发稿，未获回复。
（文中张渡、李俊然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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