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 为了永居身份,中国90后在日本伺候老人
接受或者说习惯，大概用了一个月，米棋说，“我只能承认，人也有这样不堪的一面。”
米棋参加介护培训时，老师在介绍老人身体前倾滑落的姿势。讲述者供图
三
雨玲见过不少被子女殴打的老人，这样的老人，通常会被社会福利机构优先安排进养老院。一位老太太被儿子抢走了老年金存折，来到养老院时，浑身都是淤青。她有严重的认知症，夜间频繁上厕所，总把紧急按钮误当作冲水的开关，她不喜欢洗手，被子、墙壁、栏杆上到处都是排泄物。
像雨玲这样的介护员，只能按照规定收拾，但收拾的速度“抵不过创造的速度。”要吃饭了，雨玲会哄老人，“饭前一定要去洗手。”老人瞪了她一眼。雨玲承认，像这样的认知症老人，即便在家里，也很难避免被虐待，而这正是日本养老院“比较人性的地方”——
关于虐待，日本的法律有非常细密的规定，界定了包括放任、暴力、心理、经济以及性虐待在内的五大类行为。如果长时间忽略老人的需求，可以被定义为“放任虐待”，而上厕所、洗澡换衣服不关门，也是性虐待的一种表现。
自日本2000年开始实施《介护保险法》后，“零身体约束”还被纳入相关的服务条例中，在养老院，如果轻易约束个案身体，一律会被视为虐待老人。有的老人没有力气支撑身体，就算天天从轮椅上掉下来，磕得头破血流，也不能在轮椅上使用绑带，不然就会被定义为“身体拘束”，“属于违法行为”。
在雨玲看来，日本养老院推崇“用他自己想要的方式去生活”，但过分强调尊严和个体的自由，也是对介护的剥夺。
比如，养老院房间门不能上锁，床边的栏杆只能设置半截。但失智的老人，随时会“出逃”，爬到走廊，别人的房间，甚至在地上尿尿。好不容易把人拖回床上，没几分钟，又往地上的尿里钻。忙不过来，雨玲只能在地上放块垫子，任他们折腾。“我觉得这个法律就不健全，不绑起来，就是对不起护工，对他本人也不能有更好的照顾。”
还有骨折的老人，雨玲觉得，用尿布更安全，但如果老人要用厕所，介护也只能听从。为了上厕所，有的老人一天按四、五十次的铃，有时候刚放床上，他又说，好像没尿出来，再送我去厕所吧。雨玲不能拒绝，只能处于床上、轮椅、厕所搬运的循环中，“最后手都没劲了，再抱起来，肯定得摔地上。”
种种矛盾下，尽管有法律的制约，也难以避免虐待事件。根据厚生劳动省的调查，2022年养老设施中的虐待案件为856件，占比虐待高龄者案件的5%。
介护人员不足的情况下，相关的虐待问题更容易发生。根据公开数据，截至2024年9月15日，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数量为3625万，达到总人口的29.3%，进入超高龄化社会。与此同时，劳动人口却在减少。据估算，2023年护工缺口为22万人，2040年，这个缺口将达到69万人。
以雨玲所在的养老院为例，共有40多名介护，外国人高达70%，以越南、缅甸、菲律宾、印尼人为主，一个介护平均护理3个老人。夜班精神高度紧张，而白班考验体力。日常照护外，她要应对各种突发状况，一个老人碗没端住，饭洒了一地，不及时清理就有滑倒的危险，但另一个老人又嚷着要上厕所，边说边推轮椅，一刻都不能等。
就这样，一天8个小时，她要在20个房间不停地走动，雨玲估算过，她所在的养老院介护的流动率高达80%，人手实在不足，就连社长都要顶上做材料。所幸这里没有加班，时间一到，就算没做完手头的活，也会被催着离开。每个月雨玲能休息9天，一年到手大概在25万人民币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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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棋参加介护培训时，老师在介绍老人身体前倾滑落的姿势。讲述者供图
三
雨玲见过不少被子女殴打的老人，这样的老人，通常会被社会福利机构优先安排进养老院。一位老太太被儿子抢走了老年金存折，来到养老院时，浑身都是淤青。她有严重的认知症，夜间频繁上厕所，总把紧急按钮误当作冲水的开关，她不喜欢洗手，被子、墙壁、栏杆上到处都是排泄物。
像雨玲这样的介护员，只能按照规定收拾，但收拾的速度“抵不过创造的速度。”要吃饭了，雨玲会哄老人，“饭前一定要去洗手。”老人瞪了她一眼。雨玲承认，像这样的认知症老人，即便在家里，也很难避免被虐待，而这正是日本养老院“比较人性的地方”——
关于虐待，日本的法律有非常细密的规定，界定了包括放任、暴力、心理、经济以及性虐待在内的五大类行为。如果长时间忽略老人的需求，可以被定义为“放任虐待”，而上厕所、洗澡换衣服不关门，也是性虐待的一种表现。
自日本2000年开始实施《介护保险法》后，“零身体约束”还被纳入相关的服务条例中，在养老院，如果轻易约束个案身体，一律会被视为虐待老人。有的老人没有力气支撑身体，就算天天从轮椅上掉下来，磕得头破血流，也不能在轮椅上使用绑带，不然就会被定义为“身体拘束”，“属于违法行为”。
在雨玲看来，日本养老院推崇“用他自己想要的方式去生活”，但过分强调尊严和个体的自由，也是对介护的剥夺。
比如，养老院房间门不能上锁，床边的栏杆只能设置半截。但失智的老人，随时会“出逃”，爬到走廊，别人的房间，甚至在地上尿尿。好不容易把人拖回床上，没几分钟，又往地上的尿里钻。忙不过来，雨玲只能在地上放块垫子，任他们折腾。“我觉得这个法律就不健全，不绑起来，就是对不起护工，对他本人也不能有更好的照顾。”
还有骨折的老人，雨玲觉得，用尿布更安全，但如果老人要用厕所，介护也只能听从。为了上厕所，有的老人一天按四、五十次的铃，有时候刚放床上，他又说，好像没尿出来，再送我去厕所吧。雨玲不能拒绝，只能处于床上、轮椅、厕所搬运的循环中，“最后手都没劲了，再抱起来，肯定得摔地上。”
种种矛盾下，尽管有法律的制约，也难以避免虐待事件。根据厚生劳动省的调查，2022年养老设施中的虐待案件为856件，占比虐待高龄者案件的5%。
介护人员不足的情况下，相关的虐待问题更容易发生。根据公开数据，截至2024年9月15日，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数量为3625万，达到总人口的29.3%，进入超高龄化社会。与此同时，劳动人口却在减少。据估算，2023年护工缺口为22万人，2040年，这个缺口将达到69万人。
以雨玲所在的养老院为例，共有40多名介护，外国人高达70%，以越南、缅甸、菲律宾、印尼人为主，一个介护平均护理3个老人。夜班精神高度紧张，而白班考验体力。日常照护外，她要应对各种突发状况，一个老人碗没端住，饭洒了一地，不及时清理就有滑倒的危险，但另一个老人又嚷着要上厕所，边说边推轮椅，一刻都不能等。
就这样，一天8个小时，她要在20个房间不停地走动，雨玲估算过，她所在的养老院介护的流动率高达80%，人手实在不足，就连社长都要顶上做材料。所幸这里没有加班，时间一到，就算没做完手头的活，也会被催着离开。每个月雨玲能休息9天，一年到手大概在25万人民币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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