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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武汉:五年前没有说完的故事
回到武汉:五年前没有说完的故事回到武汉:五年前没有说完的故事
原文在“水瓶纪元”微信公众号上已不可见，截图和PDF版本仍在微信上流传。独立媒体“水瓶纪元”在其Substack上写道：“‘水瓶纪元’是由一群从机构出走的女性媒体人志愿组建的报道平台。我们希望在substacks上自由地传播文章，不再受审查限制和算法绑架。” 请点击这里阅读原文并订阅。
我们曾经拥有过的纪录、创作和发声的权利，又是如何在转变的治理模式中逐渐流失？记忆是我们应有的权利，它值得我们为之努力。
当下正值“武汉启封”五周年。
启封只是一个时刻。在“武汉疫情”这件事上，组成纪念的并不是某个时刻、某一天，而是很多心碎时刻，很多人的忌日，伤痛绵延许多日夜……几年之后，仍然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
五年前你在做什么？聊起这个话题并不容易，时间并非以数字标记，而是无序地从每个人嘴里跳出来，“钟南山讲话的那天”、“封城的那一天”、“过年那一天”、“李文亮走的那一天”，事件成为回忆的刻度。
最初，在北京一家报社工作的记者赵庆夏回武汉过年，他浏览了一些消息，又问了自己在武汉同济医院的朋友。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可能像非典？再严重也就是非典那样了吧？”他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打了一些电话，但没有对报道工作抱有很大的期待，那是一种“自我审查”的惯性：“（报社）日常就是每天都会有一两条‘禁令’，有时候叫‘报道提示’，比如说什么东西不要做，什么东西要按照什么方式做，一些事情可能只能转载、不能做原创报道”。
记者王胜男同样从北京回武汉过年。那时候，她还在一家商业公司支持的特稿编辑部工作。12月初，她第一次报了题，编辑部起初的反馈是“这个事情不太重要”，过了半个多月，编辑部的回复变成了“再观望一下”。她放弃了工作，回到武汉过年，那天是1月21日，启程前，跟她同行的朋友退掉了票。列车向南开，路上没什么人戴口罩，她带了一本《鼠疫》，作家加缪在1947年展示的那个世界，鼠疫爆发，政府却不承认疫情，城市被封锁，无人自由进出。
很快，王胜男会知道，书里看到的世界，正在变成现实。
时任《人物》杂志记者龚菁琦还记得，她是2月10日进入武汉的。编辑部在群里问：“有谁能去武汉？”问了好几个人，最后名额落到她头上。“编辑发出邀约压力也很大，我做出决定压力也很大……武汉的现场不像地震或者天灾……你不知道武汉是地狱还是什么”，她顿了一下又说，“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觉得武汉是地狱了”。
疫情往前再十年，龚菁琦曾经在武汉上大学，身份证的地址留在了武汉，武汉疫情爆发的时候，她靠着这张即将过期的身份证在武汉下了车。她对武汉的印象是各种充满死亡气息的场景：
去往武汉的高铁上，一整列车上只有两三个人，乘务员不讲话，车厢里没有任何情绪，“这些人好像被迫地，出于各种原因，不得不坐上这辆车，去一个最恐怖的地方”。同事来接她，司机穿着防护服，那身白色的、把人包裹起来的衣服还不像后来那么普遍出现，“司机看你一眼，吓得死，好像死神来了”。
五年后，经过数不清轮数的清零、隔离、核酸检验和行程控制之后，人们几乎要忘记，在最初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只是未知的病毒，它只意味着传染、发热和死亡。
艺术家阿菜一口气讲下来都是——“那个武汉二环路上奔跑的野猪”、“跳桥的人”、“无法和父母最后告别的年轻人”和“自杀的养蜂人”……
[物价飞涨的时候 这样省钱购物很爽]
已经有 40 人参与评论了, 我也来说几句吧
我们曾经拥有过的纪录、创作和发声的权利，又是如何在转变的治理模式中逐渐流失？记忆是我们应有的权利，它值得我们为之努力。
当下正值“武汉启封”五周年。
启封只是一个时刻。在“武汉疫情”这件事上，组成纪念的并不是某个时刻、某一天，而是很多心碎时刻，很多人的忌日，伤痛绵延许多日夜……几年之后，仍然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
五年前你在做什么？聊起这个话题并不容易，时间并非以数字标记，而是无序地从每个人嘴里跳出来，“钟南山讲话的那天”、“封城的那一天”、“过年那一天”、“李文亮走的那一天”，事件成为回忆的刻度。
最初，在北京一家报社工作的记者赵庆夏回武汉过年，他浏览了一些消息，又问了自己在武汉同济医院的朋友。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可能像非典？再严重也就是非典那样了吧？”他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打了一些电话，但没有对报道工作抱有很大的期待，那是一种“自我审查”的惯性：“（报社）日常就是每天都会有一两条‘禁令’，有时候叫‘报道提示’，比如说什么东西不要做，什么东西要按照什么方式做，一些事情可能只能转载、不能做原创报道”。
记者王胜男同样从北京回武汉过年。那时候，她还在一家商业公司支持的特稿编辑部工作。12月初，她第一次报了题，编辑部起初的反馈是“这个事情不太重要”，过了半个多月，编辑部的回复变成了“再观望一下”。她放弃了工作，回到武汉过年，那天是1月21日，启程前，跟她同行的朋友退掉了票。列车向南开，路上没什么人戴口罩，她带了一本《鼠疫》，作家加缪在1947年展示的那个世界，鼠疫爆发，政府却不承认疫情，城市被封锁，无人自由进出。
很快，王胜男会知道，书里看到的世界，正在变成现实。
时任《人物》杂志记者龚菁琦还记得，她是2月10日进入武汉的。编辑部在群里问：“有谁能去武汉？”问了好几个人，最后名额落到她头上。“编辑发出邀约压力也很大，我做出决定压力也很大……武汉的现场不像地震或者天灾……你不知道武汉是地狱还是什么”，她顿了一下又说，“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觉得武汉是地狱了”。
疫情往前再十年，龚菁琦曾经在武汉上大学，身份证的地址留在了武汉，武汉疫情爆发的时候，她靠着这张即将过期的身份证在武汉下了车。她对武汉的印象是各种充满死亡气息的场景：
去往武汉的高铁上，一整列车上只有两三个人，乘务员不讲话，车厢里没有任何情绪，“这些人好像被迫地，出于各种原因，不得不坐上这辆车，去一个最恐怖的地方”。同事来接她，司机穿着防护服，那身白色的、把人包裹起来的衣服还不像后来那么普遍出现，“司机看你一眼，吓得死，好像死神来了”。
五年后，经过数不清轮数的清零、隔离、核酸检验和行程控制之后，人们几乎要忘记，在最初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只是未知的病毒，它只意味着传染、发热和死亡。
艺术家阿菜一口气讲下来都是——“那个武汉二环路上奔跑的野猪”、“跳桥的人”、“无法和父母最后告别的年轻人”和“自杀的养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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