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民] 從論文工廠到學術難民,被AI揭開的學術傷疤
在哲學系中難以找到，致力於量化研究和實證分析的政治學、經濟學等也將之邊緣化。在很多大學裡，這些議題通常只占據各個學科裡不起眼的壹隅，有時甚至只能在傳統壹級學科之外的小型部門找到。以我所在的倫敦大學學院為例，它們被統籌歸類為壹個叫做歐洲語言與文化（European Language and Culture）的學系。不同的大學也有不同的分類方式，例如牛津大學就將其中的古典語言文學、比較文學、文化理論、歐陸哲學等領域歸類為中世紀語言和現代語言（medieval language and modern language）。通常在這些領域裡，既保存了傳統人文學科對於人類經驗的關注和洞察，又兼具了跨學科、非西方中心主義的開放性視角。
然而，當比較起我就讀的大學內哲學系與“歐洲語言與文化”系的教職工及研究人員列表時，發現哲學系盡是有tenure（即終身教職）的正教授，而歐洲語言與文化則壹眼望去盡是Dr.頭銜的“學術臨時工”，並且數目龐大，遠超哲學系的全體教職工人數。Professor和Dr.頭銜之分背後代表著研究者薪資、工作穩定性和學術話語權的差異。通常擁有終身教職的正教授就像是有著鐵飯碗的高級公務員，享受著穩定持久的待遇保障、良好的工作環境和穩固的學術話語權，而Dr.則更像是通往擁有終身教職的學術升職路線的必經之地——在這壹階段，研究者通常和大學是短期的合同關系，需要盡可能地爭取研究經費、發表更多論文、努力教課，在各個大學之間輾轉。
而這種系與系之間大面積的差異，並不代表”歐洲語言與文化“學者都是不夠成熟、沒有能力做教授的研究者，而解釋了壹種結構性不公，即學術體制內，跨學科、人文向、理論思辨型研究者長期缺乏學術認可度和穩定支持。
赫布·柴爾德裡斯在《學歷之死——美國博士消亡史》中，描述的理想大學是：壹所具有價值的大學致力於培養和尊重其人際關系網絡，這樣的大學是壹種由全體教師創造和引領的文化，它將所有人置身於不斷學習的環境中，並要求定期地、公開地展示學習成果。
而現實的大學是：壹所大學應該更加重視內容知識本身而非這些知識的提供者，這樣的大學是壹家由職業經理人打造和引領的企業，它讓所有人扮演擁有固定技能的固定角色，僅憑學科內部成員的評估對知識代理人進行打分。
[美]赫布·柴爾德裡斯，楊益 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年9月出版
以項目，而非以人為導向的高校體系，塑造了大量在學界兼職的贰等文科公民，大量的研究者們被迫在學術市場上不斷流動，難以獲得足夠的研究經費和工作回報，即使出版過專著、也有頂尖大學的學者人脈，卻仍然無法獲得基本職業穩定性，成為難以回頭的“學術臨時工”。而無數研究者對於同壹教職位的激烈的競爭以及制度性劣勢（例如國內大學體制的“非升即走”政策）更加劇了這些年輕研究者的個體困境。
這類秉承著傳統人文學科價值和人文精神的領域，由於其開放性而無法被固定的學科范式及評價方式吸納，難以得到主流認可；且因為並不迎合與市場、政策和科技領域結合的潮流，無法得到資本化的學術市場的支持，缺少研究經費。然而現實中，學術資源、評價體系、發表壓力都在推動這類研究向固定的模式靠攏，也走向了壹定程度上的學術范式規訓和對政治正確的迎合。
2.工具理性時代下，人文價值的悖論
人文社科的整體轉變有其合理性的價值——在壹個高度技術化、數據化的時代，能夠進行量化分析、提供政策優化方案、與科技結合的人文學科才更加契合當今時代發展的需要，更能證明自己的價值、獲得生存和延續（盡管總是作為STEM學科的附屬）。
然而當價值單純服務於工具理性和資本利益，這個“價值”本身開始動搖。以政治學為例，關於“何為民主？”“如何實現公平？”的辨析被縮減，單壹概念及立場成為量化研究的默認前提，卻可以造成對於“公平”本身的偏離。例如美國建國時期的“天賦人權”概念總是被直接應用於對中國、伊朗等體制不同的國家的評價，卻少人追問這些概念的本土化思想根基，或檢視它們在不同社會、歷史及文化語境中的適用性。《經濟學人》民主指數和《自由之家》自由指數等政治評級體系，幾乎都建立在歐美自由民主的制度框架之上，對其他政治文化的適用性沒有什麼討論空間。這無疑加劇了全球話語權的偏移和兩極化的對立，使得西方中心主義的話語更加難以自我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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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人說話啊，我想來說幾句
然而，當比較起我就讀的大學內哲學系與“歐洲語言與文化”系的教職工及研究人員列表時，發現哲學系盡是有tenure（即終身教職）的正教授，而歐洲語言與文化則壹眼望去盡是Dr.頭銜的“學術臨時工”，並且數目龐大，遠超哲學系的全體教職工人數。Professor和Dr.頭銜之分背後代表著研究者薪資、工作穩定性和學術話語權的差異。通常擁有終身教職的正教授就像是有著鐵飯碗的高級公務員，享受著穩定持久的待遇保障、良好的工作環境和穩固的學術話語權，而Dr.則更像是通往擁有終身教職的學術升職路線的必經之地——在這壹階段，研究者通常和大學是短期的合同關系，需要盡可能地爭取研究經費、發表更多論文、努力教課，在各個大學之間輾轉。
而這種系與系之間大面積的差異，並不代表”歐洲語言與文化“學者都是不夠成熟、沒有能力做教授的研究者，而解釋了壹種結構性不公，即學術體制內，跨學科、人文向、理論思辨型研究者長期缺乏學術認可度和穩定支持。
赫布·柴爾德裡斯在《學歷之死——美國博士消亡史》中，描述的理想大學是：壹所具有價值的大學致力於培養和尊重其人際關系網絡，這樣的大學是壹種由全體教師創造和引領的文化，它將所有人置身於不斷學習的環境中，並要求定期地、公開地展示學習成果。
而現實的大學是：壹所大學應該更加重視內容知識本身而非這些知識的提供者，這樣的大學是壹家由職業經理人打造和引領的企業，它讓所有人扮演擁有固定技能的固定角色，僅憑學科內部成員的評估對知識代理人進行打分。
[美]赫布·柴爾德裡斯，楊益 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年9月出版
以項目，而非以人為導向的高校體系，塑造了大量在學界兼職的贰等文科公民，大量的研究者們被迫在學術市場上不斷流動，難以獲得足夠的研究經費和工作回報，即使出版過專著、也有頂尖大學的學者人脈，卻仍然無法獲得基本職業穩定性，成為難以回頭的“學術臨時工”。而無數研究者對於同壹教職位的激烈的競爭以及制度性劣勢（例如國內大學體制的“非升即走”政策）更加劇了這些年輕研究者的個體困境。
這類秉承著傳統人文學科價值和人文精神的領域，由於其開放性而無法被固定的學科范式及評價方式吸納，難以得到主流認可；且因為並不迎合與市場、政策和科技領域結合的潮流，無法得到資本化的學術市場的支持，缺少研究經費。然而現實中，學術資源、評價體系、發表壓力都在推動這類研究向固定的模式靠攏，也走向了壹定程度上的學術范式規訓和對政治正確的迎合。
2.工具理性時代下，人文價值的悖論
人文社科的整體轉變有其合理性的價值——在壹個高度技術化、數據化的時代，能夠進行量化分析、提供政策優化方案、與科技結合的人文學科才更加契合當今時代發展的需要，更能證明自己的價值、獲得生存和延續（盡管總是作為STEM學科的附屬）。
然而當價值單純服務於工具理性和資本利益，這個“價值”本身開始動搖。以政治學為例，關於“何為民主？”“如何實現公平？”的辨析被縮減，單壹概念及立場成為量化研究的默認前提，卻可以造成對於“公平”本身的偏離。例如美國建國時期的“天賦人權”概念總是被直接應用於對中國、伊朗等體制不同的國家的評價，卻少人追問這些概念的本土化思想根基，或檢視它們在不同社會、歷史及文化語境中的適用性。《經濟學人》民主指數和《自由之家》自由指數等政治評級體系，幾乎都建立在歐美自由民主的制度框架之上，對其他政治文化的適用性沒有什麼討論空間。這無疑加劇了全球話語權的偏移和兩極化的對立，使得西方中心主義的話語更加難以自我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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