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 1976悼念周总理天安门事件中的"小平头"刘迪
同学聚会合影。后排左三刘迪，前排右二本文作者
谈判代表被群众抬着从头顶上传进了小楼之后，隔几分钟便有人从楼里出来向现场的群众通报谈判情况，刘迪成了现场的指挥。
刘迪去山西插队之后，我去了陕北黄土高原插队落户。我和刘迪书信往来比较频繁，谈到陕北缺医少药，刘迪给我寄了很多中医以及现代医学基础理论书籍。按照书本儿我练气功、练针灸、学习中医理论。村里修大寨田挖出深埋地下的古代人体残骸，我参照解剖学方法观察剖析，学习人体骨骼结构，为我后来进入医学界，甚至成为奥运会的医学官员迈出了第一步。
插队期间我们经常回北京。袁澍远在新疆，武宗夏在海南，只要回到北京，大家都要见面聚一聚，畅所欲言，聊一聊各地见闻。武宗夏的爸爸武剑西是二级教授、行政8级的国家干部，曾在高教部以及高等教育、人民教育等出版社担任领导职务，属于文革中教育部等待落实政策的老干部。刘西尧担任教育部长时，拨乱反正，落实老干部政策，将武宗夏从海南农场调回北京，送到中医学院学习，毕业后在中医研究院工作。我办理病退回北京后，先是在基层单位做医务工作，后调入体育系统进入国际体育组织。此后武宗夏接受了我的建议，调入国家体委奥林匹克中心，为几支不同项目的国家队作医疗保障工作，葛和华出国留学深造，袁澍在大学任教，刘迪则艰难地办理了病退回到北京。
转眼间就到了文革的第十个年头。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去世，大家心情十分沉重，全国人民沉浸在空前悲痛的气氛中。四月初清明节前几天，几乎全北京的人都自发到过天安门广场，为逝去的周总理敬献花圈，有不少人还写出悼念词或追悼诗，站在纪念碑台阶上朗诵，场面十分感人。多年后，曾任《光明日报》出版社副总编的徐晓，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见徐晓《：大相隐于世》）对当时的情景动情地描述：
“1976年清明，是北京人民最富于诗意的一个春天，纪念碑周围花圈如海，连松墙上都扎着白花，到处贴满了手抄的诗歌，最著名的一首是：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当时我的同学，不论是在北京的，还是在外地工作出差来北京的，都自发去天安门广场，献花圈、抄诗、拍照，寄托对总理的哀思。晚上大家又聚集在一起，互相交换信息、分析形势。4月4日晚上我和刘迪等同学相约第二天再去广场。
5日上午，刘迪比我早半个小时到了广场，我们看到纪念碑前的花圈不知去向，纪念碑四周被军人和工人民兵围了起来，还设了警戒线，前来悼念的群众不断被驱散。广场上的人群与军人对峙着，越积越多，“四人帮”压制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的行径，激起大家的强烈义愤，“火山”终于爆发了，我看到公安局的一辆安装高音喇叭的华沙牌小轿车，被群众推翻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北侧……
因为要上班，我不得不和刘迪分手，先离开了广场。后来的情况，徐晓在文章中做了详细记录，就在这一天，广场上爆发了载入史册的天安门“四五”事件。
当年天安门东南角有一座三层灰砖小楼，后因为建设毛泽东纪念堂而被拆除，纪念堂的位置原本是一片小松林，穿过这片松林正好到达小楼。小楼是警卫部队的营房，被临时用作“首都人民悼念总理委员会”的指挥部。被激怒的群众更加踊跃地走进广场，集中在纪念碑前，聚集在小楼前面，人们质问：为什么不准悼念周总理？是谁的指示？群众要求归还那些被转移的花圈。有人宣读《告士兵书》：“你们的衣服是人民做的，你们的粮食是农民生产的，你们的枪是工人制造的，你们应该和人民站在一起。”
这时，有一个青年拿着半导体话筒重复地大声喊：“大家不要挤，我们不是来闹事的，是要花圈、要战友来的。第一，不许打人；第二，不许破坏公物。”这个喊话的人正是刘迪。在这场运动被镇压之后的许多天，人们都会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最著名的播音员用圆润浑厚的嗓音，向全中国人民播报：“一个留着小平头的家伙……”自此，全中国人民都知道了这个符号般的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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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谈判代表被群众抬着从头顶上传进了小楼之后，隔几分钟便有人从楼里出来向现场的群众通报谈判情况，刘迪成了现场的指挥。
刘迪去山西插队之后，我去了陕北黄土高原插队落户。我和刘迪书信往来比较频繁，谈到陕北缺医少药，刘迪给我寄了很多中医以及现代医学基础理论书籍。按照书本儿我练气功、练针灸、学习中医理论。村里修大寨田挖出深埋地下的古代人体残骸，我参照解剖学方法观察剖析，学习人体骨骼结构，为我后来进入医学界，甚至成为奥运会的医学官员迈出了第一步。
插队期间我们经常回北京。袁澍远在新疆，武宗夏在海南，只要回到北京，大家都要见面聚一聚，畅所欲言，聊一聊各地见闻。武宗夏的爸爸武剑西是二级教授、行政8级的国家干部，曾在高教部以及高等教育、人民教育等出版社担任领导职务，属于文革中教育部等待落实政策的老干部。刘西尧担任教育部长时，拨乱反正，落实老干部政策，将武宗夏从海南农场调回北京，送到中医学院学习，毕业后在中医研究院工作。我办理病退回北京后，先是在基层单位做医务工作，后调入体育系统进入国际体育组织。此后武宗夏接受了我的建议，调入国家体委奥林匹克中心，为几支不同项目的国家队作医疗保障工作，葛和华出国留学深造，袁澍在大学任教，刘迪则艰难地办理了病退回到北京。
转眼间就到了文革的第十个年头。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去世，大家心情十分沉重，全国人民沉浸在空前悲痛的气氛中。四月初清明节前几天，几乎全北京的人都自发到过天安门广场，为逝去的周总理敬献花圈，有不少人还写出悼念词或追悼诗，站在纪念碑台阶上朗诵，场面十分感人。多年后，曾任《光明日报》出版社副总编的徐晓，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见徐晓《：大相隐于世》）对当时的情景动情地描述：
“1976年清明，是北京人民最富于诗意的一个春天，纪念碑周围花圈如海，连松墙上都扎着白花，到处贴满了手抄的诗歌，最著名的一首是：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当时我的同学，不论是在北京的，还是在外地工作出差来北京的，都自发去天安门广场，献花圈、抄诗、拍照，寄托对总理的哀思。晚上大家又聚集在一起，互相交换信息、分析形势。4月4日晚上我和刘迪等同学相约第二天再去广场。
5日上午，刘迪比我早半个小时到了广场，我们看到纪念碑前的花圈不知去向，纪念碑四周被军人和工人民兵围了起来，还设了警戒线，前来悼念的群众不断被驱散。广场上的人群与军人对峙着，越积越多，“四人帮”压制人民群众悼念周总理的行径，激起大家的强烈义愤，“火山”终于爆发了，我看到公安局的一辆安装高音喇叭的华沙牌小轿车，被群众推翻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北侧……
因为要上班，我不得不和刘迪分手，先离开了广场。后来的情况，徐晓在文章中做了详细记录，就在这一天，广场上爆发了载入史册的天安门“四五”事件。
当年天安门东南角有一座三层灰砖小楼，后因为建设毛泽东纪念堂而被拆除，纪念堂的位置原本是一片小松林，穿过这片松林正好到达小楼。小楼是警卫部队的营房，被临时用作“首都人民悼念总理委员会”的指挥部。被激怒的群众更加踊跃地走进广场，集中在纪念碑前，聚集在小楼前面，人们质问：为什么不准悼念周总理？是谁的指示？群众要求归还那些被转移的花圈。有人宣读《告士兵书》：“你们的衣服是人民做的，你们的粮食是农民生产的，你们的枪是工人制造的，你们应该和人民站在一起。”
这时，有一个青年拿着半导体话筒重复地大声喊：“大家不要挤，我们不是来闹事的，是要花圈、要战友来的。第一，不许打人；第二，不许破坏公物。”这个喊话的人正是刘迪。在这场运动被镇压之后的许多天，人们都会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最著名的播音员用圆润浑厚的嗓音，向全中国人民播报：“一个留着小平头的家伙……”自此，全中国人民都知道了这个符号般的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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