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 1976悼念周总理天安门事件中的"小平头"刘迪
武宗夏的堂姐武素梅是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在大串联时，到过海南岛一个农场（据说是武素梅的姐姐武向梅文革前在海南岛拍摄电影《红色娘子军》时认识了农场领导），就和那里的农场领导相约，毕业后想到这个农场来工作，免得去农村接受“再教育”。堂姐把这一信息告诉了武宗夏。武宗夏邀刘迪和我争取一同去那个农场工作。我从小怕蛇，不想去南方，我谢绝了武宗夏的好意。
左起武宗夏、袁澍、刘迪
刘迪有一位堂姐夫早年投身革命，曾在四野任职，1959年受到不公正待遇，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到广西崇左担任一个国营农场的场长，武宗夏、刘迪协商后决定两处农场都有必要联系。二人分别坐火车先去广西，再继续前往海南岛。谁料在广西境段正赶上两派武斗，那是真刀真枪的战斗。先行的武宗夏和随后来到广西的刘迪都先后落入了造反派的手中。造反派翻看学生证知道了他们是北京的中学生，怀疑是对立派的探子，于是立刻将他们关押，还进行吊打、严刑逼供，生杀大权尽在他们手中。
刘迪和所有被关押的人一样，每天只有六两粮食，吃的是粗米，还要干很重的活，为造反派修武斗工事。后来，武宗夏先被释放，刘迪又被继续关押了一个月才获得释放。回到北京后，他顾不上洗澡、换衣服，直接来到我的宿舍，人的外形整个小了一圈。他打消了和武宗夏一起去海南农场工作的想法，决定服从学校分配去山西定襄县插队落户。
去山西插队出发的时间由学校统一安排在1968年12月8日。他家离城里很远，因为不会蹬三轮车，他从父母工作单位借了一辆平板儿三轮车，请我帮他把上山下乡的行装，从位于朝阳区三间房生研所的家里拉到学校集中托运。
按照学校要求，刘迪提前三天托运行李。那是感恩节过去一个星期后，在生研所高音喇叭播出的“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的歌声中，我蹬着三轮车，经过掌权的造反派的严格检查之后，从生物制品研究所的北大门出来，奔朝阳门方向骑行，刘迪和弟弟两个人各骑一辆自行车，在后面帮我推着。当时路面不好，而且光线昏暗，骑行了四十多分钟到了十里铺，突然一辆捷克“佳瓦牌”摩托车冲到面前，拦住了我们的三轮车。从摩托车上下来两个穿着棉大衣，戴着红袖章的人，他们是生研所革委会的造反派，要求我们把三轮车重新蹬回去，再做一次检查。刘迪和他们争辩说：“出门之前革委会已经派人检查过了，经过批准我们才从所里出来的。”两个开摩托车的人完全不听解释，仍然命令我们回去。那年月没有说理的地方，没办法，我们只好把三轮车又蹬回生研所。这时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刘迪让我先回家，我担心他们不会蹬三轮车，刘迪说就是推着三轮车走，也会按时把行李送到学校。
刘迪和弟弟吃力地推着三轮车返回生研所，因为摩托车速度快，无法与推行的三轮车一起行驶，造反派只好开一小段路，停下来等三轮车，再接着向前开，走走停停，回到生研所已经是夜里12点了。造反派们又对每一件物品进行了细致检查后，才允许重新把三轮车推走。刘迪把一车行李推到北京二中时，天已大亮。
12月8日，刘迪带着弟弟赴山西插队接受再教育，临行之前想和被关在单位“牛棚”的父亲告别，革委会不允许，造反派们还特意为他们举行了一个特殊的“送行仪式”。经军代表同意，临时举行批斗会，批斗刘迪的爸爸“反动学术权威刘隽湘”。刘迪兄弟二人在批斗现场高音喇叭传出的“打倒反动学术权威刘隽湘！”“刘隽湘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声中，离开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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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武宗夏、袁澍、刘迪
刘迪有一位堂姐夫早年投身革命，曾在四野任职，1959年受到不公正待遇，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到广西崇左担任一个国营农场的场长，武宗夏、刘迪协商后决定两处农场都有必要联系。二人分别坐火车先去广西，再继续前往海南岛。谁料在广西境段正赶上两派武斗，那是真刀真枪的战斗。先行的武宗夏和随后来到广西的刘迪都先后落入了造反派的手中。造反派翻看学生证知道了他们是北京的中学生，怀疑是对立派的探子，于是立刻将他们关押，还进行吊打、严刑逼供，生杀大权尽在他们手中。
刘迪和所有被关押的人一样，每天只有六两粮食，吃的是粗米，还要干很重的活，为造反派修武斗工事。后来，武宗夏先被释放，刘迪又被继续关押了一个月才获得释放。回到北京后，他顾不上洗澡、换衣服，直接来到我的宿舍，人的外形整个小了一圈。他打消了和武宗夏一起去海南农场工作的想法，决定服从学校分配去山西定襄县插队落户。
去山西插队出发的时间由学校统一安排在1968年12月8日。他家离城里很远，因为不会蹬三轮车，他从父母工作单位借了一辆平板儿三轮车，请我帮他把上山下乡的行装，从位于朝阳区三间房生研所的家里拉到学校集中托运。
按照学校要求，刘迪提前三天托运行李。那是感恩节过去一个星期后，在生研所高音喇叭播出的“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的歌声中，我蹬着三轮车，经过掌权的造反派的严格检查之后，从生物制品研究所的北大门出来，奔朝阳门方向骑行，刘迪和弟弟两个人各骑一辆自行车，在后面帮我推着。当时路面不好，而且光线昏暗，骑行了四十多分钟到了十里铺，突然一辆捷克“佳瓦牌”摩托车冲到面前，拦住了我们的三轮车。从摩托车上下来两个穿着棉大衣，戴着红袖章的人，他们是生研所革委会的造反派，要求我们把三轮车重新蹬回去，再做一次检查。刘迪和他们争辩说：“出门之前革委会已经派人检查过了，经过批准我们才从所里出来的。”两个开摩托车的人完全不听解释，仍然命令我们回去。那年月没有说理的地方，没办法，我们只好把三轮车又蹬回生研所。这时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刘迪让我先回家，我担心他们不会蹬三轮车，刘迪说就是推着三轮车走，也会按时把行李送到学校。
刘迪和弟弟吃力地推着三轮车返回生研所，因为摩托车速度快，无法与推行的三轮车一起行驶，造反派只好开一小段路，停下来等三轮车，再接着向前开，走走停停，回到生研所已经是夜里12点了。造反派们又对每一件物品进行了细致检查后，才允许重新把三轮车推走。刘迪把一车行李推到北京二中时，天已大亮。
12月8日，刘迪带着弟弟赴山西插队接受再教育，临行之前想和被关在单位“牛棚”的父亲告别，革委会不允许，造反派们还特意为他们举行了一个特殊的“送行仪式”。经军代表同意，临时举行批斗会，批斗刘迪的爸爸“反动学术权威刘隽湘”。刘迪兄弟二人在批斗现场高音喇叭传出的“打倒反动学术权威刘隽湘！”“刘隽湘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声中，离开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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