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 1976悼念周总理天安门事件中的"小平头"刘迪
匈牙利事件后，中苏两党出现分歧、开始论战，我们班上的一位美国共产党重要人物的儿子何比得，不得不和来华援建的父母一同离开北京返回美国。一年以后，苏联籍的李·亚历山大同学也跟着在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工作的父母返回苏联，苏共变成了“苏修”，后来老大哥苏联又成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刘迪通过自己掌握的知识，不断向我详细讲述这段历史，使我对苏联和今天的俄罗斯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
1966年8月份，文革闹的热火朝天的时候，雕塑家司徒杰教授的家遭到了红卫兵的抢掠，他家的私人房产也被街道积极分子强占了几间，再没有空余住房让刘迪借宿。在城里，刘迪似乎已经没有了栖身之地，进城来只能到我当时上学的师大二附中宿舍过夜，有时也到我家住宿，我们经常是整夜畅聊。
文革期间，我在师大二附中的宿舍被我搞成了一个以师大子弟为主的北京市拳击练习点，同时也成了我们小学同学的一个聚会点。刘迪、袁澍、武宗夏等同学，经常约好到宿舍找我，然后一同去大专院校看大字报，了解文革形势。
刘迪思维清晰、政治嗅觉很敏感，刚一听到清华大学红卫兵批斗王光美的消息，刘迪就断言斗争的矛头是指向刘少奇的，他会很惨！
有一次刘迪、武宗夏和我一同去人民大学看大字报，听说曾经担任过朱德秘书的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孙泱已经被红卫兵打死，并被红卫兵宣布为“自杀”，刘迪立刻感觉到有人要动朱老总了。他对武宗夏说：“回家去照顾好你爸爸妈妈吧……”武宗夏的爸爸武剑西在德国留学时的两位入党介绍人，就是朱德和被红卫兵打死的孙泱的父亲孙炳文烈士。
本文作者（左）和刘迪
12月8日，刘迪带着弟弟赴山西插队接受再教育，临行之前想和被关在单位“牛棚”的父亲告别，革委会不允许，造反派们还特意为他们举行了一个特殊的“送行仪式”。
那一年的冬天，我和刘迪两个人骑着自行车去十三陵，他想去看看明朝那些“地主阶级总头子”——历代皇帝的陵墓是否已经被红卫兵彻底毁坏。到十三陵后，我们看到四处都是破砖烂瓦，思陵虽然还可以随意进出，但四周围墙已经部分坍塌。其它陵墓都已经被封，只能看到还没有遭到严重破坏的外墙和大门。刘迪给我讲述着我所不知道的有关明朝皇族背后残酷的争斗事件，从朱元璋开始一直讲到在景山上吊自杀的崇祯帝。
他对明史的了解，已经可以说是研究，其内容的丰富和深入的程度已经超过了我所接触过的一些历史老师，每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和深远影响，甚至于一些细小的情节，他都讲得非常清楚。文革中研究历史是他生活的一项主要内容，他没有参加任何群众组织，也不和任何人进行观点辩论。他的观点其实很明确，但是不能轻易对其他人说，只有我们这几个人明白。“那一场运动，一切就是内斗、胡闹、瞎折腾、一拨人残害另一拨人” 。
这些年我们经常在小学同学的微信群里回忆和刘迪在一起的日子，前些天袁澍讲述了我们在文革中的一件事。
有一次刘迪、袁澍、我，还有谭天剑四个人去颐和园。公园里没有什么人，四处空空如也，我们“捡到”一条船，在昆明湖划船一直到天黑。
宽阔寂静的昆明湖上，说什么都没关系，不怕隔墙有耳。我们从西太后过生日动用建设海军的经费，大兴土木修建颐和园，到戊戌变法，以及在菜市口大街上被斩的六君子。砍头就会有血染黄沙，于是又聊起了鲁迅的人血馒头，再到文化大革命中那些荒诞可笑的事情，以及社会上的怪现象。难得这么大的一个昆明湖，只有我们四个人乘坐一叶小舟，谈论时事激昂文字。
谭天剑是早期共产党人谭平山的孙子，他发言不多，静听刘迪讲述。袁澍做的一些只言片语的补充，起到了画龙点睛突出问题本质的作用。虽然大家都是十几岁的少年，言谈话语中却显示出对于民族的忧虑，对于国家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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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1966年8月份，文革闹的热火朝天的时候，雕塑家司徒杰教授的家遭到了红卫兵的抢掠，他家的私人房产也被街道积极分子强占了几间，再没有空余住房让刘迪借宿。在城里，刘迪似乎已经没有了栖身之地，进城来只能到我当时上学的师大二附中宿舍过夜，有时也到我家住宿，我们经常是整夜畅聊。
文革期间，我在师大二附中的宿舍被我搞成了一个以师大子弟为主的北京市拳击练习点，同时也成了我们小学同学的一个聚会点。刘迪、袁澍、武宗夏等同学，经常约好到宿舍找我，然后一同去大专院校看大字报，了解文革形势。
刘迪思维清晰、政治嗅觉很敏感，刚一听到清华大学红卫兵批斗王光美的消息，刘迪就断言斗争的矛头是指向刘少奇的，他会很惨！
有一次刘迪、武宗夏和我一同去人民大学看大字报，听说曾经担任过朱德秘书的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孙泱已经被红卫兵打死，并被红卫兵宣布为“自杀”，刘迪立刻感觉到有人要动朱老总了。他对武宗夏说：“回家去照顾好你爸爸妈妈吧……”武宗夏的爸爸武剑西在德国留学时的两位入党介绍人，就是朱德和被红卫兵打死的孙泱的父亲孙炳文烈士。
本文作者（左）和刘迪
12月8日，刘迪带着弟弟赴山西插队接受再教育，临行之前想和被关在单位“牛棚”的父亲告别，革委会不允许，造反派们还特意为他们举行了一个特殊的“送行仪式”。
那一年的冬天，我和刘迪两个人骑着自行车去十三陵，他想去看看明朝那些“地主阶级总头子”——历代皇帝的陵墓是否已经被红卫兵彻底毁坏。到十三陵后，我们看到四处都是破砖烂瓦，思陵虽然还可以随意进出，但四周围墙已经部分坍塌。其它陵墓都已经被封，只能看到还没有遭到严重破坏的外墙和大门。刘迪给我讲述着我所不知道的有关明朝皇族背后残酷的争斗事件，从朱元璋开始一直讲到在景山上吊自杀的崇祯帝。
他对明史的了解，已经可以说是研究，其内容的丰富和深入的程度已经超过了我所接触过的一些历史老师，每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和深远影响，甚至于一些细小的情节，他都讲得非常清楚。文革中研究历史是他生活的一项主要内容，他没有参加任何群众组织，也不和任何人进行观点辩论。他的观点其实很明确，但是不能轻易对其他人说，只有我们这几个人明白。“那一场运动，一切就是内斗、胡闹、瞎折腾、一拨人残害另一拨人” 。
这些年我们经常在小学同学的微信群里回忆和刘迪在一起的日子，前些天袁澍讲述了我们在文革中的一件事。
有一次刘迪、袁澍、我，还有谭天剑四个人去颐和园。公园里没有什么人，四处空空如也，我们“捡到”一条船，在昆明湖划船一直到天黑。
宽阔寂静的昆明湖上，说什么都没关系，不怕隔墙有耳。我们从西太后过生日动用建设海军的经费，大兴土木修建颐和园，到戊戌变法，以及在菜市口大街上被斩的六君子。砍头就会有血染黄沙，于是又聊起了鲁迅的人血馒头，再到文化大革命中那些荒诞可笑的事情，以及社会上的怪现象。难得这么大的一个昆明湖，只有我们四个人乘坐一叶小舟，谈论时事激昂文字。
谭天剑是早期共产党人谭平山的孙子，他发言不多，静听刘迪讲述。袁澍做的一些只言片语的补充，起到了画龙点睛突出问题本质的作用。虽然大家都是十几岁的少年，言谈话语中却显示出对于民族的忧虑，对于国家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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