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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勞工抗爭不容忽視: 總數較多、分布更廣
中國勞工抗爭不容忽視: 總數較多、分布更廣中國勞工抗爭不容忽視: 總數較多、分布更廣
蛇年第壹天，人權組織“#中國勞工通訊”發布的2024年中國罷工地圖數據分析報告顯示，在過去的壹年中，中國勞工抗爭的數量在內陸呈現增多，並且制造業的抗爭數量明顯增加 https://t.co/ugWetn39UW— 自由亞洲電台 (@RFA_Chinese) January 29, 2025
蛇年第壹天，人權組織“中國勞工通訊”發布的2024年中國罷工地圖數據分析報告顯示，在過去的壹年中，中國勞工抗爭的數量在內陸呈現增多，並且制造業的抗爭數量明顯增加。
蛇年新春，中國社媒上壹片祥和，沒有驚悚的突發事件，也沒有集體熱議的群體事件。談論勞工問題的似乎也不太多，但這仍然難以掩飾在這歡樂的氛圍背後，勞工問題依然是困擾中國社會的嚴重問題。
去年9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給中國壹重產業工人代表的回信》中曾督促中國產業工人繼續為建設制造強國而奮斗；隨後，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又發出《關於深化產業工人隊伍建設改革的意見》，強調要進壹步提高工人的主人翁地位。但剛剛發布的《中國勞工通訊罷工地圖數據分析》報告卻提醒人們，中國勞工問題不容忽視。
罷工到底是變多了還是變少了？
報告顯示，“中國勞工通訊”在2024年統計到的中國勞工罷工事件為1509件，相比2023年統計的1794件下降了近20%，但相對於此前的2019年至2022年仍處於高位。
主持撰寫這份報告的“中國勞工通訊”負責人韓東方告訴記者，這裡統計的1509件還不能完整反映現實中中國勞工罷工事件的嚴重性。他們統計的方式主要是從網絡社媒獲得罷工事件的線索，“有工人在網上發出來視頻，包括他們的行動和求助信息，這些每壹件上網前都是核實過的。”
他指出，肯定還有壹些罷工事件他們是無法統計到的，“並不是所有工人組織了集體行動，都會發在網上，”而且他表明，“中國勞工通訊”的人手有限，也很難進行全面的統計；而官方的數據也難以獲得。
對於“中國勞工通訊”的這個統計數據，總部位於美國紐約的勞工組織“中國勞工觀察”負責人李強認為，中國勞工抗爭事件的數量應該是比往年更多，他分析說，“根據目前中國企業的破產情況，以及工人反映的情況，包括工資，找工難度等等，從這些情況分析，可以間接地看出來，中國的用工環境要比去年是更糟糕的。”
李強分析說，之所以數據無法反映這種趨勢，這可能跟中國政府對網絡施行管控有關，“他（中國網絡）現在這種算法就會導致你（勞工維權信息）出來之後很快就消失了，就不再出現了，再也找不到了。他們（中國勞工通訊）用的這種方法只能在很短、很快的時間記錄到壹些個案，但並不能全面記錄到勞工抗議有多少。”
內地抗爭增多
報告也顯示，勞工抗爭事件主要發生在沿海省份，勞工維權事件最多的叁個省份都在東部沿海，分別是廣東（346起），山東（106起）和浙江（101起）。但報告指出，內陸省份也出現了許多勞工抗爭事件，例如河南（80起）、河北（69起）和陝西（59起）等。
對於這種地域分布的特點，韓東方分析說，“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從沿海地區開始的，所以那邊的工廠是很多的，”但是，隨著中國產業的發展，不少工廠從沿海向內陸遷徙，內陸工廠的數量也逐步增加，推高了勞工事件發生的幾率。
韓東方指出，這些廠家在搬遷過程中，也容易發生勞工侵權事件，“那些移出的地方，工人待遇不能保障，老板逃避補償，所以造成這種抗爭事件。”他解釋說，搬遷過程中，有壹種勞資雙方、甚至政府都很清楚的“游戲”，“工廠現在往往是壹種常態策略，就是我讓你在這裡陰幹，讓你熬不住，主動提出辭職，那就不是我的事了，你要辭職，我沒有解雇你，那就沒有補償了。”
他解釋說，具體的做法就是，廠房搬遷完畢後，原在當地的廠房已經沒有訂單，“你願意來上班就繼續上，按法律規定的，每天八小時，每周伍天，給你當地的最低工資，不犯法，但你熬不過，最低工資怎麼養家啊？”很多老板就是通過這種方式逃避補償。
長期從事中國勞工權益工作的華海峰注意到，這股從沿海向內陸搬遷工廠的趨勢早在2016年前後就已出現，“最近六到八年時間，有大量的沿海企業轉移到內地，”他認為，這可能是內地出現大量勞工抗爭事件的重要原因。
據澎湃新聞網報道，自2018年初以來，隨著工廠生產從珠江叁角洲和長江叁角洲向外擴展，中國中西部15個省份的出口累計增加94%。而這壹遷移的主要原因是沿海地區勞動力成本上升，以及內地提供了優惠政策等。
華海峰在實際調研中還發現，與這種趨勢相應，沿海和內陸地區勞工抗爭的訴求還是有些區別，沿海地區的勞工抗爭更看重工資收入的高低，內陸地區的勞工在看重收入的同時，還強調其他要求，“他們會比沿海地區抗爭的勞工更多或更早地提到社會保障、住房公積金之類的隱性福利待遇問題，因為他們在自己家鄉工作，這很多福利是他們能享受的。”
首先犧牲的是工人
這份報告也區分了不同行業的勞工抗爭事件，其中提到建築業的抗爭活動依然最多（733起，占48.6%），但制造業（452起，占30%）的案件數量卻比2023年有所上升，其次是服務業、運輸和物流業等等。
華海峰之前壹直在制造業領域從事勞工維權行動，他認為制造業領域的勞工維權事件數量上升不難理解，因為“在經濟環境變差的時候，侵權事件發生的概率就會變高很多，相應地，工人抗爭的數量就會大幅上升。”
他指出，在當前困難的經濟條件下，制造業企業為了生存，首先犧牲的都是工人，“企業要追求利潤的，在原材料成本、倉儲物流成本沒辦法壓縮的時候，他唯壹能壓縮的就是工人人工成本。”
韓東方則指出，企業工人面對的不僅有工資收入的問題，還有福利待遇以及工時過長和安全等問題。他強調，所有這些問題的核心是工人沒有自己的代表；工會名義上是工人的代表，但當勞工權益被損害的時候，工會往往幫不了工人，“絕大部分企業工會都是被老板控制的，所以等於說企業老板左手是企業，右手是工會，工人就被撒在外邊，壹盤散沙，沒人理，” 而這些矛盾延伸出去，就會造成非常規的維權、抗爭事件。
《中國勞工通訊罷工地圖數據分析》報告的結論部分提到，2024年，經濟環境、地緣政治以及產業競爭等問題，加劇了工人權利被忽視。在這種情況下，工會和企業都有責任保護工人權利的迫切需要，與此同時，跨國公司也必須對其供應鏈中的勞工權利侵犯行為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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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年第壹天，人權組織“中國勞工通訊”發布的2024年中國罷工地圖數據分析報告顯示，在過去的壹年中，中國勞工抗爭的數量在內陸呈現增多，並且制造業的抗爭數量明顯增加。
蛇年新春，中國社媒上壹片祥和，沒有驚悚的突發事件，也沒有集體熱議的群體事件。談論勞工問題的似乎也不太多，但這仍然難以掩飾在這歡樂的氛圍背後，勞工問題依然是困擾中國社會的嚴重問題。
去年9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給中國壹重產業工人代表的回信》中曾督促中國產業工人繼續為建設制造強國而奮斗；隨後，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又發出《關於深化產業工人隊伍建設改革的意見》，強調要進壹步提高工人的主人翁地位。但剛剛發布的《中國勞工通訊罷工地圖數據分析》報告卻提醒人們，中國勞工問題不容忽視。
罷工到底是變多了還是變少了？
報告顯示，“中國勞工通訊”在2024年統計到的中國勞工罷工事件為1509件，相比2023年統計的1794件下降了近20%，但相對於此前的2019年至2022年仍處於高位。
主持撰寫這份報告的“中國勞工通訊”負責人韓東方告訴記者，這裡統計的1509件還不能完整反映現實中中國勞工罷工事件的嚴重性。他們統計的方式主要是從網絡社媒獲得罷工事件的線索，“有工人在網上發出來視頻，包括他們的行動和求助信息，這些每壹件上網前都是核實過的。”
他指出，肯定還有壹些罷工事件他們是無法統計到的，“並不是所有工人組織了集體行動，都會發在網上，”而且他表明，“中國勞工通訊”的人手有限，也很難進行全面的統計；而官方的數據也難以獲得。
對於“中國勞工通訊”的這個統計數據，總部位於美國紐約的勞工組織“中國勞工觀察”負責人李強認為，中國勞工抗爭事件的數量應該是比往年更多，他分析說，“根據目前中國企業的破產情況，以及工人反映的情況，包括工資，找工難度等等，從這些情況分析，可以間接地看出來，中國的用工環境要比去年是更糟糕的。”
李強分析說，之所以數據無法反映這種趨勢，這可能跟中國政府對網絡施行管控有關，“他（中國網絡）現在這種算法就會導致你（勞工維權信息）出來之後很快就消失了，就不再出現了，再也找不到了。他們（中國勞工通訊）用的這種方法只能在很短、很快的時間記錄到壹些個案，但並不能全面記錄到勞工抗議有多少。”
內地抗爭增多
報告也顯示，勞工抗爭事件主要發生在沿海省份，勞工維權事件最多的叁個省份都在東部沿海，分別是廣東（346起），山東（106起）和浙江（101起）。但報告指出，內陸省份也出現了許多勞工抗爭事件，例如河南（80起）、河北（69起）和陝西（59起）等。
對於這種地域分布的特點，韓東方分析說，“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從沿海地區開始的，所以那邊的工廠是很多的，”但是，隨著中國產業的發展，不少工廠從沿海向內陸遷徙，內陸工廠的數量也逐步增加，推高了勞工事件發生的幾率。
韓東方指出，這些廠家在搬遷過程中，也容易發生勞工侵權事件，“那些移出的地方，工人待遇不能保障，老板逃避補償，所以造成這種抗爭事件。”他解釋說，搬遷過程中，有壹種勞資雙方、甚至政府都很清楚的“游戲”，“工廠現在往往是壹種常態策略，就是我讓你在這裡陰幹，讓你熬不住，主動提出辭職，那就不是我的事了，你要辭職，我沒有解雇你，那就沒有補償了。”
他解釋說，具體的做法就是，廠房搬遷完畢後，原在當地的廠房已經沒有訂單，“你願意來上班就繼續上，按法律規定的，每天八小時，每周伍天，給你當地的最低工資，不犯法，但你熬不過，最低工資怎麼養家啊？”很多老板就是通過這種方式逃避補償。
長期從事中國勞工權益工作的華海峰注意到，這股從沿海向內陸搬遷工廠的趨勢早在2016年前後就已出現，“最近六到八年時間，有大量的沿海企業轉移到內地，”他認為，這可能是內地出現大量勞工抗爭事件的重要原因。
據澎湃新聞網報道，自2018年初以來，隨著工廠生產從珠江叁角洲和長江叁角洲向外擴展，中國中西部15個省份的出口累計增加94%。而這壹遷移的主要原因是沿海地區勞動力成本上升，以及內地提供了優惠政策等。
華海峰在實際調研中還發現，與這種趨勢相應，沿海和內陸地區勞工抗爭的訴求還是有些區別，沿海地區的勞工抗爭更看重工資收入的高低，內陸地區的勞工在看重收入的同時，還強調其他要求，“他們會比沿海地區抗爭的勞工更多或更早地提到社會保障、住房公積金之類的隱性福利待遇問題，因為他們在自己家鄉工作，這很多福利是他們能享受的。”
首先犧牲的是工人
這份報告也區分了不同行業的勞工抗爭事件，其中提到建築業的抗爭活動依然最多（733起，占48.6%），但制造業（452起，占30%）的案件數量卻比2023年有所上升，其次是服務業、運輸和物流業等等。
華海峰之前壹直在制造業領域從事勞工維權行動，他認為制造業領域的勞工維權事件數量上升不難理解，因為“在經濟環境變差的時候，侵權事件發生的概率就會變高很多，相應地，工人抗爭的數量就會大幅上升。”
他指出，在當前困難的經濟條件下，制造業企業為了生存，首先犧牲的都是工人，“企業要追求利潤的，在原材料成本、倉儲物流成本沒辦法壓縮的時候，他唯壹能壓縮的就是工人人工成本。”
韓東方則指出，企業工人面對的不僅有工資收入的問題，還有福利待遇以及工時過長和安全等問題。他強調，所有這些問題的核心是工人沒有自己的代表；工會名義上是工人的代表，但當勞工權益被損害的時候，工會往往幫不了工人，“絕大部分企業工會都是被老板控制的，所以等於說企業老板左手是企業，右手是工會，工人就被撒在外邊，壹盤散沙，沒人理，” 而這些矛盾延伸出去，就會造成非常規的維權、抗爭事件。
《中國勞工通訊罷工地圖數據分析》報告的結論部分提到，2024年，經濟環境、地緣政治以及產業競爭等問題，加劇了工人權利被忽視。在這種情況下，工會和企業都有責任保護工人權利的迫切需要，與此同時，跨國公司也必須對其供應鏈中的勞工權利侵犯行為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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