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歌苓:心疫---危險的精神症狀
【評論 | 嚴歌苓:心疫】在美國新奧爾良以卡車襲擊人群和在拉斯維加斯自爆的兩件跨年事件,根據肇事人遺留的理念信息判斷,是兩起性質不同的惡性事故。經過幾天的思考,我覺得它們反映了同壹種危險的精神症狀,那症狀發自得病的心靈。 https://t.co/hGSlmlSa4B— 自由亞洲電台 (@RFA_Chinese) January 9, 2025
嚴歌苓評論文章
在美國新奧爾良以卡車襲擊人群和在拉斯維加斯自爆的兩件跨年事件,根據肇事人遺留的理念信息判斷,是兩起性質不同的惡性事故。經過幾天的思考,我覺得它們反映了同壹種危險的精神症狀,那症狀發自得病的心靈。
人是群居動物。自從智人誕生,贰拾幾萬年來,人類通過倫常進化,漸漸以家庭、血緣、宗族、鄰裡、同學、朋友形成小群,從而組合成社會、民族的大群。人的不斷進化,依賴於個體之間的溝通和協調。溝通是壹切合作的基礎。哪怕是導致了戰事的失敗溝通,也不失為有來有往的交道。
記得我童年時期,孩子的群落裡就有領導者和從眾者,有霸凌者和受欺者,在每壹次“官兵捉強盜”的游戲中,或踢毽子、跳房子的玩耍中進行著相克相生、適者生存小生態。就是那樣的孩提小生態,也無時不刻地充滿溝通和協調。現在我們還能看到街巷裡,小區裡,左鄰右舍的孩子們的以游戲玩耍建立的小社會嗎?我在中國的小區裡,極少看到我們童年那種玩嗨的孩子群。在國外,這種自發的游戲玩耍也屬罕見。要玩兒,可以,家長們須提前預訂時間,確定人員和地點。而孩提之樂,不就樂在隨性和自發?孩子們交往的最可愛之處,不就是無話不談,真誠交流嗎?而現在的孩子們,從兩叁歲開始,就成了低頭族,壹個手機就是他們的整個世界。倒是省了打架吵鬧,省了家長們的是非扯皮,但他們長著長著,就長成了溝通無能的社交殘障者。他們無論多苦悶,多需要排解苦悶,都不能像我們當年那樣,投入到嘰嘰喳喳的小伙伴群裡,或傾訴,或嘀咕,或被嘲笑壹通,亦或尋釁打壹架,借題發揮地宣泄掉渾身脹滿的壓力。
從最新信息看,賈巴爾(Shamsud-Din Jabbar)和李維斯博格(Matthew Livelsberger)的他殺和自殺,都是孤狼行動。前者為ISIS(伊斯蘭國)理念所影響,實施的無差別屠殺跟所有恐怖活動手段相同。後者是對現實徹底絕望,以自身之死進諫世人。兩人身份的相似處,就是他們都有著從軍作戰的經歷。似乎曾與死亡多次擦肩而過,便將生命貶值,便看淡了死亡,包括無辜他人的死亡。贰人還有個相似處,就是與家人關系的危機,以及私人生活的失意。他們內心感到的孤絕,不能通過與人交流溝通而排泄出去,只能原路返回,再被內心回收。被多次回收的怨憤和迷思以及執念,逐漸變質,成為以自殺加他殺來終極宣泄的毒素。因為不交流溝通,所以沒有共情力,同情心,最終變成極致的自私者:世界因我存在而存在,若世界不以我的意志而轉移,我寧可毀滅這世界。試想他倆若有壹個半個知己,哪怕壹個熟人或鄰居,能借壹只同情的耳朵,去聆聽他們的苦楚憋屈,那耳朵等於壹個盛裝他們心靈嘔吐物的器皿,事情會不同嗎?
這種“器皿”我曾經遇到過多個,對我嘔吐出的最危險的念頭,都是默默盛裝,最多給於叁兩句勸慰。應該說,這兩個失敗人生的最失敗之處,是沒有找到或錯過了這樣的聆聽者。用同樣寓意,便是錯失了盛裝他們心靈嘔吐物的同情之耳。這樣的同情之耳來自壹顆共情之心,有時它屬於終身伴侶,有時屬於親密朋友,他們共同的特點,是絕不仲裁你,任你吐盡內心淤積。這是我們當今生活中最大的缺失,這缺失在男性中尤為顯著,因為男人們都爭當硬漢,將訴苦抱怨視為軟弱,於是死扛著即將崩塌的積雪,只等最後壹片雪花飄落以觸發整場雪崩。女性在尋找心靈傾吐器皿方面,是較為幸運的。她們從史前人類就被采集、種植等集體活動塑造出易於合群的本性,這本性在她們內心培養了壹個沉睡的怨婦,壹旦遇到不可承受之事,那怨婦就會蘇醒,從而把身邊的親近者變成她們心靈嘔吐的盛裝器皿。家長裡短的嚼舌,搬是弄非的惡習,在此時反而救了女性,被當做“器皿”者,此時若反饋幾句偏心勸解,或者交換壹兩個同樣糟心的秘密,那片造成雪崩的最後壹片雪花,便飄往了別處。我在長篇小說《扶桑》中寫道:“她跪著,卻寬恕了所有站著的男人”。這是我受老子“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哲思啟發所發的所謂女權宣言。男人的脆弱,在於他們的太要強,“兵強則滅,木強則折”,“強大處下,柔弱處上”。對於剛強者易折這壹點,扶桑是看得很清的。有人說扶桑身具奴性,我只能詭秘壹笑;她的強大,在於內心,是悟性的強大,是向死而生的強大。
我在上壹篇文章中(《我們都是魚》https://www.rfa.org/mandarin/guandian/pinglun/2024/12/25/ygl-yan-ge-ling-wo-men-dou-shi-yu/)談到我們群體防護意識薄弱是因為群體健忘引起,現在,我認為那是偏頗之談。防,是要從何處防起?要從每壹個孩子,每壹個家庭,每壹個社區,每個朋友圈開始;護,便是對每壹顆心靈增加關注和關懷。心靈是我們生命的“軟件”,“軟件中毒”,後果有時比“硬件病態”更加可怕。壹個得癌症的人,可以說他硬件得了重病,但只要他的心靈健康,絕不會在刹那間以全人類的他者為敵,盡可能多地消滅那些他者。賈巴爾預謀的開始,是想弑殺他的家人,但他考量到對家人的殺戮不會引起巨大社會反響,所以他決定拿陌生人開刀。也就是說,這類走極端的人類成員是有共同點的,那就是他們都有表演欲,他們或多或少都是“行為藝術家“,在自己的終極的生命演出中,盡量多地為自己拉觀眾,因為他們的壹生都缺乏旁人的關注和關懷,他們用毀滅自身和他人來博得關注。所以對此類惡性事件防范的開始,是對個體的關注,是對壹個幼小孩童的關注,是對壹個不愉快的朋友或熟人的關注。給於他人壹點關注吧,這對我們自身是多麼廉價的防護!
當今人們會花高價尋求心靈嘔吐的盛裝器皿,那壹個個人形器皿,叫做心理咨詢師。隨著疫情對我們生活方式的永久改變,使我們更加離群索居,更加需要擴充心靈嘔吐物的回收量,現在心理就診可謂壹診難求,很多人在感到最後壹片雪花正在飄來時求助心理診所,而得到卻是“本所不再接受新患者”的電子語音答復。就算你幸運,找到壹個還有接納量的診所,你花幾百塊進行壹次“嘔吐”,也很難得到壹個真正理解的回聲。從弗洛伊德到榮格,再到當代心理醫學界,在人類無限復雜的心理迷宮裡,他們只能指出為數不多的幾種出路,倒是還不如碎嘴女人幾句家長裡短的幫腔,拉偏架。想想這有多可怕,我們同路行走的人群裡,就有那些等著最後壹片雪花飄來以觸發他整個心靈崩潰,從而毀滅他人或自身的人。他們如我們壹樣穿衣戴帽,心裡卻萬念俱灰,滿心陰暗,視身邊壹切他者為敵,不惜與其同歸於盡。假如我知道他們是誰,我願意讓我的耳朵做壹只無限大的“器皿”,盛裝他們傾盡壹生不如意的嘔吐,我願意稍微幫腔,小小地拉壹點偏架,我願意為他們擋住那最後壹片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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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新奧爾良以卡車襲擊人群和在拉斯維加斯自爆的兩件跨年事件,根據肇事人遺留的理念信息判斷,是兩起性質不同的惡性事故。經過幾天的思考,我覺得它們反映了同壹種危險的精神症狀,那症狀發自得病的心靈。
人是群居動物。自從智人誕生,贰拾幾萬年來,人類通過倫常進化,漸漸以家庭、血緣、宗族、鄰裡、同學、朋友形成小群,從而組合成社會、民族的大群。人的不斷進化,依賴於個體之間的溝通和協調。溝通是壹切合作的基礎。哪怕是導致了戰事的失敗溝通,也不失為有來有往的交道。
記得我童年時期,孩子的群落裡就有領導者和從眾者,有霸凌者和受欺者,在每壹次“官兵捉強盜”的游戲中,或踢毽子、跳房子的玩耍中進行著相克相生、適者生存小生態。就是那樣的孩提小生態,也無時不刻地充滿溝通和協調。現在我們還能看到街巷裡,小區裡,左鄰右舍的孩子們的以游戲玩耍建立的小社會嗎?我在中國的小區裡,極少看到我們童年那種玩嗨的孩子群。在國外,這種自發的游戲玩耍也屬罕見。要玩兒,可以,家長們須提前預訂時間,確定人員和地點。而孩提之樂,不就樂在隨性和自發?孩子們交往的最可愛之處,不就是無話不談,真誠交流嗎?而現在的孩子們,從兩叁歲開始,就成了低頭族,壹個手機就是他們的整個世界。倒是省了打架吵鬧,省了家長們的是非扯皮,但他們長著長著,就長成了溝通無能的社交殘障者。他們無論多苦悶,多需要排解苦悶,都不能像我們當年那樣,投入到嘰嘰喳喳的小伙伴群裡,或傾訴,或嘀咕,或被嘲笑壹通,亦或尋釁打壹架,借題發揮地宣泄掉渾身脹滿的壓力。
從最新信息看,賈巴爾(Shamsud-Din Jabbar)和李維斯博格(Matthew Livelsberger)的他殺和自殺,都是孤狼行動。前者為ISIS(伊斯蘭國)理念所影響,實施的無差別屠殺跟所有恐怖活動手段相同。後者是對現實徹底絕望,以自身之死進諫世人。兩人身份的相似處,就是他們都有著從軍作戰的經歷。似乎曾與死亡多次擦肩而過,便將生命貶值,便看淡了死亡,包括無辜他人的死亡。贰人還有個相似處,就是與家人關系的危機,以及私人生活的失意。他們內心感到的孤絕,不能通過與人交流溝通而排泄出去,只能原路返回,再被內心回收。被多次回收的怨憤和迷思以及執念,逐漸變質,成為以自殺加他殺來終極宣泄的毒素。因為不交流溝通,所以沒有共情力,同情心,最終變成極致的自私者:世界因我存在而存在,若世界不以我的意志而轉移,我寧可毀滅這世界。試想他倆若有壹個半個知己,哪怕壹個熟人或鄰居,能借壹只同情的耳朵,去聆聽他們的苦楚憋屈,那耳朵等於壹個盛裝他們心靈嘔吐物的器皿,事情會不同嗎?
這種“器皿”我曾經遇到過多個,對我嘔吐出的最危險的念頭,都是默默盛裝,最多給於叁兩句勸慰。應該說,這兩個失敗人生的最失敗之處,是沒有找到或錯過了這樣的聆聽者。用同樣寓意,便是錯失了盛裝他們心靈嘔吐物的同情之耳。這樣的同情之耳來自壹顆共情之心,有時它屬於終身伴侶,有時屬於親密朋友,他們共同的特點,是絕不仲裁你,任你吐盡內心淤積。這是我們當今生活中最大的缺失,這缺失在男性中尤為顯著,因為男人們都爭當硬漢,將訴苦抱怨視為軟弱,於是死扛著即將崩塌的積雪,只等最後壹片雪花飄落以觸發整場雪崩。女性在尋找心靈傾吐器皿方面,是較為幸運的。她們從史前人類就被采集、種植等集體活動塑造出易於合群的本性,這本性在她們內心培養了壹個沉睡的怨婦,壹旦遇到不可承受之事,那怨婦就會蘇醒,從而把身邊的親近者變成她們心靈嘔吐的盛裝器皿。家長裡短的嚼舌,搬是弄非的惡習,在此時反而救了女性,被當做“器皿”者,此時若反饋幾句偏心勸解,或者交換壹兩個同樣糟心的秘密,那片造成雪崩的最後壹片雪花,便飄往了別處。我在長篇小說《扶桑》中寫道:“她跪著,卻寬恕了所有站著的男人”。這是我受老子“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哲思啟發所發的所謂女權宣言。男人的脆弱,在於他們的太要強,“兵強則滅,木強則折”,“強大處下,柔弱處上”。對於剛強者易折這壹點,扶桑是看得很清的。有人說扶桑身具奴性,我只能詭秘壹笑;她的強大,在於內心,是悟性的強大,是向死而生的強大。
我在上壹篇文章中(《我們都是魚》https://www.rfa.org/mandarin/guandian/pinglun/2024/12/25/ygl-yan-ge-ling-wo-men-dou-shi-yu/)談到我們群體防護意識薄弱是因為群體健忘引起,現在,我認為那是偏頗之談。防,是要從何處防起?要從每壹個孩子,每壹個家庭,每壹個社區,每個朋友圈開始;護,便是對每壹顆心靈增加關注和關懷。心靈是我們生命的“軟件”,“軟件中毒”,後果有時比“硬件病態”更加可怕。壹個得癌症的人,可以說他硬件得了重病,但只要他的心靈健康,絕不會在刹那間以全人類的他者為敵,盡可能多地消滅那些他者。賈巴爾預謀的開始,是想弑殺他的家人,但他考量到對家人的殺戮不會引起巨大社會反響,所以他決定拿陌生人開刀。也就是說,這類走極端的人類成員是有共同點的,那就是他們都有表演欲,他們或多或少都是“行為藝術家“,在自己的終極的生命演出中,盡量多地為自己拉觀眾,因為他們的壹生都缺乏旁人的關注和關懷,他們用毀滅自身和他人來博得關注。所以對此類惡性事件防范的開始,是對個體的關注,是對壹個幼小孩童的關注,是對壹個不愉快的朋友或熟人的關注。給於他人壹點關注吧,這對我們自身是多麼廉價的防護!
當今人們會花高價尋求心靈嘔吐的盛裝器皿,那壹個個人形器皿,叫做心理咨詢師。隨著疫情對我們生活方式的永久改變,使我們更加離群索居,更加需要擴充心靈嘔吐物的回收量,現在心理就診可謂壹診難求,很多人在感到最後壹片雪花正在飄來時求助心理診所,而得到卻是“本所不再接受新患者”的電子語音答復。就算你幸運,找到壹個還有接納量的診所,你花幾百塊進行壹次“嘔吐”,也很難得到壹個真正理解的回聲。從弗洛伊德到榮格,再到當代心理醫學界,在人類無限復雜的心理迷宮裡,他們只能指出為數不多的幾種出路,倒是還不如碎嘴女人幾句家長裡短的幫腔,拉偏架。想想這有多可怕,我們同路行走的人群裡,就有那些等著最後壹片雪花飄來以觸發他整個心靈崩潰,從而毀滅他人或自身的人。他們如我們壹樣穿衣戴帽,心裡卻萬念俱灰,滿心陰暗,視身邊壹切他者為敵,不惜與其同歸於盡。假如我知道他們是誰,我願意讓我的耳朵做壹只無限大的“器皿”,盛裝他們傾盡壹生不如意的嘔吐,我願意稍微幫腔,小小地拉壹點偏架,我願意為他們擋住那最後壹片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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