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來] 薄瓜瓜辯文引出的舊文:薄熙來獲罪的前情後事
到了第叁代、第肆代領導集體時期，中共領導層內部已經徹底地統壹了思想、徹底地實現了和諧、徹底地“團結壹致向錢看”、徹底地“團結在以某某為某某的周圍”了。於是，再沒有思想分歧，再沒有政治沖突，再沒有路線斗爭，剩下的就只有永遠沒人承認的分贓不均引起的爭權奪利。相比鄧小平，中共第叁代、第肆代領導人與時俱進，聰明多了、也簡單多了：他們在制裁爭權奪利失敗者的時候，再也不提政治、路線斗爭，再也不扣“反黨”、“反革命”、“篡黨奪權”的帽子，只需信手拈來壹個經濟的或者貪腐的或者濫用職權的刑事罪名就可以壹勞永逸地消滅對手的政治生命、道德生命和肉體生命——這就是李敖常說的“政治問題，司法解決”。好在共產黨的門前連兩只石獅子都不幹淨，所以不需要栽贓陷害就會讓對手及其黨羽們百口莫辯、無話可說，就會把政治迫害壹變成為大得人心的“反腐倡廉”。江澤民對陳希同、胡錦濤對陳良宇，都是如此。
這就是中共懲治對手的歷史沿革，也是審判薄熙來的現實背景。
有壹篇“獨立學者王康”的文章提到，薄熙來的過堂表現說明他不是壹個“革命理想者”，因為他沒有勇氣像蘇格拉底、陳獨秀、卡斯特羅壹樣在法庭上慷慨自辨、高陳主張、舍生取義。這篇半吊子文章居然得到了大量轉發。為什麼說它半吊子呢？因為第壹，薄熙來毫無疑問是壹個“革命理想者”，雖然經驗證明“革命理想者”經常是非常邪惡的；贰、薄熙來是壹個“革命理想者”，並不意味著公審他的黨對薄熙來來說就是自己“革命理想”的對立面。蘇格拉底、陳獨秀、卡斯特羅面對的是自己信仰和思想的敵人，所以他們勢必表現出義憤和對抗。相反，我們黨始終是薄熙來信仰和思想的同志與後盾。昨天的黨壹再贊美薄熙來的“革命首創精神”，今天的黨即便翻臉不認人，也還是沒有在政治和路線問題上責備他半個字。薄熙來當然也非常明白他和自己的審判者之間根本不是思想沖突和路線斗爭。薄熙來再飛揚跋扈，再桀驁不馴，畢竟還是壹個有頭腦、有理智的高級幹部，而不是壹個莽夫，更不是壹個混蛋；即便真有什麼好處，他也不至於昧著良心、不知好歹、多此壹舉地別尋事端、節外生枝。薄熙來和黨的關系，完全不像張春橋和鄧小平之間思想上針鋒相對、政治上你死我活；對張春橋來說，審判自己的是背叛了無產階級、已經蛻變為修正主義的鄧小平黨；他在審判中壹言不發、毫不妥協、“不向霸王讓寸分”，是捍衛真理，是“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這壹點，和薄熙來的心路風馬牛不相及。
共產黨是作為壹個陰謀、秘密、暴力團伙起家的，這壹性質決定了它從壹開始就有著極端、嚴密、苛刻、偏執、封閉的組織紀律和幫規家法，包括：思想嚴格統壹，禁絕任何宗派，行動必須壹致，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不允許任何個性自由、獨立意志、不同觀點和個人英雄主義。在這些紀律和幫規中，還有壹個往往被忽視、但卻決定人生死命運的條款：個人利益服從組織利益，工作絕對服從組織安排——說明白了就是：在共產黨體系內部，尤其是在最高層，你的職務和位置只能由“組織”來安排和調遣，絕對不允許你主動覬覦和爭取；任何升遷的欲望和抱負，都是僭越、野心和陰謀；任何“伸手要官”的言行，都是不可容忍和必須嚴懲的罪惡。用這些組織紀律和幫規家法來對照薄熙來的所作所為，就會發現他全都觸犯了、違反了。這就是黨壹致認同薄熙來必須受到懲處、整肅的真正原因。
但這個真正的原因，黨卻是無法言說的。雖然今天習近平又重新啟用了“野心家、陰謀家”的污名，但“野心家、陰謀家”是政治定性，現代社會，即便是共產黨，也總不能用它來作刑事定罪吧？薄熙來的野心、圖謀以及引發的權力斗爭，盡管全世界早已人所共知，但對掩耳盜鈴的執政者來說還是黨和國家絕密，打死也不能透露半句（所以法庭上薄熙來剛講壹句“有人說我想當總理”，就立刻被法官喝止），更無法把它當作薄熙來的罪行來公開。
作為黨內家法幫規制定者壹員的薄熙來本該深知並嚴守“個人利益服從組織利益，絕對服從組織工作安排”這壹戒律，但卻上位心切、利令智昏、急功近利、狂妄輕敵的觸犯了黨這個頭等大忌，以致淪為階下囚；如今痛定思痛，意識和潛意識裡肯定都會有愧疚和悔過，他絕不可能再錯上加錯（所以法庭上薄熙來失口講了“有人說我想當總理”壹被阻止，就立即住嘴）。薄熙來不像張春橋，也不像陳希同。對陳希同來說，迫害、審判自己的是江澤民而不是黨，法庭上他明顯的情緒、抵觸和怨懟的對象不是黨而是江澤民個人，故此在出獄後的回憶錄裡他借李錫銘之口大罵江澤民。而薄熙來，面對的審判者是整個自己的黨，他也沒有什麼特別的人可以抱怨，所以他既不會像法庭上的張春橋那樣公開與變質了的黨不共戴天，也不會像審判中的陳希同那樣對假黨濟私的江澤民充滿了抵觸和怨恨，更不會把自己案情的真相主動去向“權力斗爭和政治整肅”引導。
如果薄熙來真的把自己案情主動引導向“權力斗爭和政治整肅”了，按照共產黨的邏輯，就是公開與黨和組織決裂，就是徹頭徹尾的反黨和叛黨，就是變成了對抗性矛盾。共產黨長期持續、深入靈魂的奴化教育，已經讓它的成員徹底失去自我、失去人格，不但從人身、而且從精神上對黨形成完全依附。對已經百分之百奴化了的中共成員來說，貪腐犯罪是個人小節，反黨叛黨是大是大非；寧肯因經濟和刑事罪名慘遭殺身也絕不可以被“反黨叛黨”蓋棺論定；人生最可怕的不是失去自由和肉體生命，而是失去了組織和政治生命——被黨拋棄並不等同於失去組織和政治生命，而如果主動從思想上否定黨、從行動上和黨對抗，才真正失去了組織生命和政治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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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人說話啊，我想來說幾句
這就是中共懲治對手的歷史沿革，也是審判薄熙來的現實背景。
有壹篇“獨立學者王康”的文章提到，薄熙來的過堂表現說明他不是壹個“革命理想者”，因為他沒有勇氣像蘇格拉底、陳獨秀、卡斯特羅壹樣在法庭上慷慨自辨、高陳主張、舍生取義。這篇半吊子文章居然得到了大量轉發。為什麼說它半吊子呢？因為第壹，薄熙來毫無疑問是壹個“革命理想者”，雖然經驗證明“革命理想者”經常是非常邪惡的；贰、薄熙來是壹個“革命理想者”，並不意味著公審他的黨對薄熙來來說就是自己“革命理想”的對立面。蘇格拉底、陳獨秀、卡斯特羅面對的是自己信仰和思想的敵人，所以他們勢必表現出義憤和對抗。相反，我們黨始終是薄熙來信仰和思想的同志與後盾。昨天的黨壹再贊美薄熙來的“革命首創精神”，今天的黨即便翻臉不認人，也還是沒有在政治和路線問題上責備他半個字。薄熙來當然也非常明白他和自己的審判者之間根本不是思想沖突和路線斗爭。薄熙來再飛揚跋扈，再桀驁不馴，畢竟還是壹個有頭腦、有理智的高級幹部，而不是壹個莽夫，更不是壹個混蛋；即便真有什麼好處，他也不至於昧著良心、不知好歹、多此壹舉地別尋事端、節外生枝。薄熙來和黨的關系，完全不像張春橋和鄧小平之間思想上針鋒相對、政治上你死我活；對張春橋來說，審判自己的是背叛了無產階級、已經蛻變為修正主義的鄧小平黨；他在審判中壹言不發、毫不妥協、“不向霸王讓寸分”，是捍衛真理，是“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這壹點，和薄熙來的心路風馬牛不相及。
共產黨是作為壹個陰謀、秘密、暴力團伙起家的，這壹性質決定了它從壹開始就有著極端、嚴密、苛刻、偏執、封閉的組織紀律和幫規家法，包括：思想嚴格統壹，禁絕任何宗派，行動必須壹致，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不允許任何個性自由、獨立意志、不同觀點和個人英雄主義。在這些紀律和幫規中，還有壹個往往被忽視、但卻決定人生死命運的條款：個人利益服從組織利益，工作絕對服從組織安排——說明白了就是：在共產黨體系內部，尤其是在最高層，你的職務和位置只能由“組織”來安排和調遣，絕對不允許你主動覬覦和爭取；任何升遷的欲望和抱負，都是僭越、野心和陰謀；任何“伸手要官”的言行，都是不可容忍和必須嚴懲的罪惡。用這些組織紀律和幫規家法來對照薄熙來的所作所為，就會發現他全都觸犯了、違反了。這就是黨壹致認同薄熙來必須受到懲處、整肅的真正原因。
但這個真正的原因，黨卻是無法言說的。雖然今天習近平又重新啟用了“野心家、陰謀家”的污名，但“野心家、陰謀家”是政治定性，現代社會，即便是共產黨，也總不能用它來作刑事定罪吧？薄熙來的野心、圖謀以及引發的權力斗爭，盡管全世界早已人所共知，但對掩耳盜鈴的執政者來說還是黨和國家絕密，打死也不能透露半句（所以法庭上薄熙來剛講壹句“有人說我想當總理”，就立刻被法官喝止），更無法把它當作薄熙來的罪行來公開。
作為黨內家法幫規制定者壹員的薄熙來本該深知並嚴守“個人利益服從組織利益，絕對服從組織工作安排”這壹戒律，但卻上位心切、利令智昏、急功近利、狂妄輕敵的觸犯了黨這個頭等大忌，以致淪為階下囚；如今痛定思痛，意識和潛意識裡肯定都會有愧疚和悔過，他絕不可能再錯上加錯（所以法庭上薄熙來失口講了“有人說我想當總理”壹被阻止，就立即住嘴）。薄熙來不像張春橋，也不像陳希同。對陳希同來說，迫害、審判自己的是江澤民而不是黨，法庭上他明顯的情緒、抵觸和怨懟的對象不是黨而是江澤民個人，故此在出獄後的回憶錄裡他借李錫銘之口大罵江澤民。而薄熙來，面對的審判者是整個自己的黨，他也沒有什麼特別的人可以抱怨，所以他既不會像法庭上的張春橋那樣公開與變質了的黨不共戴天，也不會像審判中的陳希同那樣對假黨濟私的江澤民充滿了抵觸和怨恨，更不會把自己案情的真相主動去向“權力斗爭和政治整肅”引導。
如果薄熙來真的把自己案情主動引導向“權力斗爭和政治整肅”了，按照共產黨的邏輯，就是公開與黨和組織決裂，就是徹頭徹尾的反黨和叛黨，就是變成了對抗性矛盾。共產黨長期持續、深入靈魂的奴化教育，已經讓它的成員徹底失去自我、失去人格，不但從人身、而且從精神上對黨形成完全依附。對已經百分之百奴化了的中共成員來說，貪腐犯罪是個人小節，反黨叛黨是大是大非；寧肯因經濟和刑事罪名慘遭殺身也絕不可以被“反黨叛黨”蓋棺論定；人生最可怕的不是失去自由和肉體生命，而是失去了組織和政治生命——被黨拋棄並不等同於失去組織和政治生命，而如果主動從思想上否定黨、從行動上和黨對抗，才真正失去了組織生命和政治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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