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來] 薄瓜瓜辯文引出的舊文:薄熙來獲罪的前情後事
其實，太多的無常並不是伴隨著生命的必然，而是萬惡的極權專制制度造就。如果我們想擁有壹個穩定、安全、康寧的人生，就必需消滅極權專制制度。雖然崇禎的遺言前車在耳，但無數獨夫民賊卻周而復始的利令智昏、飛蛾撲火。如果我們不想讓壹代代崇禎們害人害己，就壹定要鏟除滋生出他們的土壤。
薄熙來不是天生的惡貫滿盈，谷開來不是生就的恣意妄為，薄瓜瓜也不是壹成人就揮霍驕奢。他們都有著顯赫的家世，有著良好的教育，有著優雅的外表，有著成功的事業和學業。在壹個正常的社會裡，他們的壹家本來應該像那裡的精英家庭們壹樣，清新、健康、單純、溫馨、文雅、生機勃勃，而不該像今天這樣黑暗、扭曲、變態、陰沉、分裂、齷齪。在壹個自由的國度中，他本人應該可以堂堂正正的角逐大位、追求至高、實現抱負，而不必像今天這般身敗名裂、牢底坐穿。
極權專制制度毀滅了普通人的生命、安全、家庭、人倫和親情，毀滅了平常者的人性、人格、尊嚴、道德和良知，同時也毀滅著極權專制者自身所擁有的壹切。民主，只有民主，才能讓普通民眾徹底擺脫苦難，也才能讓極權專制者本身不再沉淪。
附：
薄熙來獲罪的前情後事
寫於2013年9月
毛澤東時代的共產黨中國，基本上不屬於現代意義上的國家，類似於成吉思汗的部落政權、努爾哈赤的軍旗體制，頂多是儲安平說的黨天下。所以“前叁拾年”的共產黨政權，沒有國家的觀念、國家的結構、國家的規則、國家的法度，取而代之的是黨紀、幫規、家法。那時共產黨高官，從來不存在違法犯罪的可能——因為國家就是他們的，所以司法對他們無能為力。但是，這絕不意味他們就安全無恙。壹切共產黨高官都是組織的成員，所以家法、幫規、黨紀不但時刻嚴密地約束、監視、威脅著他們，而且動輒以“思想錯誤、政治錯誤、路線錯誤”和“反黨”、“篡黨奪權”等律條對那些思想爭論、路線分歧、政治角逐、權力爭奪的失利者、失敗者、失勢者、失寵者予以嚴厲的制裁、整肅、懲處。由於家法、幫規、黨紀比國法刑律更具隨意性、更不受制約，所以這種制裁、整肅、懲處也就加倍的冷酷、殘忍、血腥和恐怖。
鄧小平掌權和改革開放後，為了“撥亂反正”，為了顯示“依法治國”，為了讓世人心服口服，當然也出於為了讓政治對手丟人現眼、遺臭萬年和真正永世不得翻身的私心，壹手策劃了對林彪、江青的公審，開創了中共歷史上把政治斗爭、路線斗爭和權力斗爭的對手通過司法程序審判和定罪的首例。
可是，當年資本主義在中國還沒復辟，貪污、受賄、盜竊國庫、官商勾結、巧取豪奪尚未流行，鄧小平還沒法給對頭們找個下叁濫的罪名，只好采用了“反革命”的案由。雖然當時“反革命罪”也進了刑法，但聽上去怎麼都有政治迫害的嫌疑。同時，由於家法觀念侵染過深，司法經驗嚴重缺乏，更不具備現代法制精神的基本素質和程序意識，這壹公審成了壹場鬧劇，不但沒有彰顯中國的法治，沒有撥亂反正，反倒讓全世界看了中國赤裸裸人治亂象的笑話。
除了在旁觀者面前被恥笑，還使當事人平添了仇恨。雖然毛澤東讓黃、吳、李、邱含冤受屈、家破人亡，但畢竟沒有給他們公開審判、正式定刑，沒有讓他們被千夫所指，沒有讓他們在大庭廣眾之下和廣播電視之前出乖露丑——當然實事求是講，刑事定罪要遠遠好於毛澤東時代的家法、幫規、黨紀懲治：刑事定罪到底是在壹個既定的規則內進行，至少還有壹個可知的期限、壹個明確的去向、壹個規定的待遇，而家法、幫規、黨紀就隨心所欲、沒有任何邊界了，秘密關押、人間消失、任意折磨、沒有止境——。因此，邱會作在回憶錄裡對毛澤東是委屈幽怨，對鄧小平則憤憤不平，認為他開了壹個把黨內路線分歧、政治斗爭用法律和刑事解決的惡劣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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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聞沒人評論怎麼行，我來說幾句
薄熙來不是天生的惡貫滿盈，谷開來不是生就的恣意妄為，薄瓜瓜也不是壹成人就揮霍驕奢。他們都有著顯赫的家世，有著良好的教育，有著優雅的外表，有著成功的事業和學業。在壹個正常的社會裡，他們的壹家本來應該像那裡的精英家庭們壹樣，清新、健康、單純、溫馨、文雅、生機勃勃，而不該像今天這樣黑暗、扭曲、變態、陰沉、分裂、齷齪。在壹個自由的國度中，他本人應該可以堂堂正正的角逐大位、追求至高、實現抱負，而不必像今天這般身敗名裂、牢底坐穿。
極權專制制度毀滅了普通人的生命、安全、家庭、人倫和親情，毀滅了平常者的人性、人格、尊嚴、道德和良知，同時也毀滅著極權專制者自身所擁有的壹切。民主，只有民主，才能讓普通民眾徹底擺脫苦難，也才能讓極權專制者本身不再沉淪。
附：
薄熙來獲罪的前情後事
寫於2013年9月
毛澤東時代的共產黨中國，基本上不屬於現代意義上的國家，類似於成吉思汗的部落政權、努爾哈赤的軍旗體制，頂多是儲安平說的黨天下。所以“前叁拾年”的共產黨政權，沒有國家的觀念、國家的結構、國家的規則、國家的法度，取而代之的是黨紀、幫規、家法。那時共產黨高官，從來不存在違法犯罪的可能——因為國家就是他們的，所以司法對他們無能為力。但是，這絕不意味他們就安全無恙。壹切共產黨高官都是組織的成員，所以家法、幫規、黨紀不但時刻嚴密地約束、監視、威脅著他們，而且動輒以“思想錯誤、政治錯誤、路線錯誤”和“反黨”、“篡黨奪權”等律條對那些思想爭論、路線分歧、政治角逐、權力爭奪的失利者、失敗者、失勢者、失寵者予以嚴厲的制裁、整肅、懲處。由於家法、幫規、黨紀比國法刑律更具隨意性、更不受制約，所以這種制裁、整肅、懲處也就加倍的冷酷、殘忍、血腥和恐怖。
鄧小平掌權和改革開放後，為了“撥亂反正”，為了顯示“依法治國”，為了讓世人心服口服，當然也出於為了讓政治對手丟人現眼、遺臭萬年和真正永世不得翻身的私心，壹手策劃了對林彪、江青的公審，開創了中共歷史上把政治斗爭、路線斗爭和權力斗爭的對手通過司法程序審判和定罪的首例。
可是，當年資本主義在中國還沒復辟，貪污、受賄、盜竊國庫、官商勾結、巧取豪奪尚未流行，鄧小平還沒法給對頭們找個下叁濫的罪名，只好采用了“反革命”的案由。雖然當時“反革命罪”也進了刑法，但聽上去怎麼都有政治迫害的嫌疑。同時，由於家法觀念侵染過深，司法經驗嚴重缺乏，更不具備現代法制精神的基本素質和程序意識，這壹公審成了壹場鬧劇，不但沒有彰顯中國的法治，沒有撥亂反正，反倒讓全世界看了中國赤裸裸人治亂象的笑話。
除了在旁觀者面前被恥笑，還使當事人平添了仇恨。雖然毛澤東讓黃、吳、李、邱含冤受屈、家破人亡，但畢竟沒有給他們公開審判、正式定刑，沒有讓他們被千夫所指，沒有讓他們在大庭廣眾之下和廣播電視之前出乖露丑——當然實事求是講，刑事定罪要遠遠好於毛澤東時代的家法、幫規、黨紀懲治：刑事定罪到底是在壹個既定的規則內進行，至少還有壹個可知的期限、壹個明確的去向、壹個規定的待遇，而家法、幫規、黨紀就隨心所欲、沒有任何邊界了，秘密關押、人間消失、任意折磨、沒有止境——。因此，邱會作在回憶錄裡對毛澤東是委屈幽怨，對鄧小平則憤憤不平，認為他開了壹個把黨內路線分歧、政治斗爭用法律和刑事解決的惡劣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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