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頭稅道歉] 人頭稅重壓,南宋"愚民"不肯生養孩子
鄭興裔的辦法可能未被朝廷采納，也可能是采納了但沒有效果，然後被放棄。稍晚壹些時候，孝宗淳熙年間去福建南劍州做地方官的陳安節，發現當地仍是“民俗類不舉子”。陳安節的挽救辦法，不是發動民眾舉報，而是“勸其舉者，官賦之粟者叁年” ——對生養孩子者實施獎賞，由官府連續叁年給生養孩子的家庭提供糧食。據陳安節的墓志銘講，有了叁年糧食補助，南劍州百姓不肯生養孩子的風氣發生了轉變。叁年糧食補助不是小數目，墓志銘對陳安節治績的敘述，也許不算誇張。
大略同期的嚴州（也在今浙江境內），現象也很典型。據呂祖謙說，嚴州多盜賊，原因不是民風彪悍，也不是地理位置偏僻，而是“丁錢偏重於它邦，原其情狀，實可憐憫”，當地百姓被人頭稅壓得喘不過氣來，只好上山去做盜匪。嚴州地方官府實地探訪後，留下了這樣壹段記錄：
深山窮谷至有年叁拾余，顏狀老蒼不敢裹頭。縣吏恐丁數虧折，時復搜括相驗，糾令輸納，謂之“貎丁”。民間旣无避免之铝P油瘓伲嬙訊】凇Ｒ凰曛洌と尕層詹恢浼浮Ｐ∶袼漵蓿裎薷缸又客揭遠蠐謚馗常堂眉煨裕紫嘣羯保碩推Ｄ嬡死恚刮酢�
大意是：嚴州的偏僻山谷之中，藏著很多年過叁拾、容貌老成卻不裹頭、不行成人禮的男丁——因為行了成人禮就要納入簿冊，就是繳人頭稅。地方官吏為了將他們抓出來，常下鄉挨家挨戶搜查，這種搜查有個專用名詞“貌丁”，就是當面檢驗百姓的面容相貌來判斷其是否已經成年、是否應納人頭稅。老百姓被“貌丁”逼得無路可走，只好生了孩子不養活，以求減少家庭人丁。壹年之間不知有多少孩子因此夭折。底層百姓雖然愚昧，也有父子之愛。他們如此泯滅人性，全是被沉重的稅賦所逼。
嚴州的情況太慘，所以朝野輿論的批評聲音也大。南宋政府不得已，只好實施減稅政策。據做過諫官的詹元宗講：嚴州百姓以耕田養蠶種茶割漆為主業，全家人終年勞作“僅得以無饑”，加上朝廷的種種攤派與苛捐雜稅，便活得極為艱難。朝廷實施了減稅政策後——該州共計175740人，每年減免14292匹絹，相當於“昔之取者以其拾，今之取者以其肆” ，也就是將稅負從拾成降低為肆成——嚴州百姓終於不再殺子：
嚴之習俗，苦於丁稅之苛，有貧不舉子之患。至是不復有聞。
可惜的是，嚴州減稅只是特例，並未普及至其他地區。其他地區的官員，仍要繼續面對轄下百姓不肯養活新生子女的難題。如在安慶府做地方官的余嶸，面對“鄉俗不舉子”，能做的只是設立叁所救助機構，“各給錢米藥餌” ，撥壹點錢糧藥物，能挽救壹個孩子是壹個。在福建為官的趙善俊，則大棒加胡蘿卜，壹面“痛懲不舉子者”，壹面“凡產育給金谷” 。這些措施效果很有限，且往往人走茶涼、人去政息。終南宋壹朝，朝廷拒不減稅，故始終沒能解決“民不舉子”這個問題。
人頭稅的重壓，必然會在生育率上有所反映。葛劍雄在《中國人口發展史》中提到：
從紹興贰拾九年到嘉定拾六年（1159-1223年）這64年間，（南宋的）戶數只增長了114.23%，年平均增長率只有1.23‰，是相當低的。在此期間，南宋境內大多數情況下是比較穩定的，人口的自然增長似不應如此之低。
值得注意的是，前文提到的殺子現象中，有多起恰好發生在“紹興贰拾九年到嘉定拾六年（1159-1223年）”前後。換言之，若將南宋政權治下存在極重人頭稅這個事實，與南宋“愚民”寧願殺子以避人頭稅這種社會風氣聯系起來，這六拾余年間那相當低的人口自然增長率，便可以得到很合理的解釋。簡言之，這種低增長率是南宋政權“取民無藝”暴政的必然結果；也是秦漢叁國兩晉那些人頭稅負擔沉重的時代裡，頻繁發生過的事情。不必驚訝，沒有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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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聞沒人評論怎麼行，我來說幾句
大略同期的嚴州（也在今浙江境內），現象也很典型。據呂祖謙說，嚴州多盜賊，原因不是民風彪悍，也不是地理位置偏僻，而是“丁錢偏重於它邦，原其情狀，實可憐憫”，當地百姓被人頭稅壓得喘不過氣來，只好上山去做盜匪。嚴州地方官府實地探訪後，留下了這樣壹段記錄：
深山窮谷至有年叁拾余，顏狀老蒼不敢裹頭。縣吏恐丁數虧折，時復搜括相驗，糾令輸納，謂之“貎丁”。民間旣无避免之铝P油瘓伲嬙訊】凇Ｒ凰曛洌と尕層詹恢浼浮Ｐ∶袼漵蓿裎薷缸又客揭遠蠐謚馗常堂眉煨裕紫嘣羯保碩推Ｄ嬡死恚刮酢�
大意是：嚴州的偏僻山谷之中，藏著很多年過叁拾、容貌老成卻不裹頭、不行成人禮的男丁——因為行了成人禮就要納入簿冊，就是繳人頭稅。地方官吏為了將他們抓出來，常下鄉挨家挨戶搜查，這種搜查有個專用名詞“貌丁”，就是當面檢驗百姓的面容相貌來判斷其是否已經成年、是否應納人頭稅。老百姓被“貌丁”逼得無路可走，只好生了孩子不養活，以求減少家庭人丁。壹年之間不知有多少孩子因此夭折。底層百姓雖然愚昧，也有父子之愛。他們如此泯滅人性，全是被沉重的稅賦所逼。
嚴州的情況太慘，所以朝野輿論的批評聲音也大。南宋政府不得已，只好實施減稅政策。據做過諫官的詹元宗講：嚴州百姓以耕田養蠶種茶割漆為主業，全家人終年勞作“僅得以無饑”，加上朝廷的種種攤派與苛捐雜稅，便活得極為艱難。朝廷實施了減稅政策後——該州共計175740人，每年減免14292匹絹，相當於“昔之取者以其拾，今之取者以其肆” ，也就是將稅負從拾成降低為肆成——嚴州百姓終於不再殺子：
嚴之習俗，苦於丁稅之苛，有貧不舉子之患。至是不復有聞。
可惜的是，嚴州減稅只是特例，並未普及至其他地區。其他地區的官員，仍要繼續面對轄下百姓不肯養活新生子女的難題。如在安慶府做地方官的余嶸，面對“鄉俗不舉子”，能做的只是設立叁所救助機構，“各給錢米藥餌” ，撥壹點錢糧藥物，能挽救壹個孩子是壹個。在福建為官的趙善俊，則大棒加胡蘿卜，壹面“痛懲不舉子者”，壹面“凡產育給金谷” 。這些措施效果很有限，且往往人走茶涼、人去政息。終南宋壹朝，朝廷拒不減稅，故始終沒能解決“民不舉子”這個問題。
人頭稅的重壓，必然會在生育率上有所反映。葛劍雄在《中國人口發展史》中提到：
從紹興贰拾九年到嘉定拾六年（1159-1223年）這64年間，（南宋的）戶數只增長了114.23%，年平均增長率只有1.23‰，是相當低的。在此期間，南宋境內大多數情況下是比較穩定的，人口的自然增長似不應如此之低。
值得注意的是，前文提到的殺子現象中，有多起恰好發生在“紹興贰拾九年到嘉定拾六年（1159-1223年）”前後。換言之，若將南宋政權治下存在極重人頭稅這個事實，與南宋“愚民”寧願殺子以避人頭稅這種社會風氣聯系起來，這六拾余年間那相當低的人口自然增長率，便可以得到很合理的解釋。簡言之，這種低增長率是南宋政權“取民無藝”暴政的必然結果；也是秦漢叁國兩晉那些人頭稅負擔沉重的時代裡，頻繁發生過的事情。不必驚訝，沒有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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