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頭稅道歉] 人頭稅重壓,南宋"愚民"不肯生養孩子
秦制時代的原子化百姓，沒有任何與朝廷正面討價還價的能力，這是基本常識。南宋自然也適用這壹常識。
朱熹評價兩宋的財政汲取力度，稱“古者刻剝之法，本朝皆備” ，乃歷代汲取手段的集大成者。其中，南宋的汲取力度又遠大於北宋。南宋國土面積不如北宋，但財政數據顯示，宋孝宗時代的汲取總額，已直追高強度斂財的宋神宗時代——須知，此時距離靖康之難不過短短數拾年，經濟與人口皆遠未恢復到巨變前的水平。所以清代史學家趙翼評價南宋時，也說它是個“取民無藝” 的政權，汲取百姓血汗毫無節制。
南宋“取民無藝”的典型證據之壹，是被北宋朝野視為暴政、在真宗與仁宗時代壹度被取消的丁稅（丁身錢），在南宋又以各種名目重新冒了出來。百姓的負擔隨之大幅提升。方健先生依據南宋地方志《嘉泰會稽志》卷伍《賦稅》提供的紹興府新增稅賦資料，做過壹番計算，結論是南宋的紹興府“平均每丁增加4.232貫文的稅賦負擔，較之北宋初每丁160文的身丁而言，增加了25.45倍”。
於是，在宋高宗紹興柒年（1137）拾贰月，禮部尚書劉大中上奏說，浙東百姓苦於人頭稅，已經開始拒絕養活新生兒了：
今浙東之民有不舉子者。臣嘗承乏外郡，每見百姓訴丁鹽紬絹最為疾苦。蓋為其子成丁則出紬絹，終其身不可免。愚民寧殺子，不欲輸紬絹；又資財嫁遣力所不及，故生女者例不舉。誠由賦役煩重，人不聊生所致也。
大意是：現下，許多浙東百姓生了兒子不肯養育。臣我以前做過地方官，經常聽百姓們說最痛苦的負擔是丁鹽紬絹。養了兒子，到了成丁之年，就要給朝廷繳納紬絹，而且是年年要交。所以愚民寧願殺子來逃避。養了女兒又會發愁沒資產將她嫁出去，所以他們生了女兒也不養。總之，百姓殺子的原因，是朝廷賦稅太重導致民不聊生。
次年（1138）伍月，宋高宗下發了壹道諭旨：“禁貧民不舉子，其不能育者，給錢養之。” 嚴禁南宋百姓生了孩子不養活。與該詔書相匹配的新政策，是“州縣鄉村伍等、坊郭柒等以下貧乏之家，生男女不能養贍者，每人支免役寬剩錢肆千” ——鄉村人裡的第伍等，城裡人裡的第柒等（官府按資產多少給百姓家庭劃定了等級），這些貧困家庭如果生了孩子無力撫養，每個孩子可向官府領肆千文“免役寬剩錢”。紹興拾壹年（1141），宋高宗又應地方官員奏請，准許自孕婦懷胎第伍個月起，無論貧富，均免除其丈夫壹年的“雜差役”，以便丈夫安心照顧產婦與嬰兒 。此外，南宋政府還在地方設立“舉子倉”。倉庫的糧食，專門用於救助生了孩子無力撫養的家庭，標准是生壹個孩子“給米壹石”，約相當於今天的60公斤 。
中樞頻繁出台禁止百姓生子不養的政策，意味著生子不養這種情況。在當時已成為壹種引起朝野重點關注的廣泛現象。
這些政策，也只是看起來美好，並未真正改變南宋百姓養子成本過高的問題。所以，在宋孝宗時代，“民不舉子”仍是南宋社會極為嚴重的問題。乾道年間，在處州（今浙江境內）做地方官的范成大上奏朝廷，稱“處州丁錢太重，遂有不舉子之風” ——人頭稅收得太狠，處州百姓不肯生養孩子。
大略同期，在福建做過提刑官的鄭興裔，也有壹道給孝宗的《請禁民不舉子狀》，主旨是希望朝廷出台政策禁止百姓殺害子女。奏章說：“生子恒多不舉”這種風俗，相沿至今所在多有，其中又以“建劍汀邵肆州”最為嚴重，原因是“自軍興以來，戶口凋殘。貪吏奸胥又復肆其凌虐，丁鹽紬絹誅求無藝，愚蠢小民，寧殺子而不願輸稅。”鄭興裔告訴孝宗，自己“提刑福建路”兩年了，這兩年裡耳聞目睹了太多父母殺害子女的慘劇，“於茲聞見所及，慘狀不可名言”。他提供給朝廷的對策，是恢復本朝“殺子孫徒贰年”的律例，發動民眾舉報，“告官審實，以犯人家財給之”，若舉報屬實，便將“不舉子”家庭的財產獎勵給舉報人。
鄭興裔的辦法可能未被朝廷采納，也可能是采納了但沒有效果，然後被放棄。稍晚壹些時候，孝宗淳熙年間去福建南劍州做地方官的陳安節，發現當地仍是“民俗類不舉子”。陳安節的挽救辦法，不是發動民眾舉報，而是“勸其舉者，官賦之粟者叁年” ——對生養孩子者實施獎賞，由官府連續叁年給生養孩子的家庭提供糧食。據陳安節的墓志銘講，有了叁年糧食補助，南劍州百姓不肯生養孩子的風氣發生了轉變。叁年糧食補助不是小數目，墓志銘對陳安節治績的敘述，也許不算誇張。
大略同期的嚴州（也在今浙江境內），現象也很典型。據呂祖謙說，嚴州多盜賊，原因不是民風彪悍，也不是地理位置偏僻，而是“丁錢偏重於它邦，原其情狀，實可憐憫”，當地百姓被人頭稅壓得喘不過氣來，只好上山去做盜匪。嚴州地方官府實地探訪後，留下了這樣壹段記錄：
深山窮谷至有年叁拾余，顏狀老蒼不敢裹頭。縣吏恐丁數虧折，時復搜括相驗，糾令輸納，謂之“貎丁”。民間旣无避免之铝P油瘓伲嬙訊】凇Ｒ凰曛洌と尕層詹恢浼浮Ｐ∶袼漵蓿裎薷缸又客揭遠蠐謚馗常堂眉煨裕紫嘣羯保碩推Ｄ嬡死恚刮酢�
大意是：嚴州的偏僻山谷之中，藏著很多年過叁拾、容貌老成卻不裹頭、不行成人禮的男丁——因為行了成人禮就要納入簿冊，就是繳人頭稅。地方官吏為了將他們抓出來，常下鄉挨家挨戶搜查，這種搜查有個專用名詞“貌丁”，就是當面檢驗百姓的面容相貌來判斷其是否已經成年、是否應納人頭稅。老百姓被“貌丁”逼得無路可走，只好生了孩子不養活，以求減少家庭人丁。壹年之間不知有多少孩子因此夭折。底層百姓雖然愚昧，也有父子之愛。他們如此泯滅人性，全是被沉重的稅賦所逼。
嚴州的情況太慘，所以朝野輿論的批評聲音也大。南宋政府不得已，只好實施減稅政策。據做過諫官的詹元宗講：嚴州百姓以耕田養蠶種茶割漆為主業，全家人終年勞作“僅得以無饑”，加上朝廷的種種攤派與苛捐雜稅，便活得極為艱難。朝廷實施了減稅政策後——該州共計175740人，每年減免14292匹絹，相當於“昔之取者以其拾，今之取者以其肆” ，也就是將稅負從拾成降低為肆成——嚴州百姓終於不再殺子：
嚴之習俗，苦於丁稅之苛，有貧不舉子之患。至是不復有聞。
可惜的是，嚴州減稅只是特例，並未普及至其他地區。其他地區的官員，仍要繼續面對轄下百姓不肯養活新生子女的難題。如在安慶府做地方官的余嶸，面對“鄉俗不舉子”，能做的只是設立叁所救助機構，“各給錢米藥餌” ，撥壹點錢糧藥物，能挽救壹個孩子是壹個。在福建為官的趙善俊，則大棒加胡蘿卜，壹面“痛懲不舉子者”，壹面“凡產育給金谷” 。這些措施效果很有限，且往往人走茶涼、人去政息。終南宋壹朝，朝廷拒不減稅，故始終沒能解決“民不舉子”這個問題。
人頭稅的重壓，必然會在生育率上有所反映。葛劍雄在《中國人口發展史》中提到：
從紹興贰拾九年到嘉定拾六年（1159-1223年）這64年間，（南宋的）戶數只增長了114.23%，年平均增長率只有1.23‰，是相當低的。在此期間，南宋境內大多數情況下是比較穩定的，人口的自然增長似不應如此之低。
值得注意的是，前文提到的殺子現象中，有多起恰好發生在“紹興贰拾九年到嘉定拾六年（1159-1223年）”前後。換言之，若將南宋政權治下存在極重人頭稅這個事實，與南宋“愚民”寧願殺子以避人頭稅這種社會風氣聯系起來，這六拾余年間那相當低的人口自然增長率，便可以得到很合理的解釋。簡言之，這種低增長率是南宋政權“取民無藝”暴政的必然結果；也是秦漢叁國兩晉那些人頭稅負擔沉重的時代裡，頻繁發生過的事情。不必驚訝，沒有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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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人說話啊，我想來說幾句
朱熹評價兩宋的財政汲取力度，稱“古者刻剝之法，本朝皆備” ，乃歷代汲取手段的集大成者。其中，南宋的汲取力度又遠大於北宋。南宋國土面積不如北宋，但財政數據顯示，宋孝宗時代的汲取總額，已直追高強度斂財的宋神宗時代——須知，此時距離靖康之難不過短短數拾年，經濟與人口皆遠未恢復到巨變前的水平。所以清代史學家趙翼評價南宋時，也說它是個“取民無藝” 的政權，汲取百姓血汗毫無節制。
南宋“取民無藝”的典型證據之壹，是被北宋朝野視為暴政、在真宗與仁宗時代壹度被取消的丁稅（丁身錢），在南宋又以各種名目重新冒了出來。百姓的負擔隨之大幅提升。方健先生依據南宋地方志《嘉泰會稽志》卷伍《賦稅》提供的紹興府新增稅賦資料，做過壹番計算，結論是南宋的紹興府“平均每丁增加4.232貫文的稅賦負擔，較之北宋初每丁160文的身丁而言，增加了25.45倍”。
於是，在宋高宗紹興柒年（1137）拾贰月，禮部尚書劉大中上奏說，浙東百姓苦於人頭稅，已經開始拒絕養活新生兒了：
今浙東之民有不舉子者。臣嘗承乏外郡，每見百姓訴丁鹽紬絹最為疾苦。蓋為其子成丁則出紬絹，終其身不可免。愚民寧殺子，不欲輸紬絹；又資財嫁遣力所不及，故生女者例不舉。誠由賦役煩重，人不聊生所致也。
大意是：現下，許多浙東百姓生了兒子不肯養育。臣我以前做過地方官，經常聽百姓們說最痛苦的負擔是丁鹽紬絹。養了兒子，到了成丁之年，就要給朝廷繳納紬絹，而且是年年要交。所以愚民寧願殺子來逃避。養了女兒又會發愁沒資產將她嫁出去，所以他們生了女兒也不養。總之，百姓殺子的原因，是朝廷賦稅太重導致民不聊生。
次年（1138）伍月，宋高宗下發了壹道諭旨：“禁貧民不舉子，其不能育者，給錢養之。” 嚴禁南宋百姓生了孩子不養活。與該詔書相匹配的新政策，是“州縣鄉村伍等、坊郭柒等以下貧乏之家，生男女不能養贍者，每人支免役寬剩錢肆千” ——鄉村人裡的第伍等，城裡人裡的第柒等（官府按資產多少給百姓家庭劃定了等級），這些貧困家庭如果生了孩子無力撫養，每個孩子可向官府領肆千文“免役寬剩錢”。紹興拾壹年（1141），宋高宗又應地方官員奏請，准許自孕婦懷胎第伍個月起，無論貧富，均免除其丈夫壹年的“雜差役”，以便丈夫安心照顧產婦與嬰兒 。此外，南宋政府還在地方設立“舉子倉”。倉庫的糧食，專門用於救助生了孩子無力撫養的家庭，標准是生壹個孩子“給米壹石”，約相當於今天的60公斤 。
中樞頻繁出台禁止百姓生子不養的政策，意味著生子不養這種情況。在當時已成為壹種引起朝野重點關注的廣泛現象。
這些政策，也只是看起來美好，並未真正改變南宋百姓養子成本過高的問題。所以，在宋孝宗時代，“民不舉子”仍是南宋社會極為嚴重的問題。乾道年間，在處州（今浙江境內）做地方官的范成大上奏朝廷，稱“處州丁錢太重，遂有不舉子之風” ——人頭稅收得太狠，處州百姓不肯生養孩子。
大略同期，在福建做過提刑官的鄭興裔，也有壹道給孝宗的《請禁民不舉子狀》，主旨是希望朝廷出台政策禁止百姓殺害子女。奏章說：“生子恒多不舉”這種風俗，相沿至今所在多有，其中又以“建劍汀邵肆州”最為嚴重，原因是“自軍興以來，戶口凋殘。貪吏奸胥又復肆其凌虐，丁鹽紬絹誅求無藝，愚蠢小民，寧殺子而不願輸稅。”鄭興裔告訴孝宗，自己“提刑福建路”兩年了，這兩年裡耳聞目睹了太多父母殺害子女的慘劇，“於茲聞見所及，慘狀不可名言”。他提供給朝廷的對策，是恢復本朝“殺子孫徒贰年”的律例，發動民眾舉報，“告官審實，以犯人家財給之”，若舉報屬實，便將“不舉子”家庭的財產獎勵給舉報人。
鄭興裔的辦法可能未被朝廷采納，也可能是采納了但沒有效果，然後被放棄。稍晚壹些時候，孝宗淳熙年間去福建南劍州做地方官的陳安節，發現當地仍是“民俗類不舉子”。陳安節的挽救辦法，不是發動民眾舉報，而是“勸其舉者，官賦之粟者叁年” ——對生養孩子者實施獎賞，由官府連續叁年給生養孩子的家庭提供糧食。據陳安節的墓志銘講，有了叁年糧食補助，南劍州百姓不肯生養孩子的風氣發生了轉變。叁年糧食補助不是小數目，墓志銘對陳安節治績的敘述，也許不算誇張。
大略同期的嚴州（也在今浙江境內），現象也很典型。據呂祖謙說，嚴州多盜賊，原因不是民風彪悍，也不是地理位置偏僻，而是“丁錢偏重於它邦，原其情狀，實可憐憫”，當地百姓被人頭稅壓得喘不過氣來，只好上山去做盜匪。嚴州地方官府實地探訪後，留下了這樣壹段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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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州的情況太慘，所以朝野輿論的批評聲音也大。南宋政府不得已，只好實施減稅政策。據做過諫官的詹元宗講：嚴州百姓以耕田養蠶種茶割漆為主業，全家人終年勞作“僅得以無饑”，加上朝廷的種種攤派與苛捐雜稅，便活得極為艱難。朝廷實施了減稅政策後——該州共計175740人，每年減免14292匹絹，相當於“昔之取者以其拾，今之取者以其肆” ，也就是將稅負從拾成降低為肆成——嚴州百姓終於不再殺子：
嚴之習俗，苦於丁稅之苛，有貧不舉子之患。至是不復有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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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頭稅的重壓，必然會在生育率上有所反映。葛劍雄在《中國人口發展史》中提到：
從紹興贰拾九年到嘉定拾六年（1159-1223年）這64年間，（南宋的）戶數只增長了114.23%，年平均增長率只有1.23‰，是相當低的。在此期間，南宋境內大多數情況下是比較穩定的，人口的自然增長似不應如此之低。
值得注意的是，前文提到的殺子現象中，有多起恰好發生在“紹興贰拾九年到嘉定拾六年（1159-1223年）”前後。換言之，若將南宋政權治下存在極重人頭稅這個事實，與南宋“愚民”寧願殺子以避人頭稅這種社會風氣聯系起來，這六拾余年間那相當低的人口自然增長率，便可以得到很合理的解釋。簡言之，這種低增長率是南宋政權“取民無藝”暴政的必然結果；也是秦漢叁國兩晉那些人頭稅負擔沉重的時代裡，頻繁發生過的事情。不必驚訝，沒有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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