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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如何用25年的时间,成为一国两制模范生?
澳门如何用25年的时间,成为一国两制模范生?澳门如何用25年的时间,成为一国两制模范生?
但在社会富裕的同时，楼价高涨、交通及贫富悬殊等社会问题也相继浮上台面。
社会稳定性，经常成为港澳比较的一个面向——外界普遍评价25年来，澳门尽管衍生各样社会问题，但未有发生像香港大规模的社会运动。
廖志辉是澳门科普工作者，在硕士期间主力研究澳门工运。他指出，社会过去曾出现多番抗议潮，但它们来得快，消散也快。
这与抗议的诉求和公民社会薄弱有关。廖志辉举例，受到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及2008年“雷曼事件”影响，失业工人多次爆发街头示威活动；2014年，政府因推出高官离任补偿法案，给予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优厚退休福利，触发两万名市民上街游行、包围立法会。
然而与香港社运以政治诉求不同，廖志辉说澳门抗议背后的一个共通点，“是利益分配不平均”。而但凡涉及利益的问题，与亲北京力量关系密切的澳门政府很容易能以社会资源或个人关系去解决，“给你钱或者倾掂数（协商）”。
最经典的例子是从2008年起、每年向市民派钱的“现金分享计划”。2007年劳动节游行，警民发生冲突，一名警察向天开五枪，这个举动虽然在社会被嘲讽为开枪的“掩口费”，但市民却颇为受落。
前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学系副教授余永逸曾撰文形容，这是政府的“分赃”策略，将富沃的赌收与市民共享，“诱使市民避免进行政治动员”。
2007年劳动节游行爆发警民冲突后，时任特首何厚铧翌年宣布向市民派钱。
除了政府能找对方法、缓解市民愤懑外，廖志辉也指出澳门人身份认同感不强，导致抗议往往未及香港“有组织、有延续性”，“没有身份认同，就很难去凝聚到一些（人去争取）有关利益以外的事。”
澳门资深文化工作者李锐俊认同这个说法。她感觉，澳门在赌权开放后，“开始进入一个‘暴发户式’的社会”，人们只专注赚钱，漠视城市的大兴土木和破坏。
在香港，不少保育事件成会为本土意识发育的土壤。但澳门情况不同，李锐俊说过去澳门没有本土教育，澳门人也对自身的历史陌生，很难对保育等议题产生共鸣——尽管澳门历史建筑群在2005年成功申请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对他们（澳门人）来说，始终生活的改善才是最重要。”李锐俊表示。
澳门也有“坏孩子”的一面
从社会而言，澳门人适应大环境变化，形成“只谈民生不谈民主”的心态；在政治方面，议会内长期得三名民主派，完全翻不起波澜，这让澳门政府及北京省心许多。
但澳门传媒人崔子钊说，澳门表面上“很乖”，其实暗地里也有很多“坏表现”，遭到北京警惕和整顿。
第一件，是公民社会的觉醒。2014年，“反离补运动”在崔世安撤回法案后落幕。但崔子钊说，二十万人上街的公民力量，触动澳门政府的神经，开始收窄集会自由。
2017年，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在澳门视察，发表讲话指澳门地方小人口少，“你乱不得，你也乱不起”。翌年，澳门即通过修改集会示威法——市民集会示威原只须以书面通知民政总署，后改为通知警察局长。
崔子钊形容，这是一个“意义很重大”的自由倒退，向警方通知集会变相对主办的市民施加压力，而当局的目的就是“不想再见到2014年的运动重演。”
[物价飞涨的时候 这样省钱购物很爽]
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社会稳定性，经常成为港澳比较的一个面向——外界普遍评价25年来，澳门尽管衍生各样社会问题，但未有发生像香港大规模的社会运动。
廖志辉是澳门科普工作者，在硕士期间主力研究澳门工运。他指出，社会过去曾出现多番抗议潮，但它们来得快，消散也快。
这与抗议的诉求和公民社会薄弱有关。廖志辉举例，受到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及2008年“雷曼事件”影响，失业工人多次爆发街头示威活动；2014年，政府因推出高官离任补偿法案，给予行政长官和主要官员优厚退休福利，触发两万名市民上街游行、包围立法会。
然而与香港社运以政治诉求不同，廖志辉说澳门抗议背后的一个共通点，“是利益分配不平均”。而但凡涉及利益的问题，与亲北京力量关系密切的澳门政府很容易能以社会资源或个人关系去解决，“给你钱或者倾掂数（协商）”。
最经典的例子是从2008年起、每年向市民派钱的“现金分享计划”。2007年劳动节游行，警民发生冲突，一名警察向天开五枪，这个举动虽然在社会被嘲讽为开枪的“掩口费”，但市民却颇为受落。
前澳门大学政府与行政学系副教授余永逸曾撰文形容，这是政府的“分赃”策略，将富沃的赌收与市民共享，“诱使市民避免进行政治动员”。
2007年劳动节游行爆发警民冲突后，时任特首何厚铧翌年宣布向市民派钱。
除了政府能找对方法、缓解市民愤懑外，廖志辉也指出澳门人身份认同感不强，导致抗议往往未及香港“有组织、有延续性”，“没有身份认同，就很难去凝聚到一些（人去争取）有关利益以外的事。”
澳门资深文化工作者李锐俊认同这个说法。她感觉，澳门在赌权开放后，“开始进入一个‘暴发户式’的社会”，人们只专注赚钱，漠视城市的大兴土木和破坏。
在香港，不少保育事件成会为本土意识发育的土壤。但澳门情况不同，李锐俊说过去澳门没有本土教育，澳门人也对自身的历史陌生，很难对保育等议题产生共鸣——尽管澳门历史建筑群在2005年成功申请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对他们（澳门人）来说，始终生活的改善才是最重要。”李锐俊表示。
澳门也有“坏孩子”的一面
从社会而言，澳门人适应大环境变化，形成“只谈民生不谈民主”的心态；在政治方面，议会内长期得三名民主派，完全翻不起波澜，这让澳门政府及北京省心许多。
但澳门传媒人崔子钊说，澳门表面上“很乖”，其实暗地里也有很多“坏表现”，遭到北京警惕和整顿。
第一件，是公民社会的觉醒。2014年，“反离补运动”在崔世安撤回法案后落幕。但崔子钊说，二十万人上街的公民力量，触动澳门政府的神经，开始收窄集会自由。
2017年，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在澳门视察，发表讲话指澳门地方小人口少，“你乱不得，你也乱不起”。翌年，澳门即通过修改集会示威法——市民集会示威原只须以书面通知民政总署，后改为通知警察局长。
崔子钊形容，这是一个“意义很重大”的自由倒退，向警方通知集会变相对主办的市民施加压力，而当局的目的就是“不想再见到2014年的运动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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