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恐襲案] 第壹批逃去大理的人,已經去昆明了
但蘇青和先生的觀念已經轉變了，「不卷孩子」是他們的壹個准則，「畢竟學歷的含金量也在下降」。他們給大女兒選了昆明壹所民辦私立學校，壹年學費2萬多元，在承受范圍內。曾經在北京上私立幼兒園、壹個月費用壹萬多元的小兒子，去了昆明家附近壹所幼兒園，壹個月費用2000多元，她也「沒發現有多大差別」，反倒是收獲了驚喜——學校有大片的草地，還直接造了壹條河，孩子轉學後沒花多少時間就適應了。她把學校圖片發給北京的朋友，得到壹片艷羨，「看起來這麼像霍格沃茨？」「不敢想象這樣的環境」。
蘇青發現，昆明有不少像她這樣出於降本需求舉家搬遷的中產。她去學校給孩子報名，發現有個媽媽也是剛從北京搬來。丈夫從事建築行業，以前在昆明買了套房，這兩年行情不好，加上孩子呼吸系統不好，就全家搬來了。
在消費降級的大背景下，離開高成本的壹線城市向贰叁線城市轉移，是許多中產家庭的靈活應對。它既能保證原有生活品質，在昆明這樣自然環境優良、成本較低的城市，還會提升生活幸福感。相應地，他們也放棄了必須「向上走」、「雞娃」等諸多觀念，生活成了壹場「冷暖自知、自得其樂」的體驗。
而大理家長們，更早經歷了從壹線到大理、從主流到「邊緣」的改變，觀念上已然具有了相當的靈活性。鄭霄紅在每壹年開學前，都會和女兒確認：還想繼續在這所學校念嗎？女兒點頭，她再交學費。在她看來，去國外留學、在國內高考都可以，甚至不讀大學也是ok的。「在大理呆了那麼多年，什麼樣的人沒見過？沒有大學學歷也活得好的人太多了。」
但你也會發現，家長自身就是小孩的起點，有時候不走尋常路需要壹些「兜底」——不壹定是金錢，也包括見識、資源、能力和內心的安全感。
鄭霄紅和先生許崧就是不走尋常路的人：34歲裸辭，過了6年不上班不工作的背包客生涯，去了很多國家旅行，直到在巴塞羅那被偷了錢包護照，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憊，才決定回上海過安定生活。壹年後，原打算丁克的他們，轉變想法，生下了女兒。女兒14個月大，他們發現城市裡小孩沒有多少玩耍空間，於是舉家遷往大理。女兒10歲，他們又帶著她在路上旅行壹年，結束後鄭霄紅帶著女兒來昆明上學，作家許崧去浙江創辦了國內數字游民空間。
過往經歷鍛造了心態開放有安全感的父母，也帶給周圍人以影響。師偃對於女兒的國際學校之路也保持了開放的態度，如今在北京工作的妻子是家裡的掙錢主力，「萬壹有壹天她的收入支撐不了，也是有可能的」，壹切只有走著看。但師偃記得鄭霄紅說的壹句話：「只要內心保持開放，什麼都能接受就行，國際學校、私立、公立都可以，上大學也好，不上大學也沒什麼，發生了什麼你都能接受、應對就行。」
冬天也可以在戶外的公園玩耍。
昆明的月亮與六便士
2016年，我逃離北京到大理，在那裡獲得療愈，但我做不到徹底躺平。我很早就放棄了「人生必須往上走」的觀念，但我仍有我的恐懼和憂慮。遇見高萬貫，讓我更清楚地看到了它們。
無論現實層面，還是精神層面，我都做不到「什麼也不做」。哪怕有積蓄，你依然會為長時間沒有現金流而恐懼；你也害怕失去和社會的連接，「做事情」是你和社會連接的壹種方式，是你「社會價值」的體現。
但在高萬貫身上，我看到了「什麼也不做」的平靜。
這壹年多，他們過著隱士般的生活，除了見過壹位來雲南玩的大學同學，我是他見過的唯壹壹個網友。他看了我的主頁，翻了我的壹本關於大理的書後，確定我們是「可以交談的同類」，才答應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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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青發現，昆明有不少像她這樣出於降本需求舉家搬遷的中產。她去學校給孩子報名，發現有個媽媽也是剛從北京搬來。丈夫從事建築行業，以前在昆明買了套房，這兩年行情不好，加上孩子呼吸系統不好，就全家搬來了。
在消費降級的大背景下，離開高成本的壹線城市向贰叁線城市轉移，是許多中產家庭的靈活應對。它既能保證原有生活品質，在昆明這樣自然環境優良、成本較低的城市，還會提升生活幸福感。相應地，他們也放棄了必須「向上走」、「雞娃」等諸多觀念，生活成了壹場「冷暖自知、自得其樂」的體驗。
而大理家長們，更早經歷了從壹線到大理、從主流到「邊緣」的改變，觀念上已然具有了相當的靈活性。鄭霄紅在每壹年開學前，都會和女兒確認：還想繼續在這所學校念嗎？女兒點頭，她再交學費。在她看來，去國外留學、在國內高考都可以，甚至不讀大學也是ok的。「在大理呆了那麼多年，什麼樣的人沒見過？沒有大學學歷也活得好的人太多了。」
但你也會發現，家長自身就是小孩的起點，有時候不走尋常路需要壹些「兜底」——不壹定是金錢，也包括見識、資源、能力和內心的安全感。
鄭霄紅和先生許崧就是不走尋常路的人：34歲裸辭，過了6年不上班不工作的背包客生涯，去了很多國家旅行，直到在巴塞羅那被偷了錢包護照，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憊，才決定回上海過安定生活。壹年後，原打算丁克的他們，轉變想法，生下了女兒。女兒14個月大，他們發現城市裡小孩沒有多少玩耍空間，於是舉家遷往大理。女兒10歲，他們又帶著她在路上旅行壹年，結束後鄭霄紅帶著女兒來昆明上學，作家許崧去浙江創辦了國內數字游民空間。
過往經歷鍛造了心態開放有安全感的父母，也帶給周圍人以影響。師偃對於女兒的國際學校之路也保持了開放的態度，如今在北京工作的妻子是家裡的掙錢主力，「萬壹有壹天她的收入支撐不了，也是有可能的」，壹切只有走著看。但師偃記得鄭霄紅說的壹句話：「只要內心保持開放，什麼都能接受就行，國際學校、私立、公立都可以，上大學也好，不上大學也沒什麼，發生了什麼你都能接受、應對就行。」
冬天也可以在戶外的公園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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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我逃離北京到大理，在那裡獲得療愈，但我做不到徹底躺平。我很早就放棄了「人生必須往上走」的觀念，但我仍有我的恐懼和憂慮。遇見高萬貫，讓我更清楚地看到了它們。
無論現實層面，還是精神層面，我都做不到「什麼也不做」。哪怕有積蓄，你依然會為長時間沒有現金流而恐懼；你也害怕失去和社會的連接，「做事情」是你和社會連接的壹種方式，是你「社會價值」的體現。
但在高萬貫身上，我看到了「什麼也不做」的平靜。
這壹年多，他們過著隱士般的生活，除了見過壹位來雲南玩的大學同學，我是他見過的唯壹壹個網友。他看了我的主頁，翻了我的壹本關於大理的書後，確定我們是「可以交談的同類」，才答應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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