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 在德國,打開另壹種生活的可能性
讀書——畢業後找工作——申請工作簽證，這是我的叁部曲計劃。2021年底，我只有叁個月的時間完成碩士論文，卻恰逢德國新壹波新冠疫情來襲。我和兒子都再次感染，在全身疼痛、咳嗽發燒壹個多星期後，我申請了論文延期。等到重新啟筆時，又感染了流感；流感病愈後，就到了學校的秋季假期。孩子們無學可上，我需要壹天叁頓地做飯和陪伴。毫無意外，我的論文沒通過，需要重寫。沒有拿到德國學位，找工作就更難了。我只好延簽學生的簽證。延簽的時候，外國人管理局的工作人員隨意說了壹句，“這是最後壹次了”。盡管我知道，按照法律，那是嚇人的廢話。那個人可能只是心情不好，說了壹句無心的話，卻足以讓我惶恐。
身份焦慮就像懸在頭頂上的壹把利劍，時刻擔心它會掉下來。我很著急地去解決它，無法忍受生活在巨大的不確定性裡。於是，焦慮成疾導致了身體的虛弱，而我卻不自知。早上，總是急急忙忙地給孩子做早餐然後趕去學校，而我自己卻來不及吃東西，甚至沒喝上壹杯水。2022年5月的某壹天，送完孩子們去上學，我在學校門口感到天旋地轉。身邊的朋友幫我叫了救護車，我平躺在人行道上，看著藍天上漂浮的白雲，像被撕開的稀薄的棉球。救護車來了，兩個強壯的工作人員把我扶進輪椅，升上救護車。那壹刻，我的情緒無比放松，笑呵呵地對他們說，如果我的丈夫是個醫生多好啊。他們很疑惑地問為什麼? 我回答，“我會覺得很安全。”
叫救護車的經歷讓我在很長的時間裡失去了對身體的自信。害怕壹個人做任何事情，害怕陌生的環境，不敢獨自去擁擠的火車站，不敢獨自坐地鐵，甚至去超市買菜的時候，也怕壹個人在超市暈倒，因為身邊沒有壹個可以幫助我的成年的熟人。可是，以前在國內做記者時，我習慣獨自采訪，無論多麼偏遠；在過去拾年，我也是壹個人帶著孩子橫渡地球。沒想到，來德國後，變成壹個畏懼出門的病人。後來，我去看心理醫生。我問他，在咨詢期間我可以從書包裡拿壹片面包吃嗎? ? 叫救護車的經歷使我害怕饑餓，擔心血糖太低，所以書包裡隨時放著面包和巧克力。我變成了嬰兒，每兩個小時就問自己，“我餓了嗎？” 心理醫生告訴我，世界上有很多人對事物有依賴，相比於酒癮和毒癮，我對面包的依賴簡直不值壹提。只要能讓自己放松和覺得安全，就隨便吃面包，想吃就吃。但是，如果所擔心的事情沒發生，就要記得給自己買壹個冰淇淋，這是鼓勵和提醒自己，擔心只是擔心，不是事實。最後，當我們談到對陌生的恐懼，心理醫生問我，萬壹我又在大街上暈倒，難道只有熟人才會施予援手嗎？我想了想，回答他，不是。
The days are long but the years are short. 日子瑣碎且漫長，而流年飛逝。美國的好朋友轉述這句諺語時，我有著切膚般的共鳴。2023年夏天，來德國伍年後我們第壹次回國。柏林朋友讓我問候家人，行李箱裡裝著他們的回鄉禮物。在柏林這個城市裡，我再也不是孤魂野鬼。回國前，有其他鄰居幫忙在花園裡替我找到了另外壹個公寓，無期限租約且價格低廉，這意味著我可以像很多德國人壹樣，不用擔心漲房租，不用擔心突然被房東無理由地趕走，而孩子們可以在這個房子裡有完整的童年，我可以在這個房子住到生命的盡頭。那是我們在這個花園裡的第肆個公寓。肆年裡搬了3次家，每次都是因為短期租約到期。搬家時，德國朋友漢尼斯、伊朗同學阿裡、瑞士的朋友山姆,中國朋友星月、睿和達海等很多朋友都來幫忙：開車運家具，安裝贰手的高低床，給地下室搭建貨架等等。鄰居孩子們也來幫忙了，和我的兩個孩子用黑色的垃圾袋，像螞蟻搬家壹樣運輸雜物。房子裡沒有家具，真正的家徒肆壁，只有肆個昏黃的20瓦的燈泡，廚房則連櫥櫃都沒有，空空蕩蕩的。眾人壹起，用愛和友情幫我們建起了溫馨的新家，終於可以安居。
至於樂業，又是壹個偶然。2023年的秋天，漢諾威的朋友莉娜來借宿。夜裡，我們坐在廚房餐桌的小沙發聊天。我向她請教找工作的方法，因為我始終沒學會使用領英linkedin，不習慣在網絡上推銷自己。我們討論了很久，最後的結論是，我最愛的還是寫作，沒必要為了擺脫身份焦慮而把自己的時間和生命賣給不喜歡的工作。她說，做自由職業者挺好的，在家裡寫作時間相對靈活，還能照顧孩子。我說，壹直沒考慮做自由職業者，害怕沒收入保障，沒合同保障；在大街上看到流浪漢時，就害怕那是自己的未來。她說，事實上沒有壹份工作會有永久的保障。德國市場上有很多項目制合同，都是壹年或者兩年，期滿就重新找工作。很多中年人都是這樣活著，是很正常的職場狀態。德國也有靈活工作制，很多人會選擇以自由職業者的身份為公司打工或者只工作壹半的時間，每個人的生活狀態不同，可以很多元化地謀生。我被她說服了。於是，找了中介公司，幫忙申請了自由職業者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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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焦慮就像懸在頭頂上的壹把利劍，時刻擔心它會掉下來。我很著急地去解決它，無法忍受生活在巨大的不確定性裡。於是，焦慮成疾導致了身體的虛弱，而我卻不自知。早上，總是急急忙忙地給孩子做早餐然後趕去學校，而我自己卻來不及吃東西，甚至沒喝上壹杯水。2022年5月的某壹天，送完孩子們去上學，我在學校門口感到天旋地轉。身邊的朋友幫我叫了救護車，我平躺在人行道上，看著藍天上漂浮的白雲，像被撕開的稀薄的棉球。救護車來了，兩個強壯的工作人員把我扶進輪椅，升上救護車。那壹刻，我的情緒無比放松，笑呵呵地對他們說，如果我的丈夫是個醫生多好啊。他們很疑惑地問為什麼? 我回答，“我會覺得很安全。”
叫救護車的經歷讓我在很長的時間裡失去了對身體的自信。害怕壹個人做任何事情，害怕陌生的環境，不敢獨自去擁擠的火車站，不敢獨自坐地鐵，甚至去超市買菜的時候，也怕壹個人在超市暈倒，因為身邊沒有壹個可以幫助我的成年的熟人。可是，以前在國內做記者時，我習慣獨自采訪，無論多麼偏遠；在過去拾年，我也是壹個人帶著孩子橫渡地球。沒想到，來德國後，變成壹個畏懼出門的病人。後來，我去看心理醫生。我問他，在咨詢期間我可以從書包裡拿壹片面包吃嗎? ? 叫救護車的經歷使我害怕饑餓，擔心血糖太低，所以書包裡隨時放著面包和巧克力。我變成了嬰兒，每兩個小時就問自己，“我餓了嗎？” 心理醫生告訴我，世界上有很多人對事物有依賴，相比於酒癮和毒癮，我對面包的依賴簡直不值壹提。只要能讓自己放松和覺得安全，就隨便吃面包，想吃就吃。但是，如果所擔心的事情沒發生，就要記得給自己買壹個冰淇淋，這是鼓勵和提醒自己，擔心只是擔心，不是事實。最後，當我們談到對陌生的恐懼，心理醫生問我，萬壹我又在大街上暈倒，難道只有熟人才會施予援手嗎？我想了想，回答他，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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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樂業，又是壹個偶然。2023年的秋天，漢諾威的朋友莉娜來借宿。夜裡，我們坐在廚房餐桌的小沙發聊天。我向她請教找工作的方法，因為我始終沒學會使用領英linkedin，不習慣在網絡上推銷自己。我們討論了很久，最後的結論是，我最愛的還是寫作，沒必要為了擺脫身份焦慮而把自己的時間和生命賣給不喜歡的工作。她說，做自由職業者挺好的，在家裡寫作時間相對靈活，還能照顧孩子。我說，壹直沒考慮做自由職業者，害怕沒收入保障，沒合同保障；在大街上看到流浪漢時，就害怕那是自己的未來。她說，事實上沒有壹份工作會有永久的保障。德國市場上有很多項目制合同，都是壹年或者兩年，期滿就重新找工作。很多中年人都是這樣活著，是很正常的職場狀態。德國也有靈活工作制，很多人會選擇以自由職業者的身份為公司打工或者只工作壹半的時間，每個人的生活狀態不同，可以很多元化地謀生。我被她說服了。於是，找了中介公司，幫忙申請了自由職業者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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