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 在德国,打开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
读书——毕业后找工作——申请工作签证，这是我的三部曲计划。2021年底，我只有三个月的时间完成硕士论文，却恰逢德国新一波新冠疫情来袭。我和儿子都再次感染，在全身疼痛、咳嗽发烧一个多星期后，我申请了论文延期。等到重新启笔时，又感染了流感；流感病愈后，就到了学校的秋季假期。孩子们无学可上，我需要一天三顿地做饭和陪伴。毫无意外，我的论文没通过，需要重写。没有拿到德国学位，找工作就更难了。我只好延签学生的签证。延签的时候，外国人管理局的工作人员随意说了一句，“这是最后一次了”。尽管我知道，按照法律，那是吓人的废话。那个人可能只是心情不好，说了一句无心的话，却足以让我惶恐。
身份焦虑就像悬在头顶上的一把利剑，时刻担心它会掉下来。我很着急地去解决它，无法忍受生活在巨大的不确定性里。于是，焦虑成疾导致了身体的虚弱，而我却不自知。早上，总是急急忙忙地给孩子做早餐然后赶去学校，而我自己却来不及吃东西，甚至没喝上一杯水。2022年5月的某一天，送完孩子们去上学，我在学校门口感到天旋地转。身边的朋友帮我叫了救护车，我平躺在人行道上，看着蓝天上漂浮的白云，像被撕开的稀薄的棉球。救护车来了，两个强壮的工作人员把我扶进轮椅，升上救护车。那一刻，我的情绪无比放松，笑呵呵地对他们说，如果我的丈夫是个医生多好啊。他们很疑惑地问为什么? 我回答，“我会觉得很安全。”
叫救护车的经历让我在很长的时间里失去了对身体的自信。害怕一个人做任何事情，害怕陌生的环境，不敢独自去拥挤的火车站，不敢独自坐地铁，甚至去超市买菜的时候，也怕一个人在超市晕倒，因为身边没有一个可以帮助我的成年的熟人。可是，以前在国内做记者时，我习惯独自采访，无论多么偏远；在过去十年，我也是一个人带着孩子横渡地球。没想到，来德国后，变成一个畏惧出门的病人。后来，我去看心理医生。我问他，在咨询期间我可以从书包里拿一片面包吃吗? ? 叫救护车的经历使我害怕饥饿，担心血糖太低，所以书包里随时放着面包和巧克力。我变成了婴儿，每两个小时就问自己，“我饿了吗？” 心理医生告诉我，世界上有很多人对事物有依赖，相比于酒瘾和毒瘾，我对面包的依赖简直不值一提。只要能让自己放松和觉得安全，就随便吃面包，想吃就吃。但是，如果所担心的事情没发生，就要记得给自己买一个冰淇淋，这是鼓励和提醒自己，担心只是担心，不是事实。最后，当我们谈到对陌生的恐惧，心理医生问我，万一我又在大街上晕倒，难道只有熟人才会施予援手吗？我想了想，回答他，不是。
The days are long but the years are short. 日子琐碎且漫长，而流年飞逝。美国的好朋友转述这句谚语时，我有着切肤般的共鸣。2023年夏天，来德国五年后我们第一次回国。柏林朋友让我问候家人，行李箱里装着他们的回乡礼物。在柏林这个城市里，我再也不是孤魂野鬼。回国前，有其他邻居帮忙在花园里替我找到了另外一个公寓，无期限租约且价格低廉，这意味着我可以像很多德国人一样，不用担心涨房租，不用担心突然被房东无理由地赶走，而孩子们可以在这个房子里有完整的童年，我可以在这个房子住到生命的尽头。那是我们在这个花园里的第四个公寓。四年里搬了3次家，每次都是因为短期租约到期。搬家时，德国朋友汉尼斯、伊朗同学阿里、瑞士的朋友山姆,中国朋友星月、睿和达海等很多朋友都来帮忙：开车运家具，安装二手的高低床，给地下室搭建货架等等。邻居孩子们也来帮忙了，和我的两个孩子用黑色的垃圾袋，像蚂蚁搬家一样运输杂物。房子里没有家具，真正的家徒四壁，只有四个昏黄的20瓦的灯泡，厨房则连橱柜都没有，空空荡荡的。众人一起，用爱和友情帮我们建起了温馨的新家，终于可以安居。
至于乐业，又是一个偶然。2023年的秋天，汉诺威的朋友莉娜来借宿。夜里，我们坐在厨房餐桌的小沙发聊天。我向她请教找工作的方法，因为我始终没学会使用领英linkedin，不习惯在网络上推销自己。我们讨论了很久，最后的结论是，我最爱的还是写作，没必要为了摆脱身份焦虑而把自己的时间和生命卖给不喜欢的工作。她说，做自由职业者挺好的，在家里写作时间相对灵活，还能照顾孩子。我说，一直没考虑做自由职业者，害怕没收入保障，没合同保障；在大街上看到流浪汉时，就害怕那是自己的未来。她说，事实上没有一份工作会有永久的保障。德国市场上有很多项目制合同，都是一年或者两年，期满就重新找工作。很多中年人都是这样活着，是很正常的职场状态。德国也有灵活工作制，很多人会选择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为公司打工或者只工作一半的时间，每个人的生活状态不同，可以很多元化地谋生。我被她说服了。于是，找了中介公司，帮忙申请了自由职业者的身份。
[物价飞涨的时候 这样省钱购物很爽]
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身份焦虑就像悬在头顶上的一把利剑，时刻担心它会掉下来。我很着急地去解决它，无法忍受生活在巨大的不确定性里。于是，焦虑成疾导致了身体的虚弱，而我却不自知。早上，总是急急忙忙地给孩子做早餐然后赶去学校，而我自己却来不及吃东西，甚至没喝上一杯水。2022年5月的某一天，送完孩子们去上学，我在学校门口感到天旋地转。身边的朋友帮我叫了救护车，我平躺在人行道上，看着蓝天上漂浮的白云，像被撕开的稀薄的棉球。救护车来了，两个强壮的工作人员把我扶进轮椅，升上救护车。那一刻，我的情绪无比放松，笑呵呵地对他们说，如果我的丈夫是个医生多好啊。他们很疑惑地问为什么? 我回答，“我会觉得很安全。”
叫救护车的经历让我在很长的时间里失去了对身体的自信。害怕一个人做任何事情，害怕陌生的环境，不敢独自去拥挤的火车站，不敢独自坐地铁，甚至去超市买菜的时候，也怕一个人在超市晕倒，因为身边没有一个可以帮助我的成年的熟人。可是，以前在国内做记者时，我习惯独自采访，无论多么偏远；在过去十年，我也是一个人带着孩子横渡地球。没想到，来德国后，变成一个畏惧出门的病人。后来，我去看心理医生。我问他，在咨询期间我可以从书包里拿一片面包吃吗? ? 叫救护车的经历使我害怕饥饿，担心血糖太低，所以书包里随时放着面包和巧克力。我变成了婴儿，每两个小时就问自己，“我饿了吗？” 心理医生告诉我，世界上有很多人对事物有依赖，相比于酒瘾和毒瘾，我对面包的依赖简直不值一提。只要能让自己放松和觉得安全，就随便吃面包，想吃就吃。但是，如果所担心的事情没发生，就要记得给自己买一个冰淇淋，这是鼓励和提醒自己，担心只是担心，不是事实。最后，当我们谈到对陌生的恐惧，心理医生问我，万一我又在大街上晕倒，难道只有熟人才会施予援手吗？我想了想，回答他，不是。
The days are long but the years are short. 日子琐碎且漫长，而流年飞逝。美国的好朋友转述这句谚语时，我有着切肤般的共鸣。2023年夏天，来德国五年后我们第一次回国。柏林朋友让我问候家人，行李箱里装着他们的回乡礼物。在柏林这个城市里，我再也不是孤魂野鬼。回国前，有其他邻居帮忙在花园里替我找到了另外一个公寓，无期限租约且价格低廉，这意味着我可以像很多德国人一样，不用担心涨房租，不用担心突然被房东无理由地赶走，而孩子们可以在这个房子里有完整的童年，我可以在这个房子住到生命的尽头。那是我们在这个花园里的第四个公寓。四年里搬了3次家，每次都是因为短期租约到期。搬家时，德国朋友汉尼斯、伊朗同学阿里、瑞士的朋友山姆,中国朋友星月、睿和达海等很多朋友都来帮忙：开车运家具，安装二手的高低床，给地下室搭建货架等等。邻居孩子们也来帮忙了，和我的两个孩子用黑色的垃圾袋，像蚂蚁搬家一样运输杂物。房子里没有家具，真正的家徒四壁，只有四个昏黄的20瓦的灯泡，厨房则连橱柜都没有，空空荡荡的。众人一起，用爱和友情帮我们建起了温馨的新家，终于可以安居。
至于乐业，又是一个偶然。2023年的秋天，汉诺威的朋友莉娜来借宿。夜里，我们坐在厨房餐桌的小沙发聊天。我向她请教找工作的方法，因为我始终没学会使用领英linkedin，不习惯在网络上推销自己。我们讨论了很久，最后的结论是，我最爱的还是写作，没必要为了摆脱身份焦虑而把自己的时间和生命卖给不喜欢的工作。她说，做自由职业者挺好的，在家里写作时间相对灵活，还能照顾孩子。我说，一直没考虑做自由职业者，害怕没收入保障，没合同保障；在大街上看到流浪汉时，就害怕那是自己的未来。她说，事实上没有一份工作会有永久的保障。德国市场上有很多项目制合同，都是一年或者两年，期满就重新找工作。很多中年人都是这样活着，是很正常的职场状态。德国也有灵活工作制，很多人会选择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为公司打工或者只工作一半的时间，每个人的生活状态不同，可以很多元化地谋生。我被她说服了。于是，找了中介公司，帮忙申请了自由职业者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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