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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药桶上蹦迪的青年!这里太难了 能走的都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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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什么都不应该与我们无关
在一个工作日的中午，我散步到徐家汇书院，尝试搜了搜巴尔干，第一本跳出的推荐书是《德里纳河上的桥》。翻开第一页，是作家余华写下的序言，写于2018年1月。他说：
“1975年，伊沃·安德里奇去世了。我不知道他生前是否预感《德里纳河上的桥》的故事还会延续，从1992年4月到1995年12月，他出生、成长和生活过的地方战火纷飞，然后南斯拉夫没有了，世界各地介绍他时出现了这样的句子：前南斯拉夫的伟大作家。”
“我们这个世界充满了偏见，而且偏见都穿上了真理的外衣，我的意思是真理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件随时可以换掉的外衣，他们的衣柜里挂满了各式各样的堂而皇之的外衣。如果你要去反驳偏见，你不会赢，因为你的话还没有说完，偏见已经换了外衣。”
90年代末，余华即将迈入四十岁，而青年刘子超已经成为故事的见证者，他目睹新闻里1999年5月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受创，以及次日街道上耸动的抗议人群。他说，那一幕让当年的他想到八十年前的“五四运动”，他决定长大后一定要去巴尔干看看。
在他写下这些时，90年代出生的我们也正巧长大，我们也许从他的讲述里想到安妮·埃尔诺笔下56年前巴黎的五月，他们把它称作“一种无用的激情”。她写道，“地球上什么都不应该与我们无关。我们评价各种制度，寻找一些典范。我们对世界进行普遍的政治阅读，主要的词汇就是‘解放’。”
20多年后，刘子超踏上巴尔干土地，被我们所阅读，在心底折角。我们或许决定之后也去那里看看，或者创造建构一些新的什么。哪怕历史发生时我们尚未诞生，我们已被记忆与讲述的脐带扭结到了一处。
在未与中国建交的科索沃，刘子超给朋友寄过一张明信片。大半年后，这张明信片出现在了朋友家的餐桌上。它一路应该走过许多地方，有过许多奇遇，随后，它找到了归宿。
奥赫里德湖畔，图源：新经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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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伊沃·安德里奇去世了。我不知道他生前是否预感《德里纳河上的桥》的故事还会延续，从1992年4月到1995年12月，他出生、成长和生活过的地方战火纷飞，然后南斯拉夫没有了，世界各地介绍他时出现了这样的句子：前南斯拉夫的伟大作家。”
“我们这个世界充满了偏见，而且偏见都穿上了真理的外衣，我的意思是真理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件随时可以换掉的外衣，他们的衣柜里挂满了各式各样的堂而皇之的外衣。如果你要去反驳偏见，你不会赢，因为你的话还没有说完，偏见已经换了外衣。”
90年代末，余华即将迈入四十岁，而青年刘子超已经成为故事的见证者，他目睹新闻里1999年5月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受创，以及次日街道上耸动的抗议人群。他说，那一幕让当年的他想到八十年前的“五四运动”，他决定长大后一定要去巴尔干看看。
在他写下这些时，90年代出生的我们也正巧长大，我们也许从他的讲述里想到安妮·埃尔诺笔下56年前巴黎的五月，他们把它称作“一种无用的激情”。她写道，“地球上什么都不应该与我们无关。我们评价各种制度，寻找一些典范。我们对世界进行普遍的政治阅读，主要的词汇就是‘解放’。”
20多年后，刘子超踏上巴尔干土地，被我们所阅读，在心底折角。我们或许决定之后也去那里看看，或者创造建构一些新的什么。哪怕历史发生时我们尚未诞生，我们已被记忆与讲述的脐带扭结到了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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