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火药桶上蹦迪的青年!这里太难了 能走的都走了…

“可是,我的朋友,别忘了杜阿·利帕也是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


“是啊哥们儿,她的确是阿尔巴尼亚族,但她是在伦敦长大的。”

能离开的人都走了,留下来的都是没办法的人。他随后说道。

如今,利里顿在一家房产公司找了份工作,主要服务那些驻扎在科索沃的北约外交人员,凭借自己在社会上的游荡和打拼,他逐渐掌握英语,“在普里什蒂纳要是想要大麻和女人,利里顿能搞定一切”。而在逼仄的小巴与集镇间,他的音乐有了一位来自异国的听众。刘子超最喜欢的一首叫《我不在乎》,后来一位科索沃的朋友告诉他,“歌词在阿尔巴尼亚语中的表述非常独特,歌曲将爱与承诺、苦难与希望巧妙地交织在一起,而雪花与深渊、黎明与黑夜等意象接踵而至,强烈地撞击着听者的心弦。”

在被忽略掉的角落,年轻人将白天的时间献给数份兼职,赚取微薄的欧元,再将夜晚留给呐喊、美钞道具、伏特加、白兰地、香槟、红牛和音乐。

和平环境中长大的小孩天然相信奋斗,相信努力与成功之间的因果联系,相信房屋与三十年贷款。而在巴尔干的词典里,三十年太长,一百八十五天足以摧毁一个健全的人格,一颗流弹会让温暖的身体永久睡去,明年的事情谁又说得准呢。

巴尔干没有长期主义。



杜布罗夫尼克跳水的人,图源:新经典出版社

一场漫长的忍受:


作为一个普通人活着

刘子超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采访者。很长一段时间,他对国内当下发生着什么、媒体报道着什么都丧失兴趣。旅行是种他感受生活的方式,游离的状态令人上瘾。每抵达一个地方,他会找人聊聊天,喝杯酒。“找谁聊”也不是一个真正存在的难题,总会有人主动出现,开启一个想要展开的话题,“其实你要找到的只是能跟你做有效交流的人,而不是你跟所有人都进行有效交流。”

她们说的时候,他通常只是听,极偶尔问些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在经历了斯雷布尼察大屠杀的幸存者家庭里,刘子超喝着主人准备的奶油南瓜汤,注视和倾听这个没有男性存活的小家如何勉力支撑下去。他向我打了个去深海潜水的比方,在一个有珊瑚礁和鱼群的地方,哪怕海面此刻波浪滔天,海底都是感觉不到浪的,“你只会感到一种平稳、有节奏的小的波动,你甚至能看到那些鱼群依然还是放松地游弋在珊瑚之间。”那些新闻与热点有时就像海面的浪与浮沫,但这个时代真正重要的一些东西,其实是海底那股潜流,它并不激烈,但在往一个特定的方向波动。“我觉得我的旅行写作,其实就是把遇到的故事、把他们的人生置于潜流里头去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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