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从北京到柏林,我打开了另一种生活
入职两个月后，还没过试用期，我收到了柏林工业大学的offer，是为期一年的欧盟能源法和国际能源法专业的MBL项目。气候保护是德国社会的重要议题，已经融入了大众的生活方式。我当时想，也许学完欧盟能源法就能找到工作。尽管仍然是未知数，我仍然决定辞职，再次把自己扔进巨大的不确定性里。
拿到大学通知书后，我和幼儿园的园长及老师谈了读书及育儿的冲突，请求得到帮助。两位女士当即表示会全力支持，并且鼓励说，“你做得到的，女性也可以很强大。” 我填了一张表格，向政府申请将两个孩子的托管从下午4点半延长到6点，以及将上学的时间从8点提前到7点。我把政府福利券交给了幼儿园和学校，它们将据此得到政府额外的财政支付。在柏林，幼儿园和1到3年级的课后托管是免费的；从4年级以后，根据家庭收入，家长需要支付小部分的费用。这意味着，从早晨7点到下午6点，整个白天是政府育儿，无论学费还是午餐都是免费。另外，无论移民还是德国公民，每个孩子在18岁前每个月都可以得到250欧元的儿童津贴，可以覆盖基本的生活需求。
托管班（Hort）是德国政府提供的托管服务，包括照护和免费的兴趣班。政府网站上解释了政策的初衷：“学生按需得到不同的照料。目标是让学校成为学习和生活的地方”。孩子的生活权利，被德国立法者开门见山地明确下来，它保障了我在柏林兼顾照料儿女和读研的可能性。
我骑着自行车在火车站和孩子们的学校之间疾驰。那是一辆很老旧的二手自行车，暗红色的油漆都掉得有点斑驳了，相对于我的身高，它显得太高太笨重。坐上车之后，哪怕把座椅调到最低，我的腿都不能着地。我不会开车，打出租车又太贵，坐公交车也很贵。最初的三年中，在这个异国他乡，那辆有儿童座椅的老车是我忠诚的“战马”。
读书那年，早晨7点多就要把儿子放进后座送往幼儿园，8岁多的女儿骑车跟在身旁。把孩子们送好，我急急忙忙地骑车赶到火车站，把自行车锁在附近，再乘火车到柏林工业大学上课。全天的硕士课程从早上9点持续到下午5点，我总是在放学时第一个冲出教室，小跑着去赶火车，再骑车去接孩子们放学。儿子很多次哭着责备我，因为妈妈总是让他成为幼儿园里最后回家的孩子。我承诺他，如果妈妈不用上课，不用写作业，他一定会是第一个被接走的孩子。可是，那样的情景确实很少发生，因为我每个月都要写一篇论文或者参加考试，每次的成绩又会影响到是否有资格写毕业论文。我很想在孩子不在家的时候专注学习，但事实上也很难实现。毕竟还要买菜，做饭，洗衣服，拖地，搞卫生，回复孩子学校的邮件，带孩子们去各种医生的预约，参加他们朋友的生日party, 生活被撕得七零八碎。到了冬天，生活变得更加困难。从10月到来年5月，柏林的下午四点天就黑了，大部分都是昏暗寒冷的阴雨天，日复一日，漫长得挑战人类的耐心。雨天路滑骑车，每年冬天，我都会马仰人翻几次。幸好，儿童座椅上有安全带，儿子戴了头盔，就算倒挂金钩，也不至于受伤。在我的自行车后座，儿子从两岁半长到了五岁。
读书——毕业后找工作——申请工作签证，这是我的三部曲计划。2021年底，我只有三个月的时间完成硕士论文，却恰逢德国新一波新冠疫情来袭。我和儿子都再次感染，在全身疼痛、咳嗽发烧一个多星期后，我申请了论文延期。等到重新启笔时，又感染了流感；流感病愈后，就到了学校的秋季假期。孩子们无学可上，我需要一天三顿地做饭和陪伴。毫无意外，我的论文没通过，需要重写。没有拿到德国学位，找工作就更难了。我只好延签学生的签证。延签的时候，外国人管理局的工作人员随意说了一句，“这是最后一次了”。尽管我知道，按照法律，那是吓人的废话。那个人可能只是心情不好，说了一句无心的话，却足以让我惶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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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大学通知书后，我和幼儿园的园长及老师谈了读书及育儿的冲突，请求得到帮助。两位女士当即表示会全力支持，并且鼓励说，“你做得到的，女性也可以很强大。” 我填了一张表格，向政府申请将两个孩子的托管从下午4点半延长到6点，以及将上学的时间从8点提前到7点。我把政府福利券交给了幼儿园和学校，它们将据此得到政府额外的财政支付。在柏林，幼儿园和1到3年级的课后托管是免费的；从4年级以后，根据家庭收入，家长需要支付小部分的费用。这意味着，从早晨7点到下午6点，整个白天是政府育儿，无论学费还是午餐都是免费。另外，无论移民还是德国公民，每个孩子在18岁前每个月都可以得到250欧元的儿童津贴，可以覆盖基本的生活需求。
托管班（Hort）是德国政府提供的托管服务，包括照护和免费的兴趣班。政府网站上解释了政策的初衷：“学生按需得到不同的照料。目标是让学校成为学习和生活的地方”。孩子的生活权利，被德国立法者开门见山地明确下来，它保障了我在柏林兼顾照料儿女和读研的可能性。
我骑着自行车在火车站和孩子们的学校之间疾驰。那是一辆很老旧的二手自行车，暗红色的油漆都掉得有点斑驳了，相对于我的身高，它显得太高太笨重。坐上车之后，哪怕把座椅调到最低，我的腿都不能着地。我不会开车，打出租车又太贵，坐公交车也很贵。最初的三年中，在这个异国他乡，那辆有儿童座椅的老车是我忠诚的“战马”。
读书那年，早晨7点多就要把儿子放进后座送往幼儿园，8岁多的女儿骑车跟在身旁。把孩子们送好，我急急忙忙地骑车赶到火车站，把自行车锁在附近，再乘火车到柏林工业大学上课。全天的硕士课程从早上9点持续到下午5点，我总是在放学时第一个冲出教室，小跑着去赶火车，再骑车去接孩子们放学。儿子很多次哭着责备我，因为妈妈总是让他成为幼儿园里最后回家的孩子。我承诺他，如果妈妈不用上课，不用写作业，他一定会是第一个被接走的孩子。可是，那样的情景确实很少发生，因为我每个月都要写一篇论文或者参加考试，每次的成绩又会影响到是否有资格写毕业论文。我很想在孩子不在家的时候专注学习，但事实上也很难实现。毕竟还要买菜，做饭，洗衣服，拖地，搞卫生，回复孩子学校的邮件，带孩子们去各种医生的预约，参加他们朋友的生日party, 生活被撕得七零八碎。到了冬天，生活变得更加困难。从10月到来年5月，柏林的下午四点天就黑了，大部分都是昏暗寒冷的阴雨天，日复一日，漫长得挑战人类的耐心。雨天路滑骑车，每年冬天，我都会马仰人翻几次。幸好，儿童座椅上有安全带，儿子戴了头盔，就算倒挂金钩，也不至于受伤。在我的自行车后座，儿子从两岁半长到了五岁。
读书——毕业后找工作——申请工作签证，这是我的三部曲计划。2021年底，我只有三个月的时间完成硕士论文，却恰逢德国新一波新冠疫情来袭。我和儿子都再次感染，在全身疼痛、咳嗽发烧一个多星期后，我申请了论文延期。等到重新启笔时，又感染了流感；流感病愈后，就到了学校的秋季假期。孩子们无学可上，我需要一天三顿地做饭和陪伴。毫无意外，我的论文没通过，需要重写。没有拿到德国学位，找工作就更难了。我只好延签学生的签证。延签的时候，外国人管理局的工作人员随意说了一句，“这是最后一次了”。尽管我知道，按照法律，那是吓人的废话。那个人可能只是心情不好，说了一句无心的话，却足以让我惶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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