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从北京到柏林,我打开了另一种生活
女儿关心我，过来询问。我说，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船长，船上有她和弟弟，行驶在迷雾笼罩的大海里。我很迷茫，无法回中国，那里正发生疫情，我有幽闭空间恐惧症，害怕被隔离。21天的隔离，对于她和弟弟来说，也是折磨。而且，她和弟弟的中文已经跟不上国内学校的进度。如果往前，我又不知道方向在哪里，怎么合法留下来？怎么谋生？
女儿说，妈妈，我们不需要往前，也不需要往后，想一下，我们还有第三个选择，就是在柏林，就在这里，这里盛开着鲜花，充满阳光。
我不敢相信，女儿竟然有那么明确的想法。接着，我说了另一个顾虑。如果留在柏林，就意味着她和弟弟的成长缺乏爸爸的陪伴。我不想他们长大后抱怨我，因为妈妈决定留在柏林，造成他们人生中无法弥补的遗憾。她说，是的，她很爱爸爸。如果回北京，我们只有爸爸，没有了柏林的生活；如果在柏林，爸爸永远是爸爸，我们仍然有柏林的生活。
于是，我打开了手机，请女儿对着摄像头重新说了一遍。我要留下证据，给长大后的孩子们看。
对于这样的选择，我的丈夫很难过。他说，每次在院子里看到别的父母遛娃，家庭团圆，就难过得哭起来。后来几年的疫情，更是加重了他的孤独和艰难。我远在国外，鞭长莫及；而我在柏林的困境，他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对于这样的境况，我很自责。另外，也被我妈妈和哥哥责备，好像是我一意孤行，导致夫妻分隔两地，以及孩子们和父亲的分离，也逃避了赡养母亲的义务。但是，更难以启齿的是我的慌张和自卑，人生第一次失去了独立的经济来源，要依靠丈夫来保障生活。而我曾经是拿了一次又一次奖学金的新闻工作者,是拥有独立银行账户，自由支配生活的人。
思绪千条万缕，可是，身在孤岛，只能背水一战。但又并非真的勇士，而是一边搏斗，一边疑虑，“我可以吗？万一不可以，耽误了孩子们，怎么办？我可以一个人照顾两个孩子吗？万一我有什么意外，孩子怎么办？他们的日常生活里没有父亲，怎么办？”
一旦倾向于留下来，马上就面临身份的焦虑。访学签证只有一年，就算以疫情为由延签，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在签证到期之前，我必须找到工作或者申请到大学读书。
在国内工作的15年，从来不觉得雇佣合同很重要，当心情不爽时，就会想”大不了跳槽”。而且，有着工作经验，哪怕暂时失业也不至于慌张。可是在国外，雇佣合同成了几乎是唯一重要的法律文件，而且有时间紧迫性，涉及到能否再及时延签以及在德国合法居留。它成了我梦寐以求的东西，我对自己说，只要有一份雇佣合同，什么工作我都愿意做。我急于摆脱在异国他乡的不确定性，太渴望稳定下来了，因为它意味着安全，能让我瞬间冲破那个巨大的不确定性。像很多新移民一样，我是那么焦虑，而那种焦虑是那么容易被人识别。2020年夏天，在花园吃晚饭时一个邻居坐过来闲聊，我问起他如何在德国找工作。他显得很体恤地说，他会帮助我，一步步地在德国安顿下来。首先是解决住房问题，毕竟在柏林很难找到长租合同。他买了新房，我可以随后搬进他现在所租的公寓；然后，如果我通过了德语Telc B2的考试，就可以去他所在的公司上班，而且是无期限的工作合同。他的一番话，听上去像仙人指路一样，轻易地“渡我过河”，到达“安居乐业”的彼岸。
从那以后，我开始上德语课，疫情期间只能线上听课，每天起码有8个小时的上课和复习。很多个夜晚，孩子们入睡后我就在餐桌上写作业，写到深夜就坐着睡着了。6个月以后，我撑着僵硬酸疼的腰背，一次性过了Telc B2的考试，而通常这最起码需要一年。那一份无期限的雇佣合同，像诱人的鱼饵抛给了慌不择食的鱼，只要咬上去，就能永久地解决身份的焦虑，我只能竭尽全力。几个月后，我上岸了，而且办公室就在我家附近，一切都像天公作美，我感慨自己的幸运。可是，有一天，那个男邻居——也是我的上司之一说，他要带我去做有happy ending 的按摩。作为女性，我感觉到职场上的性骚扰，而那个职场是我很费劲才爬上去的码头。可是，我不想失去自由，就是挺直腰板，无欲则刚的自由。2008年向《财经》杂志求职时，我经历了一整天的笔试和面试。很多年后，我问当年面试我的副主编张进，我既不学新闻，也完全没有新闻的工作经验，为什么录用了我？他思考了片刻，眯起眼睛，未言先笑，“面试的时候，你不卑不亢，我觉得这是一个新闻人的重要特质”。我不知道自己身上是否真的有那样的特质， 既然张进这样说，我就这样相信；而我的后半生无论如何也都要不卑不亢，才对得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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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说，妈妈，我们不需要往前，也不需要往后，想一下，我们还有第三个选择，就是在柏林，就在这里，这里盛开着鲜花，充满阳光。
我不敢相信，女儿竟然有那么明确的想法。接着，我说了另一个顾虑。如果留在柏林，就意味着她和弟弟的成长缺乏爸爸的陪伴。我不想他们长大后抱怨我，因为妈妈决定留在柏林，造成他们人生中无法弥补的遗憾。她说，是的，她很爱爸爸。如果回北京，我们只有爸爸，没有了柏林的生活；如果在柏林，爸爸永远是爸爸，我们仍然有柏林的生活。
于是，我打开了手机，请女儿对着摄像头重新说了一遍。我要留下证据，给长大后的孩子们看。
对于这样的选择，我的丈夫很难过。他说，每次在院子里看到别的父母遛娃，家庭团圆，就难过得哭起来。后来几年的疫情，更是加重了他的孤独和艰难。我远在国外，鞭长莫及；而我在柏林的困境，他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对于这样的境况，我很自责。另外，也被我妈妈和哥哥责备，好像是我一意孤行，导致夫妻分隔两地，以及孩子们和父亲的分离，也逃避了赡养母亲的义务。但是，更难以启齿的是我的慌张和自卑，人生第一次失去了独立的经济来源，要依靠丈夫来保障生活。而我曾经是拿了一次又一次奖学金的新闻工作者,是拥有独立银行账户，自由支配生活的人。
思绪千条万缕，可是，身在孤岛，只能背水一战。但又并非真的勇士，而是一边搏斗，一边疑虑，“我可以吗？万一不可以，耽误了孩子们，怎么办？我可以一个人照顾两个孩子吗？万一我有什么意外，孩子怎么办？他们的日常生活里没有父亲，怎么办？”
一旦倾向于留下来，马上就面临身份的焦虑。访学签证只有一年，就算以疫情为由延签，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在签证到期之前，我必须找到工作或者申请到大学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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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以后，我开始上德语课，疫情期间只能线上听课，每天起码有8个小时的上课和复习。很多个夜晚，孩子们入睡后我就在餐桌上写作业，写到深夜就坐着睡着了。6个月以后，我撑着僵硬酸疼的腰背，一次性过了Telc B2的考试，而通常这最起码需要一年。那一份无期限的雇佣合同，像诱人的鱼饵抛给了慌不择食的鱼，只要咬上去，就能永久地解决身份的焦虑，我只能竭尽全力。几个月后，我上岸了，而且办公室就在我家附近，一切都像天公作美，我感慨自己的幸运。可是，有一天，那个男邻居——也是我的上司之一说，他要带我去做有happy ending 的按摩。作为女性，我感觉到职场上的性骚扰，而那个职场是我很费劲才爬上去的码头。可是，我不想失去自由，就是挺直腰板，无欲则刚的自由。2008年向《财经》杂志求职时，我经历了一整天的笔试和面试。很多年后，我问当年面试我的副主编张进，我既不学新闻，也完全没有新闻的工作经验，为什么录用了我？他思考了片刻，眯起眼睛，未言先笑，“面试的时候，你不卑不亢，我觉得这是一个新闻人的重要特质”。我不知道自己身上是否真的有那样的特质， 既然张进这样说，我就这样相信；而我的后半生无论如何也都要不卑不亢，才对得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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