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从北京到柏林,我打开了另一种生活
没想到，外力来自一个朋友。
2018年秋天，我回到哈佛大学参加尼曼基金会80周年庆典暨同班聚会 。一位前财新同事过来会面，在校园里散步聊天时问起我未来的打算。我说，还是想继续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在国内做媒体的挑战越来越大，选题比较单一，工作简单重复。另外，我希望孩子们以后在国外接受高等教育。英美的教育太贵，法国和德国的公立大学是免费的，我想先去体验德国或者法国的社会制度。他说，那就去德国吧，德国是欧洲的中心，经济最强盛。
于是，我开始把视线投向德国。我梦想过移民吗？谈不上，投资移民需要很多钱，而且出国后能干什么工作呢？想着都觉得累，所以，就没去做那样的梦。我相信水到渠成和运气。如果有好时机，就顺势而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那次散步，我了解到罗伯特.博世基金会（ Robert Bosch Stiftung ）的跨国境研究奖学金项目（Crossingborders Fellowship），回北京后就提交了研究申请，题目是“德国老人的爱和欲望”。德国社会的老龄化严重，其老龄人口比例仅次于日本，但是养老制度却比较先进。我希望采访老人，是因为很想知道，站在人生终点的临界往回看，在一生中，什么是最重要的？被当今社会不屑讨论，甚至忽略的爱和欲望，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2019年8月12日，我和两个孩子来到柏林，搬进了提前租好的公寓。楼下的信箱里躺着一封信，是附近小学给我女儿寄来的入学通知书。她在义务教育的年龄，所以无论父母是买房还是租房，她都能就近入学。后来，我的儿子也进入幼儿园，就在姐姐学校的马路对面。
我花了一个多月才把两个孩子都安顿好，生活慢慢地有了新的节奏。我们的公寓在一栋百年老房的一层，四层高的单元楼加起来有30多户人家，窗户就对着社区的花园。花园中心的沙池里摆放着儿童玩泥沙的玩具，旁边挂着秋千，沙池左侧是一块足球草坪，右侧是一块更大的草坪。花园的四周则围绕着灌木丛，穿插着苹果树，紫丁香，西梅树，榛子树和栗子树，以及更多我叫不出名字的树木。一个5岁多的小女孩常常躺在大树上面，没有玩伴，百无聊赖。我们搬进来没几天，她就和我的两个孩子一起玩了。她不会说英语，我的孩子们不会说德语，虽然是“鸡和鸭讲”，可是玩得很欢乐。后来，更多的邻居孩子加了进来，放学后一起踢球和抓迷藏，是天真烂漫的童年景象。
8 月是盛夏，才30度的气温就让德国邻居们叫苦连连。他们在花园里摆上了充气的大浴盆，用浇花的水管灌满水，孩子们脱得精光，纷纷跳进去；大人们则围着花园中央的石桌聊天喝啤酒。我担心大人中会有猥琐的眼光，给丈夫打电话。他说，我们的孩子还是要穿上裤子，我们中国的文化不一样。于是，场景变得滑稽，只有两个中国孩子穿着内裤在玩水。再过了几天，我发现所有玩水的孩子都穿上了内裤。傍晚7点，金色的夕阳仍然贪恋着红尘。妈妈们开始从窗户喊各自孩子的名字，要他们回家吃饭。而我是用中文大声喊，“桐桐，辰辰，吃饭啦”。两个孩子玩得满头大汗，饥肠辘辘。一冲进家门就问，“妈妈，好香啊，好饿啊，今晚吃什么？” 我喜欢孩子自由地奔跑，也喜欢那一刻当妈妈的感觉。
花园的生活，像我儿时的样子，有玩伴，有邻居。2019年底，我们还没来得及好好领略柏林的风情，国内就爆发了新冠疫情；没多久，德国也有了病例。德国的疫情政策是优先保护老人，所以我中断了对老人的采访。没料到的是，疫情发生后两个月，“正午故事”就被界面新闻公司整体裁员。在40岁的时候，我突然失业了，而且身在国外。疫情和失业像一场暴风雨，把我和两个孩子冲上了一个新的岛屿，与我的昨日世界骤然分离。
疫情发生后半年，德国的社交限制放松很多。2020年5月的一天，和另外的一家约好，我骑车带着两个孩子去公园和他们的孩子玩耍。结束后，我们去他们家用洗手间。那对夫妇正在闹离婚，俩人恶言相向，房子很大，却乱糟糟的。回家后，我坐在餐桌旁边，沉默了很久，心情很低落。那对夫妇在柏林已经5年了，妻子是亚洲人，丈夫是欧洲人，生活仍然过成那个样子。我——一个失业的中国人，有什么能力过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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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秋天，我回到哈佛大学参加尼曼基金会80周年庆典暨同班聚会 。一位前财新同事过来会面，在校园里散步聊天时问起我未来的打算。我说，还是想继续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在国内做媒体的挑战越来越大，选题比较单一，工作简单重复。另外，我希望孩子们以后在国外接受高等教育。英美的教育太贵，法国和德国的公立大学是免费的，我想先去体验德国或者法国的社会制度。他说，那就去德国吧，德国是欧洲的中心，经济最强盛。
于是，我开始把视线投向德国。我梦想过移民吗？谈不上，投资移民需要很多钱，而且出国后能干什么工作呢？想着都觉得累，所以，就没去做那样的梦。我相信水到渠成和运气。如果有好时机，就顺势而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那次散步，我了解到罗伯特.博世基金会（ Robert Bosch Stiftung ）的跨国境研究奖学金项目（Crossingborders Fellowship），回北京后就提交了研究申请，题目是“德国老人的爱和欲望”。德国社会的老龄化严重，其老龄人口比例仅次于日本，但是养老制度却比较先进。我希望采访老人，是因为很想知道，站在人生终点的临界往回看，在一生中，什么是最重要的？被当今社会不屑讨论，甚至忽略的爱和欲望，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2019年8月12日，我和两个孩子来到柏林，搬进了提前租好的公寓。楼下的信箱里躺着一封信，是附近小学给我女儿寄来的入学通知书。她在义务教育的年龄，所以无论父母是买房还是租房，她都能就近入学。后来，我的儿子也进入幼儿园，就在姐姐学校的马路对面。
我花了一个多月才把两个孩子都安顿好，生活慢慢地有了新的节奏。我们的公寓在一栋百年老房的一层，四层高的单元楼加起来有30多户人家，窗户就对着社区的花园。花园中心的沙池里摆放着儿童玩泥沙的玩具，旁边挂着秋千，沙池左侧是一块足球草坪，右侧是一块更大的草坪。花园的四周则围绕着灌木丛，穿插着苹果树，紫丁香，西梅树，榛子树和栗子树，以及更多我叫不出名字的树木。一个5岁多的小女孩常常躺在大树上面，没有玩伴，百无聊赖。我们搬进来没几天，她就和我的两个孩子一起玩了。她不会说英语，我的孩子们不会说德语，虽然是“鸡和鸭讲”，可是玩得很欢乐。后来，更多的邻居孩子加了进来，放学后一起踢球和抓迷藏，是天真烂漫的童年景象。
8 月是盛夏，才30度的气温就让德国邻居们叫苦连连。他们在花园里摆上了充气的大浴盆，用浇花的水管灌满水，孩子们脱得精光，纷纷跳进去；大人们则围着花园中央的石桌聊天喝啤酒。我担心大人中会有猥琐的眼光，给丈夫打电话。他说，我们的孩子还是要穿上裤子，我们中国的文化不一样。于是，场景变得滑稽，只有两个中国孩子穿着内裤在玩水。再过了几天，我发现所有玩水的孩子都穿上了内裤。傍晚7点，金色的夕阳仍然贪恋着红尘。妈妈们开始从窗户喊各自孩子的名字，要他们回家吃饭。而我是用中文大声喊，“桐桐，辰辰，吃饭啦”。两个孩子玩得满头大汗，饥肠辘辘。一冲进家门就问，“妈妈，好香啊，好饿啊，今晚吃什么？” 我喜欢孩子自由地奔跑，也喜欢那一刻当妈妈的感觉。
花园的生活，像我儿时的样子，有玩伴，有邻居。2019年底，我们还没来得及好好领略柏林的风情，国内就爆发了新冠疫情；没多久，德国也有了病例。德国的疫情政策是优先保护老人，所以我中断了对老人的采访。没料到的是，疫情发生后两个月，“正午故事”就被界面新闻公司整体裁员。在40岁的时候，我突然失业了，而且身在国外。疫情和失业像一场暴风雨，把我和两个孩子冲上了一个新的岛屿，与我的昨日世界骤然分离。
疫情发生后半年，德国的社交限制放松很多。2020年5月的一天，和另外的一家约好，我骑车带着两个孩子去公园和他们的孩子玩耍。结束后，我们去他们家用洗手间。那对夫妇正在闹离婚，俩人恶言相向，房子很大，却乱糟糟的。回家后，我坐在餐桌旁边，沉默了很久，心情很低落。那对夫妇在柏林已经5年了，妻子是亚洲人，丈夫是欧洲人，生活仍然过成那个样子。我——一个失业的中国人，有什么能力过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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