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从北京到柏林,我打开了另一种生活
2019年8月12日清晨，从北京出发的飞机降落在柏林的泰格尔机场。我左手推着行李箱，右手推着婴儿车，里面躺着2岁多的儿子；7岁的女儿挽着我的手臂，拉着儿童行李箱。想着只是访学一年，行李箱里只有每个季度的3套衣服。
下飞机后，第一时间就要带孩子们上厕所。出来后，排队过海关的乘客已经排成了长队。儿子又困又渴，迷蒙着眼睛哭，不管我横着抱，还是竖着抱，都不安静。那个时刻，好像所有人都把视线投向我。其实，过海关之前，所有人都紧张得只顾得上自己。我一边安慰哭泣的儿子，一边担心过海关不顺利，焦灼不安地向前挪动，虚汗浸透了衣服。等到三个护照都盖了大印，才长舒一口气。
在计划里，这只是短期访学，并非移民“润出去”。无论投资移民还是读书移民，都需要太多钱，而且牵扯到复杂的家庭安排，是我不敢想象的。所以，以为这次也像以往那样，学习期满就回国。无论去哪里，我都带着孩子，像朋友们说的那样，是袋鼠妈妈。似乎一旦受孕，母性的忧虑就植入我的血液和神经。我舍不得，也不放心离开孩子。
2014年，我获得哈佛大学的尼曼新闻奖学金，为期一年，2岁半的女儿同行。
2018年，获得日本国际交流中心的奖学金后，我也带着1岁半的儿子和6岁的女儿到京都大学访学四个月，研究主题是“亲密关系里的日本妻子”。日本的项目负责人问，就四个月而已，能否不带孩子，既能简化出国手续，也能专心研究? 我说，如果不能带孩子，我就不去了。那一年我39岁，陷于中年来临前的慌张，觉得人生似乎就要开始倒计时。这样的想法带来莫名的紧迫感，不是关于人生是否成功，而是日益紧迫地追问自己，目前的人生，真的是我想要的那个样子吗？
关于那次访学我写了一系列文章。2018年9月25日发表的那篇，开头是这样的：“我在‘正午故事’做记者，同时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生活像列车，沿着约定俗成的轨道奔跑。前方应该是目标，可是我心存疑问。某一天，我决定中途跳下来，向另一个方向跑去，思考人生另外的可能性。我不习惯远虑，只能想到第一步，就是离开现在。”
很多人（包括我自己），曾经对日本女性心存刻板印象，即“温柔顺从的妻子”。我明白刻板印象的误区，于是很想了解她们真实的生活。特别是在亲密关系里，她们自己的位置在哪里？在角色的面具下，她们的灵魂如何自我言说？
在安静又自律的日本社会很难找到愿意讨论私人生活的采访对象，只有几位女性打开了心门的一条缝。借着一丝亮光，我看到了她们生活的幽谧和复杂。一位全职妻子说，她很痛苦，不是丈夫不爱她了，而是她不再爱丈夫了。她和丈夫是高中同学，青梅竹马的一对儿。丈夫早出晚归地工作，她辞职在家照顾儿女。为了方便育儿，夫妻分床睡，见面交流的时间越来越少，她觉得丈夫像陌生人一样了。伦理上，她应该爱丈夫，一个兢兢业业养家的男人。可是，她再也爱不起来，又难以说出口。她觉得被困在妻子的角色里了。
另一位80多岁的日本女性，她和妹妹都患了阿尔兹海默症，退休后一起住进了养老院。我问她，“你在这里过得开心吗？” 她回答，“与其说开心，不如说我别无选择”。她的回答让我至今难忘，并且在心里反复问自己，“在别无选择之前，我要怎么活？为人妻为人母，我的自己在哪里？”
9岁的时候，妈妈就开始训练我做饭洗衣服。我还太小，需要踩着小板凳才够得到灶台，挥动得起锅铲。在妈妈的思想里，女人会做家务，贤惠勤劳，就是好女人。好女人就能当个好妻子，好妻子就必然有个好丈夫，好妻子和好丈夫就等于好的人生。我成了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那副牌顺利地打了下去，我的父母很宽慰。我和丈夫都是中国社会平稳发展时期的获益者，受过良好的教育，安居乐业，有儿有女，我顺应着社会时钟履行着世俗的角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生活像一辆绿皮火车，到站就停，到点就走，路线是固定的，终点是确定的，我却觉得缺氧，是混沌，是麻木。常常渴望着大风吹来，把橡树叶吹得“哗啦啦”地响，就像舒婷的诗里所写的那样，有风中的“互相致意”。走在北京的大街上，等着风来。有时候会胡思乱想：既然我自己无力改变，会不会有辆车冲过来，让一场意外成为改变人生的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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