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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资产、别父母:中国中产"润"的重重难关
转资产、别父母:中国中产"润"的重重难关转资产、别父母:中国中产"润"的重重难关
上海人流萧条，她在此开店多年的两家餐厅都陆续倒闭了。
为了结束让人崩溃的状态，她决心逃出去，选了“离中国最近的一个说英语的文明国家”──新加坡，为儿子申请了当地学校。今年8月，儿子顺利拿到新加坡学校的入读通知书，而她则需要先用旅游签证出境，落地后才转换陪读签证。只是，丈夫不得不留在上海照顾老人。诗诗说：
“这一趟完全是逃难，就是我先带著小孩逃出来，其他再想办法。”
临别一刻，诗诗一家人感觉有些悲壮，她记得丈夫对儿子说：
“出去了你再也不要回来。永远不要回来了。我没关系的，我在这里跟他们斗到底。”
学者：润学潮多属于“价值观驱动型”移民
社会人类学家项飙主力研究华人的流动和迁徙，目前生活在柏林，担任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Max-Planck-Institut für ethnologische Forschung）所长。他接受《报道者》访问时表示，中国数十年来经历了不同阶段的移民潮：自1970、80年代开始的“早移早发”，许多人以申请家庭团聚甚至偷渡的方式去西方国家打工赚钱；在2008年之后10年左右，伴随著中国富豪阶层的形成、出入境便利等因素，加上西方国家在金融危机后发展投资移民等项目吸纳资金，形成了“早发早移”的移民潮，发财后的中国人纷纷购买外国护照甚至直接移民外国，享受更优质的生活环境。
“与以前相比，现在这一波移民的经济因素下降了，首先他出去不是为了赚钱，第二呢，他也不是因为有足够的钱才出去的。（这批移民）不是经济驱动型的，更多是价值观驱动型，”项飙分析，“他们的价值观未必上升到民主、多党制这种政治层面，追求的更多是社会价值观，例如平等、尊严，人的自主性，活得是不是诚实，基本生活是不是自己说了算等等。”
在中国南方一线城市生活多年，小南（化名）觉得自己总是活在紧绷之中。“每天都有一些东西要去理论，要去为自己争执，可能才会过得更好。”小南从事媒体行业，丈夫是IT从业员，2020年年初疫情爆发之初，两口子突然被封在家里，她焦虑恐慌，不断在网络上刷新闻，许多人被封住，吃喝、医疗得不到保障的消息看得她流泪。
“我挺容易共情的，如果刷到别人被封住了，我就很难受，我可以看一天。我就想问为什么这么不公平？活得这么可怜。”他们决定跑路，锁定了两人很喜欢的日本，但随后因为怀孕而延缓了行程。
今年眼看著上海突然封城，他们一边增添大冰箱，往家里填塞了各种食物，一边决定尽快带著小宝宝离开。小南的丈夫随后在东京找到工作，办理了工作签证。
“非必要不许出国”让办护照困难重重，跑路群各显神通
小南身边，准备润的朋友不少。她有一个活跃的微信群，其中100多人，都是多年来认识、可以畅聊时事的朋友，今年聊的却都是跑路，小南戏称为“跑路群”。
“里头的人大多数有家庭、孩子，都是已经抵达（外国）或者著手计划的，大家能去哪儿就去哪儿，条件好的去美国、加拿大、澳洲，日本是比较容易的。”但大家即使想方设法办好了签证，最后却卡在了护照上。
“除了上海比较好，可能会按正常手续办理，其他城市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刁难，”小南总结“跑路群”中办护照的不同经历，“（政府人员）会问你为什么出国呀，得了新冠怎么办呀？够不够钱活下去呀，说是担心你家庭情况。”
疫情之前，中国人领取或更新护照一般不需要提交有关出国理由的资料。2020年之后，在“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清零政策之下，中国严格限制人口流动，规定“非必要非紧急不出国”，出入境部门从护照申办的源头就开始卡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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