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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個被遺忘的"共同犯罪體系" 老"紅衛兵"呼吁道歉
壹個被遺忘的"共同犯罪體系" 老"紅衛兵"呼吁道歉壹個被遺忘的"共同犯罪體系" 老"紅衛兵"呼吁道歉
1976年10月7日，文革結束的第贰天。王冀豫將其形容為“中國人民贰次解放的日子”。他回憶當天的情形說：“人民湧上街頭，無不懷著這樣壹個心態：我們解放了，我們終於走出了低落。……我們壹大群人就壹起騎著自行車在濟南大街上喊著解放啦！周圍的市民看著我們都招手。”
公開道歉
2010年，王冀豫在當時尚屬自由派陣地的歷史月刊《炎黃春秋》發表了壹篇“背負殺人的罪責”的文章，公開承認自己曾經在文革中犯下的命罪。
多年來，王冀豫始終對自己的罪過直言不諱。他在采訪中對美國之音說：“我們這個民族的浩劫呀，很多都是不理性沖動和打人，拿生命不當東西，拿生命不當玩意兒，就是人性泯滅吧。人性泯滅的最典型就是打人和殺人。 連我都是殺人犯哎，就是這麼壹個結果。”
道歉，在他看來是犯下罪行的人所能做的最起碼的事。“用革命來掩蓋我們的壹切罪惡，從不會罵人到會罵人，罵起人來朗朗上口。那你說我們成什麼了？不就壹群畜生嗎，是吧？所以說我們經歷過那個時代以後，我們每個人都該有道歉反省，喚醒自己人類良知的基本需求，或者說基本的要求，這才是對的。”
然而，為文革公開道歉的人，在王冀豫看來還是太少太少。在談及到北師大女附中校長卞仲耘的死亡時，他也不解為什麼直接肇事人至今尚未公開道歉。“我也不解，我就認為她們沒有背離這個共犯體系，她們想默默的去咬著牙走向死亡。我覺得特沒意思。反正我認賬，我幹的壞事我認，我覺得我認了我壹身輕松。最起碼我還知道我幹過壞事兒。因為我知道我幹過壞事，我才知道什麼叫好事啊，是吧？”
自從2010年公開承認自己失手殺人之後，王冀豫接受了很多包括《鳳凰衛視》之內的媒體采訪，從不諱言自己的罪行。“我們這代人活得太失敗了，沒有壹個人幹了壞事能站出來。”他感慨道。
“如果說我們這代人壹個認賬的都沒有，那我們這代人不就是他媽的活虧了嗎？沒壹個好東西是吧？那我就當壹回好東西。所謂的好東西，不是我好，是認賬好。誰認賬誰是好人，誰道歉誰是好人，我就那麼想的。”王冀豫說。
王冀豫擔心，如果再沒有人站出來公開承認的話，隨著當年的紅衛兵邁入晚年，歷史或許就此深埋。
他認為自己的同齡人沒有資格躺平。“你們沒資格躺平。你們為了下壹代你們應該站出來說。說什麼呢？說我曾經有過罪過，我曾經對我的同胞幹過壞事兒。”
他認為這非常有必要。“讓每個有罪惡的人都知道，有壹天你會懺悔的，你會後悔的。我們不是基督徒，可能不能用‘懺悔’這個詞，但是你壹定會認賬，會後悔的，會痛苦的。 ”他說。
文革符號宋彬彬
作為北京大院子弟，出生於1951年的王冀豫和根據王朔小說改編的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裡的年輕人壹樣，拾幾歲便被卷入文革的洪流，並且認識宋彬彬等當年就讀於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下簡稱“北師大女附中”)的年輕紅衛兵們。
在王冀豫看來，宋彬彬成了文革符號和紅衛兵的代表人物這件事完全由不得她：“不是公平不公平，而是身不由己”。宋彬彬壹直被很多人認為是當年導致北師大女中副校長，北京第壹個被打死的教師卞仲耘去世的直接肇事者。
1980年，宋彬彬留學美國，後來獲得波士頓大學地球化學專業碩士學位、麻省理工學院地球和大氣系地球化學博士學位，並且入籍美國。作為美國科學家的宋彬彬壹直被人淡忘，直到2014年她再次出現在公眾視野。
2014年1月，繼陳毅之子陳小魯2013年因為文革期間行為向中學老師公開道歉之後，宋彬彬也在北師大女附中和“老叁屆”的多名學生、老師及家屬的見面會上，宣讀《我的道歉和感謝》，表示自己作為學生會代表負責人之壹，沒有阻止1966年對當時北師大女附中卞仲耘校長和其他領導的武斗而導致卞仲耘去世負有責任。
宋彬彬的道歉在當時引起了廣泛關注。有些人肯定她的道歉，有些人認為道歉太遲太弱，而卞仲耘愛人王晶垚(2021年去世)則表示在真相沒有大白之前不接受道歉。
王冀豫認為宋彬彬的道歉應該被肯定和尊重。“她最起碼還主張民主憲政吧，她不主張獨裁吧。她的道歉實際上是對她自己當時行為的道歉。這種道歉是承認我錯了。”
王冀豫還認為1966年宋彬彬在天安門城樓為毛澤東帶上紅衛兵袖章壹事，只是個機緣巧合，並非很多人認為的提前預謀：“就是壹個突發的事，壹個偶然現象。但是由於她給主席帶了袖章，她就成了紅衛兵的壹個符號，她就成了‘要武’的符號。 就是要‘文斗’還是要‘武斗’啊，文化革命成了武斗天下的革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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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聞沒人評論怎麼行，我來說幾句
公開道歉
2010年，王冀豫在當時尚屬自由派陣地的歷史月刊《炎黃春秋》發表了壹篇“背負殺人的罪責”的文章，公開承認自己曾經在文革中犯下的命罪。
多年來，王冀豫始終對自己的罪過直言不諱。他在采訪中對美國之音說：“我們這個民族的浩劫呀，很多都是不理性沖動和打人，拿生命不當東西，拿生命不當玩意兒，就是人性泯滅吧。人性泯滅的最典型就是打人和殺人。 連我都是殺人犯哎，就是這麼壹個結果。”
道歉，在他看來是犯下罪行的人所能做的最起碼的事。“用革命來掩蓋我們的壹切罪惡，從不會罵人到會罵人，罵起人來朗朗上口。那你說我們成什麼了？不就壹群畜生嗎，是吧？所以說我們經歷過那個時代以後，我們每個人都該有道歉反省，喚醒自己人類良知的基本需求，或者說基本的要求，這才是對的。”
然而，為文革公開道歉的人，在王冀豫看來還是太少太少。在談及到北師大女附中校長卞仲耘的死亡時，他也不解為什麼直接肇事人至今尚未公開道歉。“我也不解，我就認為她們沒有背離這個共犯體系，她們想默默的去咬著牙走向死亡。我覺得特沒意思。反正我認賬，我幹的壞事我認，我覺得我認了我壹身輕松。最起碼我還知道我幹過壞事兒。因為我知道我幹過壞事，我才知道什麼叫好事啊，是吧？”
自從2010年公開承認自己失手殺人之後，王冀豫接受了很多包括《鳳凰衛視》之內的媒體采訪，從不諱言自己的罪行。“我們這代人活得太失敗了，沒有壹個人幹了壞事能站出來。”他感慨道。
“如果說我們這代人壹個認賬的都沒有，那我們這代人不就是他媽的活虧了嗎？沒壹個好東西是吧？那我就當壹回好東西。所謂的好東西，不是我好，是認賬好。誰認賬誰是好人，誰道歉誰是好人，我就那麼想的。”王冀豫說。
王冀豫擔心，如果再沒有人站出來公開承認的話，隨著當年的紅衛兵邁入晚年，歷史或許就此深埋。
他認為自己的同齡人沒有資格躺平。“你們沒資格躺平。你們為了下壹代你們應該站出來說。說什麼呢？說我曾經有過罪過，我曾經對我的同胞幹過壞事兒。”
他認為這非常有必要。“讓每個有罪惡的人都知道，有壹天你會懺悔的，你會後悔的。我們不是基督徒，可能不能用‘懺悔’這個詞，但是你壹定會認賬，會後悔的，會痛苦的。 ”他說。
文革符號宋彬彬
作為北京大院子弟，出生於1951年的王冀豫和根據王朔小說改編的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裡的年輕人壹樣，拾幾歲便被卷入文革的洪流，並且認識宋彬彬等當年就讀於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下簡稱“北師大女附中”)的年輕紅衛兵們。
在王冀豫看來，宋彬彬成了文革符號和紅衛兵的代表人物這件事完全由不得她：“不是公平不公平，而是身不由己”。宋彬彬壹直被很多人認為是當年導致北師大女中副校長，北京第壹個被打死的教師卞仲耘去世的直接肇事者。
1980年，宋彬彬留學美國，後來獲得波士頓大學地球化學專業碩士學位、麻省理工學院地球和大氣系地球化學博士學位，並且入籍美國。作為美國科學家的宋彬彬壹直被人淡忘，直到2014年她再次出現在公眾視野。
2014年1月，繼陳毅之子陳小魯2013年因為文革期間行為向中學老師公開道歉之後，宋彬彬也在北師大女附中和“老叁屆”的多名學生、老師及家屬的見面會上，宣讀《我的道歉和感謝》，表示自己作為學生會代表負責人之壹，沒有阻止1966年對當時北師大女附中卞仲耘校長和其他領導的武斗而導致卞仲耘去世負有責任。
宋彬彬的道歉在當時引起了廣泛關注。有些人肯定她的道歉，有些人認為道歉太遲太弱，而卞仲耘愛人王晶垚(2021年去世)則表示在真相沒有大白之前不接受道歉。
王冀豫認為宋彬彬的道歉應該被肯定和尊重。“她最起碼還主張民主憲政吧，她不主張獨裁吧。她的道歉實際上是對她自己當時行為的道歉。這種道歉是承認我錯了。”
王冀豫還認為1966年宋彬彬在天安門城樓為毛澤東帶上紅衛兵袖章壹事，只是個機緣巧合，並非很多人認為的提前預謀：“就是壹個突發的事，壹個偶然現象。但是由於她給主席帶了袖章，她就成了紅衛兵的壹個符號，她就成了‘要武’的符號。 就是要‘文斗’還是要‘武斗’啊，文化革命成了武斗天下的革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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