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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籍播音员一声疾呼,暴露出日本媒体的另一面
中国籍播音员一声疾呼,暴露出日本媒体的另一面中国籍播音员一声疾呼,暴露出日本媒体的另一面
近日，被NHK辞退的中国籍主播@树语treetalk（笔名胡越）接受了国内媒体采访，这似乎也是事情发生一个多月后，他第一次对外界袒露事情的全过程以及他自己的心路历程。
胡越在NHK已经工作了22年，无论是人脉还是生活，恐怕都已经深深地卷入其中。但他依然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并且背负了整个职业生涯和社会关系受损的代价，的确令人钦佩。
NHK事件中的几个意外
回顾这次NHK事件，日本(专题)对该中国籍员工及NHK领导层的处理，有几个令人颇感意外的地方。
首先就是处理的严厉性。
日本总务省迅速对NHK进行“行政指导”处分，并导致NHK国际广播的理事傍田贤治辞职。NHK高层的四名管理人员也自愿返还一个月薪酬。这种快速而严厉的内部处理，在日本传统的新闻机构中并不常见，尤其是针对内部媒体争议时。
从8月19日事发至今，日本媒体连番报道，处罚决定层出不穷，甚至在NHK的直播新闻节目中直接道歉，这种处理模式也让人感到惊讶。这恐怕不仅与媒体规范有关，更与这位播音员的“中国籍”身份有关，在现在日本对华冷感、恶感的整体氛围之下，任何与中国相关的问题，恐怕都会被扩大化和政治化。
第二，政府在事情发生后迅速下场干预，对NHK进行“行政指导”。这表明日本政府对该事件的高度重视，尤其在涉及领土问题上的敏感性。
对此，一部分右翼势力强烈支持政府和NHK的处理方式，认为这是维护国家利益和历史立场的必要措施。然而，另一部分日本民众和媒体从业者则对此表达了担忧，认为此举对新闻自由构成了威胁，并凸显了媒体在历史问题上受政治控制的现状。
但无论如何，这似乎展现出一种发展趋势，也就是日本政府对媒体的影响力将显着提升，这些处罚可能都会成为某种“默契”和“共识”，成为其他从业者不能逾越的红线。
第三就是解决方式的决绝性。
问题出来之后，很多人都在关心未来该怎么办？这些外籍播音员是否都会成为“未爆弹”，对他们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目前来看，日方的措施也很极致，一是打算取消直播、全面采取录播的形式，从而对他们的言论进行事先的审查；二是未来引入更多的人工智能播音员，让他们逐步取代这些外籍员工。
这项政策如果贯彻下去，恐怕会极大损害NHK内部的包容度，也会在外籍员工中制造恐慌感。有些人可能会选择离开；但有些人可能就会被迫配合日方的政治正确，修正自己的立场和观点，这种人在日本媒体人中也不鲜见。
胡越接受国内媒体采访
日本媒体内部的抗争者
尽管日本媒体的历史修正主义倾向盛行，仍有不少日籍和外籍记者试图挑战这一现状。比如，2014年的《朝日新闻》撤回报道事件。
2014年，《朝日新闻》因多年前对慰安妇问题的报道受到右翼压力，被迫撤回部分内容。该报道曾引用日本作家吉田清治的证言，指控日本军队强制征用慰安妇。
撤稿后，该报社员工中出现了激烈的内部分歧。一些记者和编辑认为此举是向右翼压力屈服，违背了新闻的独立性，尽管他们承受了来自右翼势力和公众的巨大压力，但依旧反对撤稿，强调必须正视慰安妇的历史问题。
再比如2001年的NHK节目审查事件。2001年，NHK原本计划播出一部关于慰安妇问题的纪录片，探讨日本在二战期间对朝鲜(专题)半岛女性的虐待行为。节目制作团队内部的一些员工，试图坚持将历史事实还原，然而节目播出前被大幅修改，删除了关于日本军队暴行的部分，削弱了批判力度。虽然节目最终播出，但制作团队中反对审查的员工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并对媒体自由提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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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胡越在NHK已经工作了22年，无论是人脉还是生活，恐怕都已经深深地卷入其中。但他依然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并且背负了整个职业生涯和社会关系受损的代价，的确令人钦佩。
NHK事件中的几个意外
回顾这次NHK事件，日本(专题)对该中国籍员工及NHK领导层的处理，有几个令人颇感意外的地方。
首先就是处理的严厉性。
日本总务省迅速对NHK进行“行政指导”处分，并导致NHK国际广播的理事傍田贤治辞职。NHK高层的四名管理人员也自愿返还一个月薪酬。这种快速而严厉的内部处理，在日本传统的新闻机构中并不常见，尤其是针对内部媒体争议时。
从8月19日事发至今，日本媒体连番报道，处罚决定层出不穷，甚至在NHK的直播新闻节目中直接道歉，这种处理模式也让人感到惊讶。这恐怕不仅与媒体规范有关，更与这位播音员的“中国籍”身份有关，在现在日本对华冷感、恶感的整体氛围之下，任何与中国相关的问题，恐怕都会被扩大化和政治化。
第二，政府在事情发生后迅速下场干预，对NHK进行“行政指导”。这表明日本政府对该事件的高度重视，尤其在涉及领土问题上的敏感性。
对此，一部分右翼势力强烈支持政府和NHK的处理方式，认为这是维护国家利益和历史立场的必要措施。然而，另一部分日本民众和媒体从业者则对此表达了担忧，认为此举对新闻自由构成了威胁，并凸显了媒体在历史问题上受政治控制的现状。
但无论如何，这似乎展现出一种发展趋势，也就是日本政府对媒体的影响力将显着提升，这些处罚可能都会成为某种“默契”和“共识”，成为其他从业者不能逾越的红线。
第三就是解决方式的决绝性。
问题出来之后，很多人都在关心未来该怎么办？这些外籍播音员是否都会成为“未爆弹”，对他们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目前来看，日方的措施也很极致，一是打算取消直播、全面采取录播的形式，从而对他们的言论进行事先的审查；二是未来引入更多的人工智能播音员，让他们逐步取代这些外籍员工。
这项政策如果贯彻下去，恐怕会极大损害NHK内部的包容度，也会在外籍员工中制造恐慌感。有些人可能会选择离开；但有些人可能就会被迫配合日方的政治正确，修正自己的立场和观点，这种人在日本媒体人中也不鲜见。
胡越接受国内媒体采访
日本媒体内部的抗争者
尽管日本媒体的历史修正主义倾向盛行，仍有不少日籍和外籍记者试图挑战这一现状。比如，2014年的《朝日新闻》撤回报道事件。
2014年，《朝日新闻》因多年前对慰安妇问题的报道受到右翼压力，被迫撤回部分内容。该报道曾引用日本作家吉田清治的证言，指控日本军队强制征用慰安妇。
撤稿后，该报社员工中出现了激烈的内部分歧。一些记者和编辑认为此举是向右翼压力屈服，违背了新闻的独立性，尽管他们承受了来自右翼势力和公众的巨大压力，但依旧反对撤稿，强调必须正视慰安妇的历史问题。
再比如2001年的NHK节目审查事件。2001年，NHK原本计划播出一部关于慰安妇问题的纪录片，探讨日本在二战期间对朝鲜(专题)半岛女性的虐待行为。节目制作团队内部的一些员工，试图坚持将历史事实还原，然而节目播出前被大幅修改，删除了关于日本军队暴行的部分，削弱了批判力度。虽然节目最终播出，但制作团队中反对审查的员工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并对媒体自由提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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