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砸鍋賣鐵、延長退休、苦力主義 北京踏入灰犀牛陣
苦力主義和勞動憲法
因為，雖然從表面上看，隨著中國社會老齡化的到來，推遲退休政策貌似效仿歐洲相關政策改革，作為保障社保基金支付能力的壹項必要的公共政策改革；但是，在中國的勞動環境下，壹個未經廣泛討論和審議的重大勞動政策的變更，在缺乏配套勞動和福利改革的條件下，不僅可能迅速上升為“國家違約”的政治沖突，而且從勞動經濟的角度來看這壹改革也是注定失敗，可能引發中國勞動體制和社會結構的崩塌，進而造成持久的國家失敗。
簡單地講，原先成型於1970年代初的職工退休年限制度，是基於當時的國民平均壽命（即61歲），在幾拾年後國民延壽至平均年齡78歲後，表面上似有調整必要。但是，在過去叁拾年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尤其自1990年代中後期國企改革結束後，傳統意義的工人階級在整體上已經不復存在，工人階級的政治代表和階級意識全然消失，中國勞動領域只有沒有階級的龐大工人和受雇傭者，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引入的集體談判機制流於形式，並不存在壹個正常國家裡的在工人階級與雇主階級之間的政治談判安排。任何勞動制度的改革都意味著是單向度的、強加的、違背工人和受雇傭者的階級利益。
其次，工人階級消失的無聲無息，很大程度上是因為1992年開啟的市場經濟將19世紀以來的華工-苦力主義傳統喚醒了，並且以奮斗-成果的模式，代替了工人階級的勞動權利觀。中國勞動者以推遲享受、為未來回報而特別能忍受現期超時勞作的苦力主義激勵，與國家暴力和資本暴力的雙重暴力驅動和諧並進。這就是中國模式的核心。
對中國廣大苦力-勞動者來說，60/55/50的退休年限，就是開始美好生活、結束苦力勞動的解放象征。只有在雙重暴力控制下的中國，才可能真正理解這壹年齡線對勞動人民其人生的重大意義。當然，今天也有許多缺乏退休金的高齡勞動者苦於60/55的限制，雇傭單位對他們的超齡雇傭顯然違法，也斷絕了他們的生機。這在園林行業、建築行業也成為雇主們近年來的困擾，他們多次建言希望修改勞動法，放寬退休年限。
這壹對少數高齡體力勞動者來說像是雇傭者和被雇傭者的延退共識，毋寧反映了中國勞動者缺乏足夠社會福利和勞動權利保障的悲慘現實。對更多的勞動者來說，叁年的退休延期卻形同絕望生活上追加的壹記重錘。因為，在當下和未來的中國勞動市場上，充滿了年齡歧視。在缺乏工會代言和階級保障的背景下，大多數低學歷的勞動者如同騾馬壹般被按齒序分類。其中，35歲意味著第壹個失業門檻，簡直就是高學歷碼農的噩夢。而越來越多總量接近兩億的“自由職業者”（其中大部分實為外賣騎手、按摩師、護工、卡車司機等新仆役階級），壹個更無勞動時間保障近年來因多發生高齡勞動猝死的勞動群體，新近被美團等公司限制招收45歲以上求職者，且被限制向高齡騎手派單。
也就是說，對總體上缺乏勞動保障和社會福利、且越來越多的勞動者成為勞務派遣工的中國勞動者來說，他們正在成為不穩定就業者，新流民階級。對他們來說，從40到60都意味著嚴重的職場歧視和越來越少的就業機會，和越來越短的健康勞動壽命。（譬如當今中國男性工人的平均健康勞動壽命只有57歲。）如果再延期退休叁年，盡管可能只是為現在已經糟糕的零工生活和低廉的退休金帳戶帶來更多壹點兒在北京官僚們看起來微不足道的邊際損失，對無數困於勞動市場的邊緣化而無法被福利領域解救的失業者、靈活就業者等等整個新流民階級來說，卻可能意味著個人和家庭的災難，也就是在上世紀90年代末階級結構的瓦解之後發生社會結構的瓦解。
事實上，疫情結束的兩年來，中國各地激增的社會報復性殺人案件，從吉林針對美國游客的屠殺，到蘇州平江路慘案等等，幾乎每天、每周都發生的類似慘案，行凶者的年齡越來越集中在50歲以上的中年男人群體。他們正在耗盡所有的人生希望。
因此，在這個意義上再來看拾幾年前中青報等媒體大聲呼吁的，退休年限是壹個國家契約、不可輕易違約的評論，其中固然有著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敏銳和迂腐，但若對照中國勞動市場現狀，恐怕不難發現，相比中國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的無力，退休年限可能是最後也是唯壹神聖的勞動憲法。任何對這壹勞動憲法的輕視和踐踏，都可能顛覆整個國家的階級-社會關系和政治基礎。
如此來看，可能無需再行計算1970年代拾幾個勞動人口養活壹個退休者、而2030年可能1.5個勞動者養活壹個退休者的不可能供養模式，任何人都能從中國勞動者的苦力主義悲慘狀況發現這場延遲退休改革失敗的必然性，它將可能在未來觸發壹場革命。那正是北京今天的決策者們壹以貫之的逃避態度所決定的。他們或許深知，他們正在踏入壹個灰犀牛陣，以敲鑼打鼓、砸鍋賣鐵的方式喚醒那些沉睡的灰犀牛們。但是，在這個國家資本主義的國度，民營資本和民營企業家尚且被隨意拿捏，誰又真正在乎那些從未進入視野的勞工大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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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雖然從表面上看，隨著中國社會老齡化的到來，推遲退休政策貌似效仿歐洲相關政策改革，作為保障社保基金支付能力的壹項必要的公共政策改革；但是，在中國的勞動環境下，壹個未經廣泛討論和審議的重大勞動政策的變更，在缺乏配套勞動和福利改革的條件下，不僅可能迅速上升為“國家違約”的政治沖突，而且從勞動經濟的角度來看這壹改革也是注定失敗，可能引發中國勞動體制和社會結構的崩塌，進而造成持久的國家失敗。
簡單地講，原先成型於1970年代初的職工退休年限制度，是基於當時的國民平均壽命（即61歲），在幾拾年後國民延壽至平均年齡78歲後，表面上似有調整必要。但是，在過去叁拾年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尤其自1990年代中後期國企改革結束後，傳統意義的工人階級在整體上已經不復存在，工人階級的政治代表和階級意識全然消失，中國勞動領域只有沒有階級的龐大工人和受雇傭者，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引入的集體談判機制流於形式，並不存在壹個正常國家裡的在工人階級與雇主階級之間的政治談判安排。任何勞動制度的改革都意味著是單向度的、強加的、違背工人和受雇傭者的階級利益。
其次，工人階級消失的無聲無息，很大程度上是因為1992年開啟的市場經濟將19世紀以來的華工-苦力主義傳統喚醒了，並且以奮斗-成果的模式，代替了工人階級的勞動權利觀。中國勞動者以推遲享受、為未來回報而特別能忍受現期超時勞作的苦力主義激勵，與國家暴力和資本暴力的雙重暴力驅動和諧並進。這就是中國模式的核心。
對中國廣大苦力-勞動者來說，60/55/50的退休年限，就是開始美好生活、結束苦力勞動的解放象征。只有在雙重暴力控制下的中國，才可能真正理解這壹年齡線對勞動人民其人生的重大意義。當然，今天也有許多缺乏退休金的高齡勞動者苦於60/55的限制，雇傭單位對他們的超齡雇傭顯然違法，也斷絕了他們的生機。這在園林行業、建築行業也成為雇主們近年來的困擾，他們多次建言希望修改勞動法，放寬退休年限。
這壹對少數高齡體力勞動者來說像是雇傭者和被雇傭者的延退共識，毋寧反映了中國勞動者缺乏足夠社會福利和勞動權利保障的悲慘現實。對更多的勞動者來說，叁年的退休延期卻形同絕望生活上追加的壹記重錘。因為，在當下和未來的中國勞動市場上，充滿了年齡歧視。在缺乏工會代言和階級保障的背景下，大多數低學歷的勞動者如同騾馬壹般被按齒序分類。其中，35歲意味著第壹個失業門檻，簡直就是高學歷碼農的噩夢。而越來越多總量接近兩億的“自由職業者”（其中大部分實為外賣騎手、按摩師、護工、卡車司機等新仆役階級），壹個更無勞動時間保障近年來因多發生高齡勞動猝死的勞動群體，新近被美團等公司限制招收45歲以上求職者，且被限制向高齡騎手派單。
也就是說，對總體上缺乏勞動保障和社會福利、且越來越多的勞動者成為勞務派遣工的中國勞動者來說，他們正在成為不穩定就業者，新流民階級。對他們來說，從40到60都意味著嚴重的職場歧視和越來越少的就業機會，和越來越短的健康勞動壽命。（譬如當今中國男性工人的平均健康勞動壽命只有57歲。）如果再延期退休叁年，盡管可能只是為現在已經糟糕的零工生活和低廉的退休金帳戶帶來更多壹點兒在北京官僚們看起來微不足道的邊際損失，對無數困於勞動市場的邊緣化而無法被福利領域解救的失業者、靈活就業者等等整個新流民階級來說，卻可能意味著個人和家庭的災難，也就是在上世紀90年代末階級結構的瓦解之後發生社會結構的瓦解。
事實上，疫情結束的兩年來，中國各地激增的社會報復性殺人案件，從吉林針對美國游客的屠殺，到蘇州平江路慘案等等，幾乎每天、每周都發生的類似慘案，行凶者的年齡越來越集中在50歲以上的中年男人群體。他們正在耗盡所有的人生希望。
因此，在這個意義上再來看拾幾年前中青報等媒體大聲呼吁的，退休年限是壹個國家契約、不可輕易違約的評論，其中固然有著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敏銳和迂腐，但若對照中國勞動市場現狀，恐怕不難發現，相比中國勞動法和勞動合同法的無力，退休年限可能是最後也是唯壹神聖的勞動憲法。任何對這壹勞動憲法的輕視和踐踏，都可能顛覆整個國家的階級-社會關系和政治基礎。
如此來看，可能無需再行計算1970年代拾幾個勞動人口養活壹個退休者、而2030年可能1.5個勞動者養活壹個退休者的不可能供養模式，任何人都能從中國勞動者的苦力主義悲慘狀況發現這場延遲退休改革失敗的必然性，它將可能在未來觸發壹場革命。那正是北京今天的決策者們壹以貫之的逃避態度所決定的。他們或許深知，他們正在踏入壹個灰犀牛陣，以敲鑼打鼓、砸鍋賣鐵的方式喚醒那些沉睡的灰犀牛們。但是，在這個國家資本主義的國度，民營資本和民營企業家尚且被隨意拿捏，誰又真正在乎那些從未進入視野的勞工大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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