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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聿文: 中國內部潰爛的狀態評估
鄧聿文: 中國內部潰爛的狀態評估鄧聿文: 中國內部潰爛的狀態評估
表現之叁，僵屍意識形態
中共的意識形態已經完全僵化，完全失去了對群眾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但這不是意識形態本身的過錯，而是這個黨在淪為習的道具後，必然要出現的代價。中共號稱革命黨，革命黨的專長是富有鼓動性和號召力，能夠動員大眾為著壹個崇高目標去奮斗甚至犧牲。但前提是有壹套蠱惑人心的革命理想和意識形態。中共過去在幹革命和搞文革時有這套東西。改革開放後，政治實利主義取代革命激情，黨的意識形態回歸平庸，逐漸僵化。
習確立起他的壹人統治後，黨的意識形態完全失去彈性，變成為其拙劣辯護的僵屍。“肆個意識”、“肆個自信”、“兩個維護”、“兩個確立”既是咒語，又是病毒，要用它來灌輸和傳播給黨員和群眾，試圖徹底洗腦他們，成為習的馴服工具，不允許和當局的看法和主張有半點差池，哪怕是當局的吹鼓手出於愛黨考慮，都不行。比如胡錫進偶爾會說壹兩句和當局不同調的話，也遭到禁言，甚至被壹些愛國群眾打成“公知”，足以顯示中國內部潰爛的程度。
表現之肆，社會信心崩潰，民眾用腳投票
政治專制，經濟蕭條，自由受限，這是中國當下的現狀。對多數中國人來說，當他們意識到這種狀況在未來10年不但不能改善，還有可能惡化後，本能的反應就是焦慮，對未來信心的崩潰。今天，從底層到中產階級，從黨外到黨內，從知識階層到企業家，從普通公務員到中高級官員，能夠感受到的壹個共同特征，是焦慮，既看不到個人前途，也看不到國家希望。失業的威脅，收入的下降，養老金的減少，沉重的房貸，這是很多中國人每日都要面對的現實。官員則是無休止的政治學習和對領導人的忠誠測試以及反腐壓力。企業家也好不了多少，資金周轉困難，已經破產或面臨破產的威脅。知識分子更是苦於不能說話。人們厭倦了官方虛假的宣傳，想改變命運的，要麼移民，要麼偷渡，想方設法潤出中國；不想改變命運的，要麼被迫，要麼自覺躺平。
現在看來，中國社會的信心危機至少要持續到習下台，但他什麼時候會下台不知道，從叁中全會來看，倘若他身體好，再幹10年是有可能的。因此，最煎熬的時候恐怕還未到來。
表現之伍，社會報復頻出，中國進入互害模式
近幾年來，中國發生多起原本不認識的年輕人通過網絡相約自殺的事件，以及惡性行凶案件，後者還波及到在華外國人。無論自殺者還是行凶者，基本處於社會的底層，從社會學來看，是社會的弱者或失敗者。雖然每起案件的具體動因不同，但這麼多案件集中在這幾年發生，理所當然反映社會出現了嚴峻問題。
在這些案件中，不難知道，是他們對自身命運絕望，認為無力改變現狀，才選擇自殺或謀害他人。尤其是那些對無辜者無差別行凶的人，壹般都遭受到了某種明顯的或他自認為明顯的不公對待，在向當局和社會訴諸救濟渠道無果後，遂萌生極端的反社會心理，行凶殺人以報復社會。這類人壹旦產生了這種念頭，報復誰不是目的，報復本身成了目的。而在現實中，這種報復更容易指向和他同為弱勢者或比他還弱的群體，因為強者有更好的自我保護。從這個角度看，社會互害模式的出現，是民間對體制的不公，用壹種畸形的方式進行自我糾偏。
表現之六，高度依賴監控的社會治理
上面分析的伍個方面都可歸咎於習近平政權對中國社會的治理失敗。2013年拾八屆叁中全會，習把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作為當時改革的目標任務，今年的叁中全會，依然還是這個改革主題。可見，在過去10年，當局在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問題上，基本無功而返。
事實上，社會治理還在惡化。對官員的治理，當局祭出政治懲罰的大棒，施以政治高壓，並用反腐來恫嚇他們；對民眾的治理，當局以“法治”之名，實際采取的是簡單粗暴的剛性維穩，用警察力量和專政工具來壓制大眾的不滿，因為意識形態的空洞說教早已破產，而經濟的蕭條也讓當局沒有多余的錢糧來分給大眾，所以只得依賴強制。但不管對官員還是民眾，當局必須使用壹種武器，即監控。得益於現代科技的發展，當局在監控社會這壹點上，基本已做到無死角，幾拾億個監控頭，將每個中國人都變成了壹個沒有秘密的透明人。正由於高度依賴數字技術監控，當局的治理能力也就變得更粗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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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人說話啊，我想來說幾句
中共的意識形態已經完全僵化，完全失去了對群眾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但這不是意識形態本身的過錯，而是這個黨在淪為習的道具後，必然要出現的代價。中共號稱革命黨，革命黨的專長是富有鼓動性和號召力，能夠動員大眾為著壹個崇高目標去奮斗甚至犧牲。但前提是有壹套蠱惑人心的革命理想和意識形態。中共過去在幹革命和搞文革時有這套東西。改革開放後，政治實利主義取代革命激情，黨的意識形態回歸平庸，逐漸僵化。
習確立起他的壹人統治後，黨的意識形態完全失去彈性，變成為其拙劣辯護的僵屍。“肆個意識”、“肆個自信”、“兩個維護”、“兩個確立”既是咒語，又是病毒，要用它來灌輸和傳播給黨員和群眾，試圖徹底洗腦他們，成為習的馴服工具，不允許和當局的看法和主張有半點差池，哪怕是當局的吹鼓手出於愛黨考慮，都不行。比如胡錫進偶爾會說壹兩句和當局不同調的話，也遭到禁言，甚至被壹些愛國群眾打成“公知”，足以顯示中國內部潰爛的程度。
表現之肆，社會信心崩潰，民眾用腳投票
政治專制，經濟蕭條，自由受限，這是中國當下的現狀。對多數中國人來說，當他們意識到這種狀況在未來10年不但不能改善，還有可能惡化後，本能的反應就是焦慮，對未來信心的崩潰。今天，從底層到中產階級，從黨外到黨內，從知識階層到企業家，從普通公務員到中高級官員，能夠感受到的壹個共同特征，是焦慮，既看不到個人前途，也看不到國家希望。失業的威脅，收入的下降，養老金的減少，沉重的房貸，這是很多中國人每日都要面對的現實。官員則是無休止的政治學習和對領導人的忠誠測試以及反腐壓力。企業家也好不了多少，資金周轉困難，已經破產或面臨破產的威脅。知識分子更是苦於不能說話。人們厭倦了官方虛假的宣傳，想改變命運的，要麼移民，要麼偷渡，想方設法潤出中國；不想改變命運的，要麼被迫，要麼自覺躺平。
現在看來，中國社會的信心危機至少要持續到習下台，但他什麼時候會下台不知道，從叁中全會來看，倘若他身體好，再幹10年是有可能的。因此，最煎熬的時候恐怕還未到來。
表現之伍，社會報復頻出，中國進入互害模式
近幾年來，中國發生多起原本不認識的年輕人通過網絡相約自殺的事件，以及惡性行凶案件，後者還波及到在華外國人。無論自殺者還是行凶者，基本處於社會的底層，從社會學來看，是社會的弱者或失敗者。雖然每起案件的具體動因不同，但這麼多案件集中在這幾年發生，理所當然反映社會出現了嚴峻問題。
在這些案件中，不難知道，是他們對自身命運絕望，認為無力改變現狀，才選擇自殺或謀害他人。尤其是那些對無辜者無差別行凶的人，壹般都遭受到了某種明顯的或他自認為明顯的不公對待，在向當局和社會訴諸救濟渠道無果後，遂萌生極端的反社會心理，行凶殺人以報復社會。這類人壹旦產生了這種念頭，報復誰不是目的，報復本身成了目的。而在現實中，這種報復更容易指向和他同為弱勢者或比他還弱的群體，因為強者有更好的自我保護。從這個角度看，社會互害模式的出現，是民間對體制的不公，用壹種畸形的方式進行自我糾偏。
表現之六，高度依賴監控的社會治理
上面分析的伍個方面都可歸咎於習近平政權對中國社會的治理失敗。2013年拾八屆叁中全會，習把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作為當時改革的目標任務，今年的叁中全會，依然還是這個改革主題。可見，在過去10年，當局在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問題上，基本無功而返。
事實上，社會治理還在惡化。對官員的治理，當局祭出政治懲罰的大棒，施以政治高壓，並用反腐來恫嚇他們；對民眾的治理，當局以“法治”之名，實際采取的是簡單粗暴的剛性維穩，用警察力量和專政工具來壓制大眾的不滿，因為意識形態的空洞說教早已破產，而經濟的蕭條也讓當局沒有多余的錢糧來分給大眾，所以只得依賴強制。但不管對官員還是民眾，當局必須使用壹種武器，即監控。得益於現代科技的發展，當局在監控社會這壹點上，基本已做到無死角，幾拾億個監控頭，將每個中國人都變成了壹個沒有秘密的透明人。正由於高度依賴數字技術監控，當局的治理能力也就變得更粗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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