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 中国内部溃烂的状态评估

中国警察与保安人员在举行中共三中全会的京西宾馆外执勤(2024年7月15日)
编者按:这是邓聿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多年来,社会学者喜欢用“溃败”一词来描述中国的社会状况。今年的情形似乎更严重,很多人认为,中共政权活不过几年。不过,我更愿用“溃烂”形容目前阶段。
在我看来,两词有程度上的差异,“溃烂”虽然也表示社会肌体出现了普遍的细胞蜕变和坏死,可维系社会运转的组织体系还大体在发挥作用,并未到运转完全失灵、一推就倒的地步。等哪一天这个政权从下到上,其组织体系瘫痪了,社会大面积的反抗才会真正到来。
但我们在讨论中国的内部溃烂现象时,也需要明了,它并非是在习时代出现的,胡锦涛后期已经很明显了,那时政治的僵化到了很突出的程度,党内外、全社会等着习上台后“刮骨疗毒”,习也确实想拯救中共、改造中国,只是 10年下来,他开错了药方,致使内部的溃烂日甚一日。三中全会是他试图在改革旗号下对中国内部溃烂做一次最新治疗,可从舆论反响看,效果显然不好。
要理解中国的内部溃烂状况,我把它分成六个方面来分析,或可称之为内部溃烂的六种表现吧。
表现之一,绝对权力导致的反向失控
习自成为中共的领导核心后,就拉开了和其他政治局成员的距离,这种情况在20大达到顶端,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变成一种绝对权力,是“没有皇帝称号的皇帝”。目前貌似有所削弱,但依然高高在上,“习近平特使”的称呼表明了这点。最高领导人的特使外交是各国外交的一种虽然不常用,但也是正常的做法,可习近平将特使外交变成一种常态,动不动就要某人充当他的特使出访他国,频率非常频繁。前些年,作为“习特使”的领导干部一般是部长,有时也会是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或副总理,可今年以来,连王沪宁、韩正等常委级别的领导都以习特使身份出访。这就非常不正常,表明最高权力严重失控,党根本没有力量可以约束他。
权力失控就其本义来说是指内外都没有约束,在过去,权力虽然没有外部约束,但内部还是有一定的约束,包括最高权力,比如,邓有陈云,江和胡有元老,以及其他的派系力量的制衡,但习是完全没有制衡他的势力。表面看,习在拥有绝对权力后,政令能够得到贯彻,然而实际上把对他的服从变成了一种形式主义,集体躺平。官员队伍没有几个人真正在为这个党、这个国家认真做事,大家都抱着敷衍塞责的心态,只求不出事即可,国家利益、群众利益甚至体制利益都不是他们考虑的出发点。官员的精神面貌并没有改变,各级权力依然不受控,为了明哲保官,不干事,无所作为,乃至不惜出台压制性的政策和举措。从权力的责任和施政效果看,此种现象可称作反向的权力失控。
表现之二,不可治理的腐败
腐败正是权力失控的结果。吊诡的是,习的反腐力度前所未有,然而,从官方的统计来看,在2018年后,当局每年被查处的官员数量,尤其是中管干部的数量,反而是一年比一年多。比如,今年前7月,已有38个中管干部被调查,其中有7人为正部级。这个数字超过了去年全年。党政如此,军队腐败同样严重,去年曝出的火箭军腐败案和前后两任国防部长的落马证实了军队的腐败一点也不亚于党政口。
习反了10年腐,落马官员年年多,说明在一党一人的体制下,腐败是无法得到有效抑制的,不管中共内部建立了多少反腐机制。原因在于,党专政不允许外部监督,单靠内部监督不可能治理腐败。而一人统治,反腐目的服务于最高统治者需要,一方面,为了证实一人统治的合法性,反腐就不能放松;另一方面,反腐又不能有损一人政权,导致统治的松动。这两个目的具有内在的冲突,决定了腐败是不可治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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