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崢] 徐崢的新電影,真的能理解底層人的生活嗎
原標題：
《逆行人生》：迎合刻板印象的現實主義
《逆行人生》上映，網上的評價比較分裂。抽空去看了，說點看法。
有人說，電影以小人物的視角，展現了生活的真實與不易，是壹部反映現實、致敬奮斗者、傳播正能量的佳作。
電影是肯定想傳播正能量的。整部電影的多數街景都是高色溫的灰藍色調，暗示著暗沉、陰郁的風格，這正好把騎手亮黃色的制服襯托出來了，使人感覺溫暖，興奮和愉悅。
這符合電影的主旨：遭受生活的重擊，仍然積極向上。
但也有人說，這是壹部分富人拍給窮人看的電影，虛偽做作。先不說這種說法對不對，我覺得，這種說法是可以解釋和理解的。
電影在技術上是優秀的，攝影、節奏、結構都沒有太大的問題，但電影的故事情節，拼湊痕跡太重，因此缺乏靈魂，人物形象生硬。
電影男主角高志壘入職11年，裁員賠償70萬，反推他的工資，應該是壹個月6萬，再加上年終獎等等，差不多壹年有70～100萬。
為什麼這樣的收入狀況完全無法應對危機？這是因為電影給高志壘加上了所有網絡上流傳的苦難。
電影中的高志壘，符合經典畫像。現在網上流行所謂的新時代中產“作死叁件套”——高額房貸、配偶不上班、孩子上國際學校。高志壘精准地滿足了這叁點。
電影為了強調這壹點，還用高志壘的父親喊出：是你叫你老婆不要上班的。
此外，電影還加上了P2P損失了幾乎全部存款，以及父親生病的情節。
這個起始設定，迎合了網傳的形象，網感非常強，但這導致電影迎合了概念，人物卻變得刻板僵硬，缺乏了生活本身的真實，成了壹部缺乏靈魂的苦情戲。
如果以我作為壹個新聞評論人的角度來看，某種程度上，這部電影是新聞評論的電影化——因為它具象了諸多的新聞點。這並不奇怪，當幾個編劇在壹起攢故事，開頭腦風暴會的時候，以往的新聞點，就會成為他們不願舍棄的東西——這些新聞點能引發共鳴、帶來流量。
但是，當壹部電影像新聞評論，它就既沒有了時評的深度和見解，也失去了生活細節帶來的沖突、張力、人性、矛盾的動人之處。
徐崢的演技是沒有問題的，演什麼像什麼，不會讓人出戲。但電影劇情卻讓人出戲，所以，就產生了這樣壹種流傳的說法：“有錢人花時間演窮人來賺更多的錢，窮人卻花錢買票看有錢人演自己”。
其實，幾乎每壹部電影中的窮人，都是富人拍的，富人演的，之所以《逆行人生》出現了這個評價，就是因為電影缺乏生活的真實，讓人出戲。
豆瓣上有人說：裁員不是這樣，送外賣不是這樣，人性不是這樣，家庭矛盾不是這樣，中年危機也不是這樣，人生也不是這樣。不要刻意把壹個人的生活拍得這麼無辜又這麼受害，這就是消費苦難和制造焦慮。
首先，壹個資深程序員，壹個公司的技術領導人，並不那麼容易被裁，更不會故意被羞辱。
外行壹般認為，程序員是碼農，既然是農，就是壹種體力活，吃青春飯，靠的是加班、拼時間。
但實際上，作為公司的技術領導人，對已有公司業務技術的熟悉，領導力，人際關系，行業關系，甚至那些在代碼中埋下的雷，都使得壹個技術領導人不會被輕易裁。
起碼，不會被羞辱性裁員。
後來，高志壘去另壹個公司面試，因為HR工作失誤，看錯了出生年份，把78年看成了98年。但即便如此，面試者要拒絕，那也會是彬彬有禮，客客氣氣，不會直接對年齡產生侮辱性的評價。
即便被裁，壹個有經驗的程序員，要找到壹份臨時性的工作，並不會太難。接外包、做壹些零碎的私活，總是可以找到的。
他的經濟、社會地位，不會下降得那麼快，她的老婆也不會直接掉落到去做美甲行業。這不符合社會現實，也不符合中產家庭對家庭地位的維護的努力。
實際上，在非體力的，需要經驗、積累的行業，年齡是壹個負擔，並不是因為體力下降，更多的是因為經驗多、人脈廣而難管理，薪資高。這就使得即便降薪求職，企業也會擔心不穩定。
所以，對高志壘這樣的人而言，穩定工作難尋，臨時性、分散性收入卻不會太難。
而且，隨著整個經濟形勢的變化，高志壘這類的職場人，被裁員之後，很難再恢復到原有職位和薪資，那麼，當他們認識到這壹點後，實際上也會變得並不難管理，也不會不穩定。
所以，像高志壘那樣的失業，本質上仍然是摩擦性失業，是經濟形勢變化導致的勞動力市場變化，和勞動力市場認知之間的時滯造成的。
壹旦行業認識到新的人力資源特質後——更直白地說，當公司人明白，市場上有壹大批經驗足、降薪求職的人，而且這些人也明白這壹點後，穩定就能達成。
這時，摩擦性失業就會消失。
電影這麼拍，是為了把社會上流傳的那些中年、中層失業，因為年齡大找不到工作的段子具象化。但其實，完全不必堆積苦難，壹個真實的中產中年，即便緩慢的滑落，同樣也充滿真實的痛苦。
比如，失業引發的家庭經濟困境、夫妻矛盾、對自我的懷疑，以及失業引發的作為丈夫和父親，在家庭中的地位下降。這往往才是壹個中產男人面臨的更真實的困境。
我最近在看壹本關於美國1929年大蕭條的名著《大蕭條的孩子》。通過社會學的研究方法，書中揭示了，中產家庭面對失業等經濟危機時，心理代價更多地源於聲望、社會地位的下降；父親地位下降引發的家庭沖突；對子女控制的下降等等。
電影忽略了這些真實的痛苦，但又沒有直擊痛點——甚至就連最終沒有能保住房子，電影也做了弱化。
於是，最終，電影就成了那些關於中年失業的段子、社會新聞的拼湊。
電影的另壹條線是騎手。電影對騎手的職業研究還是比較深入的，讓觀眾可以深入地了解騎手這個職業不為人知的壹面。但電影對騎手的理解，仍然是刻板化的。
這並不奇怪，因為實際上，中國社會對騎手的認知也是刻板化的，首鼠兩端的。
壹方面，中國社會輿論認為騎手是被剝削的、被壓榨的，具體來說就是“困在算法裡”，但與此同時，作為消費者的中國社會卻會吝嗇自己的寬容。在這些細節方面，電影有所表現。送花的那壹場戲，才因為真實而打動人。電影也為此，為消費者和騎手之間的和解與體諒，開拓了空間。
但電影仍然陷在過去的很多段子中。比如，騎手要微笑，是電影中壹個很重要的點，兩叁處情節都在渲染這個梗。這個梗源於《困在系統裡》這篇文章。這篇文章塑造了中國騎手的悲情形象，但卻有意識忽略了很多真問題。
對騎手的面部識別，並不是為了微笑，而是安全。網約車司機都要經常面部識別，以保證沒有被冒名頂替，送餐這樣涉及無數人安全的事，肯定是需要實名上崗的，否則，用什麼人，平台就完全失去掌控，直接的後果就是食品安全的公共性風險。
在更大層面對騎手的社會定位上，電影迎合了中國社會的刻板印象。中國輿論的主流，是受過壹定教育的人，他們能發聲影響輿論。他們日常城市生活中能看的，能投射他們教育中的被剝削的、底層的形象，唯壹的群體就是騎手。
更何況，騎手的統壹制服強化了這種形象。
但是，騎手的真實社會定位是什麼？不是底層，而是中產。如果夫妻兩個人都當騎手，家庭月收入2萬元，壹年收入24萬元。這就是標准的中國中產。
而且，騎手工作中的很多特質，辦公室的白領同樣也在承受，這就是職場的必然。KPI、考勤、末位淘汰、奮斗者計劃，3個人幹5個人的活拿4個人的工資，人力資源評分、同事之間的內卷，哪壹項白領沒有感受呢？
實際上，被用來論證騎手社會地位低下的社保問題，並不是因為騎手地位低下，反而是因為騎手的自由度讓他們有了選擇。
根據經濟學原理，沒有繳納的社保，實際上是作為勞動報酬給到了騎手的。如果真能選擇社保方案，很多白領，是情願以老家標准交的。
最近我壹個白領朋友就抱怨，工資11000元，到手4500元。再比如，在壹些縣城，騎手是當地最高檔的商品房的購買者，也是當地教育培訓的主力消費者。
正是刻板印象和真實經濟地位的差異，使得電影中騎手的苦情，壹定又要加上白血病的災難。不然壹個月入兩萬的家庭，怎麼才能變得苦難呢？
但正是這種堆積災難的做法，使得電影變為壹場不太真實的苦情戲，才有了消費苦難的評價，讓人覺得“富人演窮人”。
當然，這是我作為壹個長期關注中國社會問題的新聞評論人的看法。對壹般老百姓而言，電影給出的信息迎合、補充了他們的慣常印象，肯定是受歡迎的。
但現實主義電影，給現實再蒙上壹層面紗，它就不再是現實主義了。
徐崢之前拍的《我不是藥神》，源於真實的案例，最後引發了法律的改變。現實主義的電影的生命力在於生活的真實。
把刻板印象具象化，就不可能再具有那些蘊藏在生活細節中的沖突、矛盾與掙扎。
現實主義電影也就變為了社會新聞的拼湊，迎合刻板印象和廉價的煽情，也就失掉了現實主義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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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行人生》：迎合刻板印象的現實主義
《逆行人生》上映，網上的評價比較分裂。抽空去看了，說點看法。
有人說，電影以小人物的視角，展現了生活的真實與不易，是壹部反映現實、致敬奮斗者、傳播正能量的佳作。
電影是肯定想傳播正能量的。整部電影的多數街景都是高色溫的灰藍色調，暗示著暗沉、陰郁的風格，這正好把騎手亮黃色的制服襯托出來了，使人感覺溫暖，興奮和愉悅。
這符合電影的主旨：遭受生活的重擊，仍然積極向上。
但也有人說，這是壹部分富人拍給窮人看的電影，虛偽做作。先不說這種說法對不對，我覺得，這種說法是可以解釋和理解的。
電影在技術上是優秀的，攝影、節奏、結構都沒有太大的問題，但電影的故事情節，拼湊痕跡太重，因此缺乏靈魂，人物形象生硬。
電影男主角高志壘入職11年，裁員賠償70萬，反推他的工資，應該是壹個月6萬，再加上年終獎等等，差不多壹年有70～100萬。
為什麼這樣的收入狀況完全無法應對危機？這是因為電影給高志壘加上了所有網絡上流傳的苦難。
電影中的高志壘，符合經典畫像。現在網上流行所謂的新時代中產“作死叁件套”——高額房貸、配偶不上班、孩子上國際學校。高志壘精准地滿足了這叁點。
電影為了強調這壹點，還用高志壘的父親喊出：是你叫你老婆不要上班的。
此外，電影還加上了P2P損失了幾乎全部存款，以及父親生病的情節。
這個起始設定，迎合了網傳的形象，網感非常強，但這導致電影迎合了概念，人物卻變得刻板僵硬，缺乏了生活本身的真實，成了壹部缺乏靈魂的苦情戲。
如果以我作為壹個新聞評論人的角度來看，某種程度上，這部電影是新聞評論的電影化——因為它具象了諸多的新聞點。這並不奇怪，當幾個編劇在壹起攢故事，開頭腦風暴會的時候，以往的新聞點，就會成為他們不願舍棄的東西——這些新聞點能引發共鳴、帶來流量。
但是，當壹部電影像新聞評論，它就既沒有了時評的深度和見解，也失去了生活細節帶來的沖突、張力、人性、矛盾的動人之處。
徐崢的演技是沒有問題的，演什麼像什麼，不會讓人出戲。但電影劇情卻讓人出戲，所以，就產生了這樣壹種流傳的說法：“有錢人花時間演窮人來賺更多的錢，窮人卻花錢買票看有錢人演自己”。
其實，幾乎每壹部電影中的窮人，都是富人拍的，富人演的，之所以《逆行人生》出現了這個評價，就是因為電影缺乏生活的真實，讓人出戲。
豆瓣上有人說：裁員不是這樣，送外賣不是這樣，人性不是這樣，家庭矛盾不是這樣，中年危機也不是這樣，人生也不是這樣。不要刻意把壹個人的生活拍得這麼無辜又這麼受害，這就是消費苦難和制造焦慮。
首先，壹個資深程序員，壹個公司的技術領導人，並不那麼容易被裁，更不會故意被羞辱。
外行壹般認為，程序員是碼農，既然是農，就是壹種體力活，吃青春飯，靠的是加班、拼時間。
但實際上，作為公司的技術領導人，對已有公司業務技術的熟悉，領導力，人際關系，行業關系，甚至那些在代碼中埋下的雷，都使得壹個技術領導人不會被輕易裁。
起碼，不會被羞辱性裁員。
後來，高志壘去另壹個公司面試，因為HR工作失誤，看錯了出生年份，把78年看成了98年。但即便如此，面試者要拒絕，那也會是彬彬有禮，客客氣氣，不會直接對年齡產生侮辱性的評價。
即便被裁，壹個有經驗的程序員，要找到壹份臨時性的工作，並不會太難。接外包、做壹些零碎的私活，總是可以找到的。
他的經濟、社會地位，不會下降得那麼快，她的老婆也不會直接掉落到去做美甲行業。這不符合社會現實，也不符合中產家庭對家庭地位的維護的努力。
實際上，在非體力的，需要經驗、積累的行業，年齡是壹個負擔，並不是因為體力下降，更多的是因為經驗多、人脈廣而難管理，薪資高。這就使得即便降薪求職，企業也會擔心不穩定。
所以，對高志壘這樣的人而言，穩定工作難尋，臨時性、分散性收入卻不會太難。
而且，隨著整個經濟形勢的變化，高志壘這類的職場人，被裁員之後，很難再恢復到原有職位和薪資，那麼，當他們認識到這壹點後，實際上也會變得並不難管理，也不會不穩定。
所以，像高志壘那樣的失業，本質上仍然是摩擦性失業，是經濟形勢變化導致的勞動力市場變化，和勞動力市場認知之間的時滯造成的。
壹旦行業認識到新的人力資源特質後——更直白地說，當公司人明白，市場上有壹大批經驗足、降薪求職的人，而且這些人也明白這壹點後，穩定就能達成。
這時，摩擦性失業就會消失。
電影這麼拍，是為了把社會上流傳的那些中年、中層失業，因為年齡大找不到工作的段子具象化。但其實，完全不必堆積苦難，壹個真實的中產中年，即便緩慢的滑落，同樣也充滿真實的痛苦。
比如，失業引發的家庭經濟困境、夫妻矛盾、對自我的懷疑，以及失業引發的作為丈夫和父親，在家庭中的地位下降。這往往才是壹個中產男人面臨的更真實的困境。
我最近在看壹本關於美國1929年大蕭條的名著《大蕭條的孩子》。通過社會學的研究方法，書中揭示了，中產家庭面對失業等經濟危機時，心理代價更多地源於聲望、社會地位的下降；父親地位下降引發的家庭沖突；對子女控制的下降等等。
電影忽略了這些真實的痛苦，但又沒有直擊痛點——甚至就連最終沒有能保住房子，電影也做了弱化。
於是，最終，電影就成了那些關於中年失業的段子、社會新聞的拼湊。
電影的另壹條線是騎手。電影對騎手的職業研究還是比較深入的，讓觀眾可以深入地了解騎手這個職業不為人知的壹面。但電影對騎手的理解，仍然是刻板化的。
這並不奇怪，因為實際上，中國社會對騎手的認知也是刻板化的，首鼠兩端的。
壹方面，中國社會輿論認為騎手是被剝削的、被壓榨的，具體來說就是“困在算法裡”，但與此同時，作為消費者的中國社會卻會吝嗇自己的寬容。在這些細節方面，電影有所表現。送花的那壹場戲，才因為真實而打動人。電影也為此，為消費者和騎手之間的和解與體諒，開拓了空間。
但電影仍然陷在過去的很多段子中。比如，騎手要微笑，是電影中壹個很重要的點，兩叁處情節都在渲染這個梗。這個梗源於《困在系統裡》這篇文章。這篇文章塑造了中國騎手的悲情形象，但卻有意識忽略了很多真問題。
對騎手的面部識別，並不是為了微笑，而是安全。網約車司機都要經常面部識別，以保證沒有被冒名頂替，送餐這樣涉及無數人安全的事，肯定是需要實名上崗的，否則，用什麼人，平台就完全失去掌控，直接的後果就是食品安全的公共性風險。
在更大層面對騎手的社會定位上，電影迎合了中國社會的刻板印象。中國輿論的主流，是受過壹定教育的人，他們能發聲影響輿論。他們日常城市生活中能看的，能投射他們教育中的被剝削的、底層的形象，唯壹的群體就是騎手。
更何況，騎手的統壹制服強化了這種形象。
但是，騎手的真實社會定位是什麼？不是底層，而是中產。如果夫妻兩個人都當騎手，家庭月收入2萬元，壹年收入24萬元。這就是標准的中國中產。
而且，騎手工作中的很多特質，辦公室的白領同樣也在承受，這就是職場的必然。KPI、考勤、末位淘汰、奮斗者計劃，3個人幹5個人的活拿4個人的工資，人力資源評分、同事之間的內卷，哪壹項白領沒有感受呢？
實際上，被用來論證騎手社會地位低下的社保問題，並不是因為騎手地位低下，反而是因為騎手的自由度讓他們有了選擇。
根據經濟學原理，沒有繳納的社保，實際上是作為勞動報酬給到了騎手的。如果真能選擇社保方案，很多白領，是情願以老家標准交的。
最近我壹個白領朋友就抱怨，工資11000元，到手4500元。再比如，在壹些縣城，騎手是當地最高檔的商品房的購買者，也是當地教育培訓的主力消費者。
正是刻板印象和真實經濟地位的差異，使得電影中騎手的苦情，壹定又要加上白血病的災難。不然壹個月入兩萬的家庭，怎麼才能變得苦難呢？
但正是這種堆積災難的做法，使得電影變為壹場不太真實的苦情戲，才有了消費苦難的評價，讓人覺得“富人演窮人”。
當然，這是我作為壹個長期關注中國社會問題的新聞評論人的看法。對壹般老百姓而言，電影給出的信息迎合、補充了他們的慣常印象，肯定是受歡迎的。
但現實主義電影，給現實再蒙上壹層面紗，它就不再是現實主義了。
徐崢之前拍的《我不是藥神》，源於真實的案例，最後引發了法律的改變。現實主義的電影的生命力在於生活的真實。
把刻板印象具象化，就不可能再具有那些蘊藏在生活細節中的沖突、矛盾與掙扎。
現實主義電影也就變為了社會新聞的拼湊，迎合刻板印象和廉價的煽情，也就失掉了現實主義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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