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 金庸追求的精神,正在被現代人拋棄
這種俠義， 本質上與統治中國贰千年的儒家無關。儒家對社會秩序和精神上的秩序，有著壹種過份的追求，而武俠，卻實際上講的是對於那個固有秩序的反抗。儒家是壹種克已復禮的溫潤美感，那武俠，則崇拜那種對抗強權的暴力美學，李白的《俠客行》裡，“拾步殺壹人，千裡不留行”的血色浪漫，與“叁杯吐然諾，伍岳倒為輕”的率性而為，與儒家那種寶像莊嚴又拘謹木訥的衛道士氣質迥然不同。
而說到武俠小說本身，我們可以從《唐傳奇》的某些篇章中看到雛型，能在明清的某些小說中看到基本框架，比如《水滸傳》《叁俠伍義》。
《水滸傳》，前所未有的描繪了那個與地上世界平行的地下世界，只不過，它有著壹種非常樸素的零度敘事自覺，在它不動聲色的敘述中，整個世界和人性的黑暗徐徐展開，各種非人性的行為被作者以壹種司空見慣的態度輕易的講述，讓人如梗在喉。它與它的同人文《金瓶梅》有著同樣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殘酷，它似乎在將那些草莽盜匪當成英雄塑造，但在字與字之間，是那些主人公是對於弱肉強食的自在自如，甚至是自得其樂，除了他們打出的幌子“替天行道”，他們絕大部分人的行為都難稱俠義。
而《叁俠伍義》，則是體制內的良性力量，怎樣鋤強扶弱匡扶正義的故事。但在這裡面，我們看不到小說裡的主人公自己的想法，他們作為資深的武術工作者、殺人輯盜的優秀技術工人而存在，他們雖然性格各異，但從來不會思索正義倒底是什麼，也不會思索他們人生的意義到底是為何，他們雖然稱為俠客，但缺乏壹個與俠客名號相稱的精神世界。
而這種精神世界，只有到了金庸、梁羽生、古龍的小說時才真正出現並完善。而將這種精神世界闡釋得最為完整且最有魅力的，就是金庸。
贰
這種精神，顯然是個中西文化的雜交物。
也就是說，武俠小說以及其衍生品武俠影視劇，雖然是中國所獨有的類型，但不能說它完全是傳統的。恰恰相反，它的興盛與現代文明中的個人主義在大中華區的萌芽及興盛有著極大的關系。
個人主義所追求的個性張揚，與莊子所代表的道家所稱道的精神上的逍遙，在金庸的小說中相互呼應互為表裡。先秦先人們士為知已者死的愚拙剛烈，與理性主義所導致的懷疑精神，則在金庸的人物內心掀起或大或小的波瀾。兼濟天下的宏大情懷，與個人主義所必然導出的對於自我幸福的珍視，是金庸小說人物的最基本的兩難選擇。
個人主義的頂點，就是對於愛情的珍視，而宏大敘事的頂點，則是對於國家民族等宏大概念的肉身獻祭，這兩者在金庸的小說是最大的重心。
金庸小說的好處，就在於他寫出了那種現代與傳統，個人與宏大，正義與邪惡之間的復雜關系，在他筆下，它們不再是條分縷析涇渭分明，而是可疑的混沌壹片。
體現這種復雜的，在金庸的小說中，最大的載體就是身份。比如《天龍八部》中的蕭峰，他到底是應該忠於自己的文化母國，還是應該忠於自己的血緣母國，在他那奇特的身份上，民族主義那樣堂皇的名詞，也顯出它虛弱的壹面。
在《書劍恩仇錄》當中，陳家洛是以與乾隆之間的血親關系為重，還是以他們分屬的不同政治陣營作為行事的准則？在《倚天屠龍記》中，在民族的敵人趙敏，與自己的愛人趙敏之間，張無忌該怎樣權衡這種關系？在《鹿鼎記》當中，是忠於讓絕大多數普通人過上平安日子的異族統治者康熙，還是忠於血統上的正統勢力但他們的反叛卻似乎並不能帶給天下和平的天地會同仁？
可以說，正是這種對於各種偉光正價值孰輕孰重的追問，才讓金庸的小說在武俠小說這個領域顯得如此卓然不群。
而也正是這種追問，才逼出壹種更為清晰的武俠精神。這種精神，是堅定在站在平民那邊，而不是精英那邊；堅定地站在具體的善惡那邊，而不是抽象的概念那邊；是堅定地站在自我的精神完善那邊，而不是那些巨大無朋的歷史功業那邊。這種精神，是因不忍而出手相救，而不是在正義的虎皮之下殺伐決斷。這種精神，是寧願江海寄余生的蒼茫，也不願於在花團錦蔟的站在權力之巔。是個人的逍遙，比縱橫捭闔更為可貴。是真實地活著，比偉大的活著更重要。
簡而言之，在個人主義這種現代性的觀點指引之下，金庸以壹種隱蔽的方式解構了所謂的正統世界和傳統精神，當他的這種懷疑精神越來越重時，所以的宏大價值都開始土崩瓦解，於是正面人物也就是英雄身上的所謂光環也就日漸衰減，到最後，壹個看似流氓的小人物也比所有光鮮的名門正派更為高貴——也就是韋小寶這個人物，而這時武俠小說也就到了它的極限邊界，再跨壹步，那種平民童話就要破產，就要透出如《水滸傳》般現實般的血腥灰暗來。這也是《鹿鼎記》成為金庸的最後壹部武俠小說的本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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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說到武俠小說本身，我們可以從《唐傳奇》的某些篇章中看到雛型，能在明清的某些小說中看到基本框架，比如《水滸傳》《叁俠伍義》。
《水滸傳》，前所未有的描繪了那個與地上世界平行的地下世界，只不過，它有著壹種非常樸素的零度敘事自覺，在它不動聲色的敘述中，整個世界和人性的黑暗徐徐展開，各種非人性的行為被作者以壹種司空見慣的態度輕易的講述，讓人如梗在喉。它與它的同人文《金瓶梅》有著同樣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殘酷，它似乎在將那些草莽盜匪當成英雄塑造，但在字與字之間，是那些主人公是對於弱肉強食的自在自如，甚至是自得其樂，除了他們打出的幌子“替天行道”，他們絕大部分人的行為都難稱俠義。
而《叁俠伍義》，則是體制內的良性力量，怎樣鋤強扶弱匡扶正義的故事。但在這裡面，我們看不到小說裡的主人公自己的想法，他們作為資深的武術工作者、殺人輯盜的優秀技術工人而存在，他們雖然性格各異，但從來不會思索正義倒底是什麼，也不會思索他們人生的意義到底是為何，他們雖然稱為俠客，但缺乏壹個與俠客名號相稱的精神世界。
而這種精神世界，只有到了金庸、梁羽生、古龍的小說時才真正出現並完善。而將這種精神世界闡釋得最為完整且最有魅力的，就是金庸。
贰
這種精神，顯然是個中西文化的雜交物。
也就是說，武俠小說以及其衍生品武俠影視劇，雖然是中國所獨有的類型，但不能說它完全是傳統的。恰恰相反，它的興盛與現代文明中的個人主義在大中華區的萌芽及興盛有著極大的關系。
個人主義所追求的個性張揚，與莊子所代表的道家所稱道的精神上的逍遙，在金庸的小說中相互呼應互為表裡。先秦先人們士為知已者死的愚拙剛烈，與理性主義所導致的懷疑精神，則在金庸的人物內心掀起或大或小的波瀾。兼濟天下的宏大情懷，與個人主義所必然導出的對於自我幸福的珍視，是金庸小說人物的最基本的兩難選擇。
個人主義的頂點，就是對於愛情的珍視，而宏大敘事的頂點，則是對於國家民族等宏大概念的肉身獻祭，這兩者在金庸的小說是最大的重心。
金庸小說的好處，就在於他寫出了那種現代與傳統，個人與宏大，正義與邪惡之間的復雜關系，在他筆下，它們不再是條分縷析涇渭分明，而是可疑的混沌壹片。
體現這種復雜的，在金庸的小說中，最大的載體就是身份。比如《天龍八部》中的蕭峰，他到底是應該忠於自己的文化母國，還是應該忠於自己的血緣母國，在他那奇特的身份上，民族主義那樣堂皇的名詞，也顯出它虛弱的壹面。
在《書劍恩仇錄》當中，陳家洛是以與乾隆之間的血親關系為重，還是以他們分屬的不同政治陣營作為行事的准則？在《倚天屠龍記》中，在民族的敵人趙敏，與自己的愛人趙敏之間，張無忌該怎樣權衡這種關系？在《鹿鼎記》當中，是忠於讓絕大多數普通人過上平安日子的異族統治者康熙，還是忠於血統上的正統勢力但他們的反叛卻似乎並不能帶給天下和平的天地會同仁？
可以說，正是這種對於各種偉光正價值孰輕孰重的追問，才讓金庸的小說在武俠小說這個領域顯得如此卓然不群。
而也正是這種追問，才逼出壹種更為清晰的武俠精神。這種精神，是堅定在站在平民那邊，而不是精英那邊；堅定地站在具體的善惡那邊，而不是抽象的概念那邊；是堅定地站在自我的精神完善那邊，而不是那些巨大無朋的歷史功業那邊。這種精神，是因不忍而出手相救，而不是在正義的虎皮之下殺伐決斷。這種精神，是寧願江海寄余生的蒼茫，也不願於在花團錦蔟的站在權力之巔。是個人的逍遙，比縱橫捭闔更為可貴。是真實地活著，比偉大的活著更重要。
簡而言之，在個人主義這種現代性的觀點指引之下，金庸以壹種隱蔽的方式解構了所謂的正統世界和傳統精神，當他的這種懷疑精神越來越重時，所以的宏大價值都開始土崩瓦解，於是正面人物也就是英雄身上的所謂光環也就日漸衰減，到最後，壹個看似流氓的小人物也比所有光鮮的名門正派更為高貴——也就是韋小寶這個人物，而這時武俠小說也就到了它的極限邊界，再跨壹步，那種平民童話就要破產，就要透出如《水滸傳》般現實般的血腥灰暗來。這也是《鹿鼎記》成為金庸的最後壹部武俠小說的本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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