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 金庸追求的精神,正在被现代人抛弃
这种侠义， 本质上与统治中国二千年的儒家无关。儒家对社会秩序和精神上的秩序，有着一种过份的追求，而武侠，却实际上讲的是对于那个固有秩序的反抗。儒家是一种克已复礼的温润美感，那武侠，则崇拜那种对抗强权的暴力美学，李白的《侠客行》里，“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血色浪漫，与“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的率性而为，与儒家那种宝像庄严又拘谨木讷的卫道士气质迥然不同。
而说到武侠小说本身，我们可以从《唐传奇》的某些篇章中看到雏型，能在明清的某些小说中看到基本框架，比如《水浒传》《三侠五义》。
《水浒传》，前所未有的描绘了那个与地上世界平行的地下世界，只不过，它有着一种非常朴素的零度叙事自觉，在它不动声色的叙述中，整个世界和人性的黑暗徐徐展开，各种非人性的行为被作者以一种司空见惯的态度轻易的讲述，让人如梗在喉。它与它的同人文《金瓶梅》有着同样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残酷，它似乎在将那些草莽盗匪当成英雄塑造，但在字与字之间，是那些主人公是对于弱肉强食的自在自如，甚至是自得其乐，除了他们打出的幌子“替天行道”，他们绝大部分人的行为都难称侠义。
而《三侠五义》，则是体制内的良性力量，怎样锄强扶弱匡扶正义的故事。但在这里面，我们看不到小说里的主人公自己的想法，他们作为资深的武术工作者、杀人辑盗的优秀技术工人而存在，他们虽然性格各异，但从来不会思索正义倒底是什么，也不会思索他们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为何，他们虽然称为侠客，但缺乏一个与侠客名号相称的精神世界。
而这种精神世界，只有到了金庸、梁羽生、古龙的小说时才真正出现并完善。而将这种精神世界阐释得最为完整且最有魅力的，就是金庸。
二
这种精神，显然是个中西文化的杂交物。
也就是说，武侠小说以及其衍生品武侠影视剧，虽然是中国所独有的类型，但不能说它完全是传统的。恰恰相反，它的兴盛与现代文明中的个人主义在大中华区的萌芽及兴盛有着极大的关系。
个人主义所追求的个性张扬，与庄子所代表的道家所称道的精神上的逍遥，在金庸的小说中相互呼应互为表里。先秦先人们士为知已者死的愚拙刚烈，与理性主义所导致的怀疑精神，则在金庸的人物内心掀起或大或小的波澜。兼济天下的宏大情怀，与个人主义所必然导出的对于自我幸福的珍视，是金庸小说人物的最基本的两难选择。
个人主义的顶点，就是对于爱情的珍视，而宏大叙事的顶点，则是对于国家民族等宏大概念的肉身献祭，这两者在金庸的小说是最大的重心。
金庸小说的好处，就在于他写出了那种现代与传统，个人与宏大，正义与邪恶之间的复杂关系，在他笔下，它们不再是条分缕析泾渭分明，而是可疑的混沌一片。
体现这种复杂的，在金庸的小说中，最大的载体就是身份。比如《天龙八部》中的萧峰，他到底是应该忠于自己的文化母国，还是应该忠于自己的血缘母国，在他那奇特的身份上，民族主义那样堂皇的名词，也显出它虚弱的一面。
在《书剑恩仇录》当中，陈家洛是以与乾隆之间的血亲关系为重，还是以他们分属的不同政治阵营作为行事的准则？在《倚天屠龙记》中，在民族的敌人赵敏，与自己的爱人赵敏之间，张无忌该怎样权衡这种关系？在《鹿鼎记》当中，是忠于让绝大多数普通人过上平安日子的异族统治者康熙，还是忠于血统上的正统势力但他们的反叛却似乎并不能带给天下和平的天地会同仁？
可以说，正是这种对于各种伟光正价值孰轻孰重的追问，才让金庸的小说在武侠小说这个领域显得如此卓然不群。
而也正是这种追问，才逼出一种更为清晰的武侠精神。这种精神，是坚定在站在平民那边，而不是精英那边；坚定地站在具体的善恶那边，而不是抽象的概念那边；是坚定地站在自我的精神完善那边，而不是那些巨大无朋的历史功业那边。这种精神，是因不忍而出手相救，而不是在正义的虎皮之下杀伐决断。这种精神，是宁愿江海寄余生的苍茫，也不愿于在花团锦蔟的站在权力之巔。是个人的逍遥，比纵横捭阖更为可贵。是真实地活着，比伟大的活着更重要。
简而言之，在个人主义这种现代性的观点指引之下，金庸以一种隐蔽的方式解构了所谓的正统世界和传统精神，当他的这种怀疑精神越来越重时，所以的宏大价值都开始土崩瓦解，于是正面人物也就是英雄身上的所谓光环也就日渐衰减，到最后，一个看似流氓的小人物也比所有光鲜的名门正派更为高贵——也就是韦小宝这个人物，而这时武侠小说也就到了它的极限边界，再跨一步，那种平民童话就要破产，就要透出如《水浒传》般现实般的血腥灰暗来。这也是《鹿鼎记》成为金庸的最后一部武侠小说的本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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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而说到武侠小说本身，我们可以从《唐传奇》的某些篇章中看到雏型，能在明清的某些小说中看到基本框架，比如《水浒传》《三侠五义》。
《水浒传》，前所未有的描绘了那个与地上世界平行的地下世界，只不过，它有着一种非常朴素的零度叙事自觉，在它不动声色的叙述中，整个世界和人性的黑暗徐徐展开，各种非人性的行为被作者以一种司空见惯的态度轻易的讲述，让人如梗在喉。它与它的同人文《金瓶梅》有着同样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残酷，它似乎在将那些草莽盗匪当成英雄塑造，但在字与字之间，是那些主人公是对于弱肉强食的自在自如，甚至是自得其乐，除了他们打出的幌子“替天行道”，他们绝大部分人的行为都难称侠义。
而《三侠五义》，则是体制内的良性力量，怎样锄强扶弱匡扶正义的故事。但在这里面，我们看不到小说里的主人公自己的想法，他们作为资深的武术工作者、杀人辑盗的优秀技术工人而存在，他们虽然性格各异，但从来不会思索正义倒底是什么，也不会思索他们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为何，他们虽然称为侠客，但缺乏一个与侠客名号相称的精神世界。
而这种精神世界，只有到了金庸、梁羽生、古龙的小说时才真正出现并完善。而将这种精神世界阐释得最为完整且最有魅力的，就是金庸。
二
这种精神，显然是个中西文化的杂交物。
也就是说，武侠小说以及其衍生品武侠影视剧，虽然是中国所独有的类型，但不能说它完全是传统的。恰恰相反，它的兴盛与现代文明中的个人主义在大中华区的萌芽及兴盛有着极大的关系。
个人主义所追求的个性张扬，与庄子所代表的道家所称道的精神上的逍遥，在金庸的小说中相互呼应互为表里。先秦先人们士为知已者死的愚拙刚烈，与理性主义所导致的怀疑精神，则在金庸的人物内心掀起或大或小的波澜。兼济天下的宏大情怀，与个人主义所必然导出的对于自我幸福的珍视，是金庸小说人物的最基本的两难选择。
个人主义的顶点，就是对于爱情的珍视，而宏大叙事的顶点，则是对于国家民族等宏大概念的肉身献祭，这两者在金庸的小说是最大的重心。
金庸小说的好处，就在于他写出了那种现代与传统，个人与宏大，正义与邪恶之间的复杂关系，在他笔下，它们不再是条分缕析泾渭分明，而是可疑的混沌一片。
体现这种复杂的，在金庸的小说中，最大的载体就是身份。比如《天龙八部》中的萧峰，他到底是应该忠于自己的文化母国，还是应该忠于自己的血缘母国，在他那奇特的身份上，民族主义那样堂皇的名词，也显出它虚弱的一面。
在《书剑恩仇录》当中，陈家洛是以与乾隆之间的血亲关系为重，还是以他们分属的不同政治阵营作为行事的准则？在《倚天屠龙记》中，在民族的敌人赵敏，与自己的爱人赵敏之间，张无忌该怎样权衡这种关系？在《鹿鼎记》当中，是忠于让绝大多数普通人过上平安日子的异族统治者康熙，还是忠于血统上的正统势力但他们的反叛却似乎并不能带给天下和平的天地会同仁？
可以说，正是这种对于各种伟光正价值孰轻孰重的追问，才让金庸的小说在武侠小说这个领域显得如此卓然不群。
而也正是这种追问，才逼出一种更为清晰的武侠精神。这种精神，是坚定在站在平民那边，而不是精英那边；坚定地站在具体的善恶那边，而不是抽象的概念那边；是坚定地站在自我的精神完善那边，而不是那些巨大无朋的历史功业那边。这种精神，是因不忍而出手相救，而不是在正义的虎皮之下杀伐决断。这种精神，是宁愿江海寄余生的苍茫，也不愿于在花团锦蔟的站在权力之巔。是个人的逍遥，比纵横捭阖更为可贵。是真实地活着，比伟大的活着更重要。
简而言之，在个人主义这种现代性的观点指引之下，金庸以一种隐蔽的方式解构了所谓的正统世界和传统精神，当他的这种怀疑精神越来越重时，所以的宏大价值都开始土崩瓦解，于是正面人物也就是英雄身上的所谓光环也就日渐衰减，到最后，一个看似流氓的小人物也比所有光鲜的名门正派更为高贵——也就是韦小宝这个人物，而这时武侠小说也就到了它的极限边界，再跨一步，那种平民童话就要破产，就要透出如《水浒传》般现实般的血腥灰暗来。这也是《鹿鼎记》成为金庸的最后一部武侠小说的本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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