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崢] 徐崢新片揭人生扎心問題:底層互害…
正在院線公映的徐崢新片《逆行人生》大概是今年暑期檔最具爭議的電影了，沒有之壹。
在該片還沒有正式公映前，就已經因先導片和題材遭遇了狂風暴雨式的“差評”，消費苦難、美化外賣職業、“窮人花錢看富人演窮人”……待到電影上映，評價依然兩極化，壹方認為這是關注普通人生活困境的現實主義力作，壹方則認為這是壹群不懂底層真實生活的“有錢人”意淫出來的懸浮劇。
《逆行人生》的故事情節並不復雜。徐崢飾演的男主人公高志壘是同濟大學畢業的高材生，45歲躋身大廠中層，在人生最關鍵的階段卻遭遇裁員風暴，在房貸、父親住院、女兒上學等多重壓力下，高志壘不得不脫下孔乙己的長衫，開始送外賣。在劇中，貫穿著當下社會的系列問題，比如就業環境的緊縮、職場的年齡歧視、勞動力過剩造成的失業潮、P2P暴雷給中產家庭帶來的橫禍、失業中年人擠爆自媒體，當然，最重要的還是呈現了被困在算法裡沒有喘息空間的外賣騎手的生存現狀。
電影《逆行人生》海報。（豆瓣）
在電影市場急速萎縮的當下，徐崢的《逆行人生》雖然有壹些懸浮的情節，比如大廠管理層裁員時的咄咄逼人，以及被裁者的浮誇反應（壹個用凳子怒砸玻璃，壹個趴在地上哭訴撒潑打滾），但考慮該電影以或隱或顯的方式揭示出的叁重社會現實，仍是瑕不掩瑜。
第壹重社會現實：表面看似光鮮的中產群體，實則帶有很大的脆弱性和妥協性，是最缺乏安全感也是最容易墜落的壹群人。
在電影中，高志壘在失業前算是典型的社會中產（按照中國自己的標准），同濟大學畢業後壹步步躋身大廠中層，自認為是公司的中堅力量，沒有人可以替代，父母尚康健，妻子全職在家，基於對未來的良好預期，買了大房子，每月還壹萬多月供，且女兒在爭取上國際學校。但這樣的中產家庭，在高志壘失業、父親住院的變故下，卻變得不堪壹擊，瞬間從所謂的中產墜落為被催繳房貸的“新窮人”。
這也是中國今天很多中產的縮影，現實生活中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大家應該還記得前段時間被降薪的中金女員工的悲劇。按照中國官方的統計和預期，目前中國中等收入群體超過4億人，到2030年該群體將擴大至8億人，占中國總人口的60%。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王壹鳴在央視新聞《新聞1+1》欄目視頻連線時表示，“我國中等收入人群，其中的大部分在中等收入標准靠近下限這部分，也就是說我們中等收入群體已經超過4億了，裡面大部分還是剛剛邁過中等收入的門檻。這部分群體相對來說還是比較脆弱的，壹旦遭遇外部的沖擊，這部分人受影響也最直接，包括對收入的影響、甚至壹部分人的就業也有影響，所以這部分人往往在體感上就更脆弱。”此外，“這部分人的後顧之憂也更重，盡管收入已經邁過了中等收入門檻，但是還要考慮子女的教育、醫療、養老，還要去增加儲蓄，這就使得他不太敢消費。”
電影《逆行人生》海報。（豆瓣）
畢業於芝加哥大學人類學系、主攻經濟人類學與批判理論的豪道斯·魏斯（Hadas Weiss）在《我們從未中產過》壹書中更直接評論道，“無所不在的中產階級，有時被形容為壹個雄心勃勃的群體，被觸手可及的成功牽引；有時又被描述為壹個缺乏安全感的群體，時時陷入墜落的恐懼。而將他們團結起來的並不是繁榮，而是揮之不去的不安全感、負債資產和強制勞動。”
第贰重社會現實：不止外賣騎手被困在算法裡，我們所有人，無壹例外也都在壹套算法系統裡，且各個算法之間並不互通。
在《逆行人生》中，徐崢很巧妙地設置了叁套算法：壹套是大廠的員工評價體系，這套算法還是被裁的高志壘開發出來的，大廠高層裁員還特意強調了這壹點，這也意味著，在大廠工作的人都無壹例外在這套算法裡，這套算法不會考慮你是不是加班加點、拼死拼活，更不會考慮你是不是熬出了糖尿病。
壹套是外賣騎手面臨的算法，電影中的騎手們無壹例外都在時間賽跑，就算被車撞了依然要搶“單王”，背後起主導作用的，正是手機背後的算法和數據，這套算法不僅決定著他們的工作和業績，還通過“微笑計劃”等監控著他們的精神和情緒，定義著他們的價值。2020年9月8日《人物》壹篇題為《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裡》的文章引爆輿論，該文細致描述了數以百萬計的外賣騎手是如何在外賣系統的算法與數據驅使下，周而復始為了完成高峰期蜂擁而至的外賣業務而疲於奔命。電影中男主人公開發的“路路通”小程序，看似勵志，實則不過進壹步加劇了這壹套算法的嚴酷性，用更短的時間送更多的貨，收入卻越來越低。
電影《逆行人生》海報。（豆瓣）
壹套是日常生活裡的算法，在電影中，有壹幕是辛芷蕾拿著小本本算家庭的收支，每個月房貸多少、父親的護理費多少、女兒學費多少、家庭日常開支多少……住房、醫療、教育，這“叁座大山”就是中國普通人面臨的壹套更大的算法。在這套算法裡，主人公疲於奔命，不斷在為壹個又壹個問題想辦法，但電影卻從始至終都沒有直面更沒有回答（或者為了過審不敢回答）壹個核心問題：這壹切究竟是怎麼發生的？政府那只手在其中究竟扮演什麼角色？
徐崢試圖以主人公的墜落完成從城市中產到外賣騎手算法之間的打通，但事實證明這是徒勞的，因為高志壘進入外賣行業的目的就是擺脫這壹群體，他開發“路路通”可能就是路徑之壹（也可能是我狹隘了），而很多外賣系統裡的騎手，可能終其壹生只能困在這套算法裡，動彈不得。臨沂大學文學院邢斌教授在《2022年冬，我在臨沂城送外賣》中說，“底層人生活在底層的訊息繭房；知識分子生活在知識分子的訊息繭房。兩者經常是不相通的。”所以我們只能壹邊喊著“重新發現人”，壹邊又不得不面對“他者的消失”。
第叁重社會現實：“大發展小問題，小發展大問題，不發展全是問題”，隨著中國經濟進入中低速增長新常態，“小發展”甚至是“不發展”帶來的中層互卷、底層互害絕不能低估。
在電影中壹開始就呈現了大廠員工的“互卷”，有員工為了節省上廁所的時間穿上了尿不濕，高志壘則熬夜加班還熬出了糖尿病，在被裁後投了上千份簡歷，可與他競爭的都是贰拾多歲剛剛畢業的大學生。當然電影也呈現了底層之間的“互害”，大黑因為霸榜單王而被其他騎手排擠甚至大打出手，高志壘初入外賣行業被商場保安各種刁難、看笑話，承諾幫高志壘找工作的“獵頭”看著被夾在鐵門上的主人公大罵“傻逼”還不忘吐上壹口痰，住在城中村的用戶對著高志壘壹通羞辱……
電影《逆行人生》海報。（豆瓣）
現實中的互卷、互害顯然要更為殘酷，也更為血淋淋。叁年疫情之後，人們都能明顯感覺到社會上惡性事件的發生頻率在明顯增多，有時候壹言不合就動手、動刀。2021年1月，湖北仙桃壹名40多歲的外賣員往小區送餐時與保安發生沖突，後被保安毆打致死。2024年6月，廣西防城港壹小區保安與兩名業主發生沖突，後被保安打死……7月30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和經濟工作時首次提出“要強化行業自律，防止『內卷式』惡性競爭”，既是警鍾，也是現實。
有評論說，《逆行人生》和當下的社會環境形成了壹道唯美的互相拋棄的風景線，前者像時間穿越壹般活在10年前閉門造車，後者已經激進、激烈到徐崢高速沖浪壹整年也跟不上。在短視頻每天密集轟炸所有人生活的今天，現實確實遠比電影呈現得要更為激進、激烈，看看B站、小紅書有多少失業的中年人在“逆行”就知道了，但如果依托於這部電影，能讓困在不同系統和算法裡的人彼此看見，哪怕是浮光掠影的，讓困擾人們的社會問題能得到更全面完整的歸因和追問，這部電影的使命就算完成了。
徐崢走完了自己的那壹步，接下來需要全社會接力追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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