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蘭辭》裡的統治者為啥稱天子,又稱可汗?
總的來說,這樣做的結果,是將南遷洛陽的鮮卑人從形式到本質上都改造成了漢人,褪去了身上的游牧色彩。當時的漢族士人認為孝文帝改制使得“禮俗之敘,粲然復興”,對其“人神欣仰”“民不能名”。對於這壹點,就連南朝方面也不得不有所認可。北魏末年,梁將陳慶之北伐後自洛陽南返,“用為司州刺史,欽重北人”。他的理由就是,南北對峙局面形成以來,南朝壹直謂“長江以北盡是夷狄”,但自己去過洛陽才發現,“衣冠士族並在中原”,故此“北人安可不重”?
不但陳慶之在觀察了中原的實際狀況後,自覺地承認北魏已經成為華夏傳統文化的傳承者。北魏自身的認同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拓跋鮮卑原本出於游牧民族,其習性與草原上的敕勒(高車)、柔然相似,風俗多以辮發為主 (南朝方面因此稱其為“索虜”)。到了孝文帝遷都洛陽改著漢服後,北魏朝廷反而將柔然視為“漠北辮發之虜”,儼然已完全以中原本位自居了。太武帝時期,出身北方第壹流高門趙郡李氏的李孝伯與出身江南吳郡高門的張暢,在彭城(今江蘇徐州)城下曾經有壹場精彩的外交交鋒。期間江南人張暢屢以“中華”“中國”自居。反觀中州人李孝伯則謙稱自己“久處北國,自隔華風”,言語之間,北魏是“夷”非“華”。以此推論,魏主自然乃是“可汗”而非“皇帝”了。到了孝文帝改革之後,北魏自稱“中國”卻成為普遍的現象。比如中書監高閭就上表把南朝宋、齊的建立者劉裕、蕭道成視為“蠻夷”“非關中夏”。而元英上奏南伐齊朝時也聲稱:
“竊以區區(蕭)寶卷,罔顧天常,憑恃山河,敢抗中國。”
孝文帝自己也常說,“密邇江揚,不當早晚,會是朕物”,在他心目中,江南(南朝)並不是壹個對手,而只是自己治下的壹個僻遠地域而已。在他的詔書裡,甚至將南朝的荊、郢、東荊叁州(今長江中游壹帶)等同於北方的“敕勒蠻民”……
從公元4世紀後期拓跋珪復國算起,拓跋鮮卑在平城建立了自己的國家。短短壹百多年的時間之後,遷都洛陽則象征著統治華夏文明中心的強大帝國的誕生。正是在北魏孝文帝的手中,拓跋鮮卑真正依靠政治而非武力成了中原的“天子”——與此同時,拓跋祖先的另壹個身份(“可汗”),則悄然消逝在了歷史長河之中。所幸,民歌《木蘭辭》流傳到了今天,也將那個“可汗”與“天子”並存的歷史瞬間保留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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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聞沒人評論怎麼行,我來說幾句
不但陳慶之在觀察了中原的實際狀況後,自覺地承認北魏已經成為華夏傳統文化的傳承者。北魏自身的認同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拓跋鮮卑原本出於游牧民族,其習性與草原上的敕勒(高車)、柔然相似,風俗多以辮發為主 (南朝方面因此稱其為“索虜”)。到了孝文帝遷都洛陽改著漢服後,北魏朝廷反而將柔然視為“漠北辮發之虜”,儼然已完全以中原本位自居了。太武帝時期,出身北方第壹流高門趙郡李氏的李孝伯與出身江南吳郡高門的張暢,在彭城(今江蘇徐州)城下曾經有壹場精彩的外交交鋒。期間江南人張暢屢以“中華”“中國”自居。反觀中州人李孝伯則謙稱自己“久處北國,自隔華風”,言語之間,北魏是“夷”非“華”。以此推論,魏主自然乃是“可汗”而非“皇帝”了。到了孝文帝改革之後,北魏自稱“中國”卻成為普遍的現象。比如中書監高閭就上表把南朝宋、齊的建立者劉裕、蕭道成視為“蠻夷”“非關中夏”。而元英上奏南伐齊朝時也聲稱:
“竊以區區(蕭)寶卷,罔顧天常,憑恃山河,敢抗中國。”
孝文帝自己也常說,“密邇江揚,不當早晚,會是朕物”,在他心目中,江南(南朝)並不是壹個對手,而只是自己治下的壹個僻遠地域而已。在他的詔書裡,甚至將南朝的荊、郢、東荊叁州(今長江中游壹帶)等同於北方的“敕勒蠻民”……
從公元4世紀後期拓跋珪復國算起,拓跋鮮卑在平城建立了自己的國家。短短壹百多年的時間之後,遷都洛陽則象征著統治華夏文明中心的強大帝國的誕生。正是在北魏孝文帝的手中,拓跋鮮卑真正依靠政治而非武力成了中原的“天子”——與此同時,拓跋祖先的另壹個身份(“可汗”),則悄然消逝在了歷史長河之中。所幸,民歌《木蘭辭》流傳到了今天,也將那個“可汗”與“天子”並存的歷史瞬間保留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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