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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垃圾时间,文化的悠长假期
历史的垃圾时间,文化的悠长假期历史的垃圾时间,文化的悠长假期
就是这样的，历史跟竞赛一样，免不了有很多垃圾时间的。当是时，大势已定，败局难挽，无论如何努力，都只是徒然的挣扎，只能求尽量体面地收场而已。
那么，不幸而遭遇垃圾时间的人们，又该何以自处呢？是不是要跟时间的垃圾同归于尽呢？
我以为，历史之大是一回事，个人之微又是另一回事。在历史的垃圾时间里，个人在政治上固然已束手无策，但在生活上，在文化上，是不妨继续放飞自我的。
事实上，以中国历史之长，中国人应对垃圾时间的经验也很是丰富。孔子有谓：“无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实为深具处世智慧之言。“无道则隐”的“隐”，看起来很古典，说穿了就是世俗所谓“躺平”，借用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的概念，也可说是“退出”（Exit）——当“呼吁”（Voice）已然无效，个人就只能选择“退出”了。无论是“隐”是“躺平”还是“退出”，都可视为对垃圾时间的一种拒绝。
我们都知道那部日剧：人生总有不如意的时候，那样的话，也不必勉强自己去努力，就把这当作神赐予我们的悠长假期吧。那么，假若遭遇了历史的垃圾时间，那就Exit好了，那就把历史的垃圾时间当作文化的悠长假期好了。
所以我们看到，在大唐王朝的垃圾时间里，失意的皮日休，落第的陆龟蒙、罗隐，远走西蜀的韦庄，逃避后梁的韩偓，都各自拥有了他们的悠长假期，并焕发出异样的文化光彩。
鲁迅曾在《小品文的危机》一文里说：“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榻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而就算被鲁迅看低的诗，也非无可观。我曾在《反读书记》里写过：从《资治通鉴》来看唐末，是一个黑暗的世界，但从诗词来看唐末，却是一个华丽的世界，“前一种记录是真实的，后一种记录也非伪造。那是一个分裂的时代，时代分裂为两个世界：最阴暗的世界，最华美的世界。一个历史的平行宇宙。也许，正因为政治社会太过阴暗，这个时代才更需要太过华美的文字吧！有个别人，成为这一历史平行宇宙——最阴暗的世界与最华美的世界——之间的接口。比如韩偓，在阴暗的政治世界里，他是忠臣，逆时代而动；在华美的文学世界里，他是艳诗写作者，与时代同欢。”这些话，也可以拿过来，形容唐朝这段垃圾时间兼悠长假期的。
所以我们也能看到，在大明王朝的垃圾时间里，那个被黄仁宇宣判为“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的年代，才子和志士却与秦淮河上的美人谱写了风月史上的华章：侯方域与李香君的离合，早早引出了孔尚任的《桃花扇》；冒襄为董小宛留下了《影梅庵忆语》；吴伟业为卞玉京留下《琴河感旧》和《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还有余怀的《板桥杂记》，更可谓一部秦淮佳丽的集体传记，他在自序里断然地表示：“此即一代之兴衰，千秋之感慨所系，而非徒狭邪之是述，艳冶之是传也。”至于钱谦益与柳如是、龚鼎孳与顾横波的传奇，直到二十世纪，还能让伟大的历史学家为之树立起文字的纪念碑：陈寅恪写出了《柳如是别传》，孟森也写出了《顾横波考》。这一份香艳，这个文化的悠长假期，不也是明朝乃至中国文化史上的光彩吗？
历史的发展与文化的发展不是均等的，其结束亦然，文化的迸发往往要滞后于历史。此所以当历史进入垃圾时间之后，仍可以成就一段文化的悠长假期。
就在这篇文章快写完时，友人遇斋戴新伟传给我一幅字，是他抄录的一首词，南宋张元干的《瑞鹧鸪》。词曰：“白衣苍狗变浮云，千古功名一聚尘。好是悲歌将进酒，不妨同赋惜余春。风光全似中原日，臭味要须我辈人。雨后飞花知底数，醉来赢取自由身。”这首词原有个题目“彭德器出示胡邦衡新句次韵”，“胡邦衡”即胡铨，因反对秦桧和议而被贬新州（今广东新兴）、吉阳军（今海南三亚）；胡在新州时写了首《瑞鹧鸪》词，张元干辗转得见，感慨系之，遂有此和作。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不妨同赋惜余春”、“臭味要须我辈人”以及“醉来赢取自由身”这几句，好像都可以给“文化的悠长假期”这个说辞做一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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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那么，不幸而遭遇垃圾时间的人们，又该何以自处呢？是不是要跟时间的垃圾同归于尽呢？
我以为，历史之大是一回事，个人之微又是另一回事。在历史的垃圾时间里，个人在政治上固然已束手无策，但在生活上，在文化上，是不妨继续放飞自我的。
事实上，以中国历史之长，中国人应对垃圾时间的经验也很是丰富。孔子有谓：“无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实为深具处世智慧之言。“无道则隐”的“隐”，看起来很古典，说穿了就是世俗所谓“躺平”，借用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的概念，也可说是“退出”（Exit）——当“呼吁”（Voice）已然无效，个人就只能选择“退出”了。无论是“隐”是“躺平”还是“退出”，都可视为对垃圾时间的一种拒绝。
我们都知道那部日剧：人生总有不如意的时候，那样的话，也不必勉强自己去努力，就把这当作神赐予我们的悠长假期吧。那么，假若遭遇了历史的垃圾时间，那就Exit好了，那就把历史的垃圾时间当作文化的悠长假期好了。
所以我们看到，在大唐王朝的垃圾时间里，失意的皮日休，落第的陆龟蒙、罗隐，远走西蜀的韦庄，逃避后梁的韩偓，都各自拥有了他们的悠长假期，并焕发出异样的文化光彩。
鲁迅曾在《小品文的危机》一文里说：“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榻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而就算被鲁迅看低的诗，也非无可观。我曾在《反读书记》里写过：从《资治通鉴》来看唐末，是一个黑暗的世界，但从诗词来看唐末，却是一个华丽的世界，“前一种记录是真实的，后一种记录也非伪造。那是一个分裂的时代，时代分裂为两个世界：最阴暗的世界，最华美的世界。一个历史的平行宇宙。也许，正因为政治社会太过阴暗，这个时代才更需要太过华美的文字吧！有个别人，成为这一历史平行宇宙——最阴暗的世界与最华美的世界——之间的接口。比如韩偓，在阴暗的政治世界里，他是忠臣，逆时代而动；在华美的文学世界里，他是艳诗写作者，与时代同欢。”这些话，也可以拿过来，形容唐朝这段垃圾时间兼悠长假期的。
所以我们也能看到，在大明王朝的垃圾时间里，那个被黄仁宇宣判为“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的年代，才子和志士却与秦淮河上的美人谱写了风月史上的华章：侯方域与李香君的离合，早早引出了孔尚任的《桃花扇》；冒襄为董小宛留下了《影梅庵忆语》；吴伟业为卞玉京留下《琴河感旧》和《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还有余怀的《板桥杂记》，更可谓一部秦淮佳丽的集体传记，他在自序里断然地表示：“此即一代之兴衰，千秋之感慨所系，而非徒狭邪之是述，艳冶之是传也。”至于钱谦益与柳如是、龚鼎孳与顾横波的传奇，直到二十世纪，还能让伟大的历史学家为之树立起文字的纪念碑：陈寅恪写出了《柳如是别传》，孟森也写出了《顾横波考》。这一份香艳，这个文化的悠长假期，不也是明朝乃至中国文化史上的光彩吗？
历史的发展与文化的发展不是均等的，其结束亦然，文化的迸发往往要滞后于历史。此所以当历史进入垃圾时间之后，仍可以成就一段文化的悠长假期。
就在这篇文章快写完时，友人遇斋戴新伟传给我一幅字，是他抄录的一首词，南宋张元干的《瑞鹧鸪》。词曰：“白衣苍狗变浮云，千古功名一聚尘。好是悲歌将进酒，不妨同赋惜余春。风光全似中原日，臭味要须我辈人。雨后飞花知底数，醉来赢取自由身。”这首词原有个题目“彭德器出示胡邦衡新句次韵”，“胡邦衡”即胡铨，因反对秦桧和议而被贬新州（今广东新兴）、吉阳军（今海南三亚）；胡在新州时写了首《瑞鹧鸪》词，张元干辗转得见，感慨系之，遂有此和作。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不妨同赋惜余春”、“臭味要须我辈人”以及“醉来赢取自由身”这几句，好像都可以给“文化的悠长假期”这个说辞做一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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