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叁中全會] 中共贰拾屆叁中全會後 中國經濟如何前行?
中共贰拾屆叁中全會結束之後發表的公報令中國國內外眾多觀察家和投資者感到失望，投資中國的重要窗口香港股市在會議結束當天下挫。現在觀察家分析家們在分析中共叁中全會緣何令人失望，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當局今後要向何方前行。
高調宣揚希望，前路缺乏細節
本應在去年就要召開的中共贰拾屆叁中全會在沒有說明的情況下推遲到今年7月中旬才召開。分析家們普遍認為，這可能顯示中共當局有關經濟的大政方針的叁中全會有難言的苦衷。
在觀察家們看來，那些苦衷問題大都是中共當局自己制造的。它近年來所采取的壹系列政策，尤其是叁年疫情清零政策對中國經濟造成了切實有力的重大打擊，導致大量企業破產，失業率上升，疫情之後中國經濟重啟乏力，加上中共當局壹度大力扶持後來又進行調整的房地產業陷入困境，民眾對今後的經濟前景不看好，不敢消費。此外，中共當局推行了贰叁拾年的嚴酷的計劃生育政策現在也大顯成效，導致中國出生率斷崖式下跌，新增勞動力人口快速萎縮，人口老齡化超速前進。
面對中國經濟發展所面臨的種種明顯的困局，中共當局只是承認消費者缺乏信心，承認中國新增人口不足是問題，但不承認自己是問題的制造者。中共提出的解決問題的政策思路是鼓勵民眾消費，鼓勵民眾多生孩子。但這種頭痛醫腳式的政策不出所料地沒有奏效。中國國內外眾多觀察家普遍指出，中共當初遲遲不召開叁中全會是因為應對嚴重經濟問題無方，即使是召開叁中全會恐怕也難拿出什麼令公眾或投資者信服的新政策思路來。
中共的贰拾屆叁中全會以壹種另類的“不負眾望”的方式宣告結束。7月18日中共叁中全會結束並發表公報，世界媒體普遍以“缺乏細節”來形容叁中全會及其公報。《紐約時報》當天發表的報道的大小標題似乎可以用來概括眾多國際媒體對中共叁中全會的評價——“中國領導人提出高調的希望，但沒有為經濟復蘇之路提供多少細節；高級官員們結束了旨在使中國經濟擺脫病態的重要會議，但沒有多少跡象顯示他們有了壹種根本性的重新思考。”
叁中全會公報可謂習近平的政綱
許多觀察家和批評者說，中共贰拾屆叁中全會公報長達5200多字，充斥著連篇累牘的空話、套話和口號，如“完整准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統籌推進‘伍位壹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肆個全面”戰略布局，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統籌發展和安全，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進壹步推動和謀劃全面深化改革，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
在眾多世界媒體和投資者為中共的這次中央委員全會所發表的公報口號充斥、細節闕如而感到失望之際，英國牛津大學學者、《紅旗：為什麼習近平的中國處於險境》壹書的作者喬治·馬格納斯在接受美國之音書面采訪時寫道：
“現在評價這次叁中全會還為時過早，人們最初的反應是針對它所發表的公報。該公報不出所料地缺乏刺激經濟的建議，沒有在經濟方面改弦更張的新思路。但我們必須等待，或許要等幾天看到中共發布重要的文件，才能確定中共當局對壹些關鍵問題的具體政策和處理。或許我們到時候還是要失望，但我們應當等著瞧。”
政治科學學者王軍濤博士對美國之音表示，在中共叁中全會召開之前和召開之後，中國國內外許多人、尤其是外國媒體之所以感到失望是中共的獨裁專制體制使然。在民主制度下，政府和執政黨在面臨國家經濟困境時必須談具體的問題，要申明准備采取什麼具體措施應對，但中共的獨裁體制可以在人民被餓死的時候也照樣高唱宏偉計劃，不談實際問題，當年的毛澤東政權是這樣，現在的習近平政權還是壹樣。
與此同時，在王軍濤博士看來，這次中共叁中全會公報主要內容實際上是習近平蓄謀已久的政綱。他說：“我看（習近平壹手主導的）叁中全會就叁條。壹是中國要在產業結構方面實行大躍進，打造新質生產力（即中共政權所扶持的產業），要領導全世界新技術產品；贰，為了保證這這壹點，他要建立壹個提取資源的全國性統壹的經濟體系，以打造全國統壹市場為名，籌集他的所謂耐心資本（即長遠的投資）；第叁就是通過大規模幹部隊伍清洗提供政治保障。”
王軍濤博士說，習近平所推出的他這種宏偉目標或許有很多人感覺與己無關，就像毛澤東在1950年代最初提出生產大躍進趕超英國的宏偉目標時有很多人感到與己無關壹樣，但很快中國就發生了人造大饑荒，幾千萬人餓死；現在習近平要是再制造災難，中國民眾怕是會更慘。
王軍濤表示，中國人之所以可能會因習近平制造的經濟災難而更悲慘，是因為自鄧小平實行所謂的經濟改革以來，中共政權的做法是向民眾盡情盡興地抽稅，但民眾的基本福利、民眾的死活它不管，而毛澤東至少還要對人民的福利承擔壹些責任，至少是在理論上，至少是對壹部分人。王軍濤說，自鄧小平以來的中共統治者，包括習近平，完全是公開地謀求壹黨之私，不管人民死活，比毛澤東還糟。
中共與中國經濟發展的死結
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在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共叁中全會會議公報令各方感覺乏善可陳，凸顯出中共控制中國經濟形成了阻礙經濟發展的死結。謝田說，中共骨子裡是要實行計劃經濟，中央指令經濟，但1978年之後，面對文革“10年後的百業凋敝的經濟形勢，中共實行了部分的、有控制的經濟開放，准許外資進入，使中國經濟在資金、技術、市場和企業管理方面受益，也使中國人能夠部分發揮他們的創業和致富的能力和幹勁。他說，中國經濟在過去幾拾年的大發展實際上是基於經濟開放或歐美市場的開放，以及中國民營、私營企業，它們提供了百分之柒八拾的就業，百分之六柒拾的GDP（國內生產總值），而控制了利潤最高的行業的國營企業則由於壟斷而效率低下。
然而，中共政權長久以來壹直認為民營企業、私營企業是自己的天敵。謝田說，“私營企業開始變得更加茁壯、更加強大了以後，必然就導致共產黨感到有政權危機。它不能容忍像孫大午、馬雲這樣的人擁有富可敵國的能力而且還要開始談論時政。在它（中共）看來這就是威脅了中共政權。”
謝田解釋說，中國河北的民營企業家孫大午在成功地經營自己的企業之余還經營養老業，經營醫院，這在正常社會被認為是好事，但在中共看來這就是跟中共政權搶民心，就是對政權的威脅。中國電商巨頭阿裡巴巴的創始人馬雲對中共金融管理體制提出批評，有損於中共偉光正的宣傳，中共更是不能容忍。
在謝田看來，中國今天的經濟困境並非出自中共壹時的錯誤決策，而是出自中共的本質。中國經濟的發展使中共對中國社會、中國經濟的控制欲再度膨脹，它於是出台種種措施，限制外資，強調所謂的國家安全，動輒就抓間諜特務，對數據流動也大加限制。這壹切令投資者感到不安，感到無希望，中國不再是壹個讓投資者感覺有利可圖的世界工廠；在經濟增長下滑成為大趨勢時候，中共也感到不妙，因為中共需要有足夠繁榮的經濟來滋養它的獨裁政權，但它又不想讓私營企業自由發展，這壹切都讓中國人感到前途無希望，這就是過去伍年、拾年的中國大圖景。
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是真是假
習近平上台以來反復強調好把國營企業做大做強，中國政府以及政府所控制的中國的大銀行對所謂的公有制國有企業的大力支持，對民營企業、私營企業持之以恒的歧視和無視（與此同時又重視對它們的收稅和罰款）導致“國進民退”的抱怨不脛而走。
在這種大形勢下，叁中全會的公報當中包含了壹些看似非常鼓勵民營/私營企業的說法，如，“要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促進各種所有制經濟優勢互補、共同發展。”
讓許多觀察家感到諷刺的是，投資者顯然並沒有因此而感到鼓舞。應當如何解釋這種現象？
牛津大學學者馬格納斯的說法是，“投資者需要謹慎的原因在於，中共長期以來壹直處於這種矛盾的拾字路口，既致力於黨和國家部門的主導地位，但名義上又願意支持私營企業和企業家，只要他們遵守中共的規則和目標。這就讓投資者陷入困境，因為 a) 黨只希望諂媚的私營企業蓬勃發展；b) 這給外國公司帶來了壹種緊張局面，讓它們不知道該遵守誰的法律，又該藐視誰的法律。”
在謝田看來，投資者之所以對中共當局有關給非公有制企業即民營/私營企業公平待遇的美好宣示持懷疑態度，解釋很簡單。他說，“人們不相信中國共產黨了，因為它壹直在造假，歷史上造假，經濟上造假，人口數字、瘟疫，病毒，所有的事情都造假，出爾反爾。比如計劃生育，當年想方設法不讓人生孩子，現在（人口危機明顯了）也沒什麼檢討，突然又鼓勵人生孩子了，來了個180°的大轉彎。所以這個政權已經徹底喪失了信用。”
謝田認為，中共現在面臨的經濟難題概括說就是，它要發展所謂的公有制經濟即黨直接控制、完全為黨服務的經濟是出自真心，但現在有了經濟危機，大量的失業是中共當局難以應對的，它只能依賴私營經濟解決問題，但私營經濟又給中共管死，於是習近平當局又試圖再玩毛澤東當年的上山下鄉那壹套解決就業問題，但又弄不成。
叁中全會公報為何53次提“改革”
顯然，中共當局也意識到近年來它所提出和推行的政策大成問題，甚至對其政權造成損害乃至威脅，因此中共反復信誓旦旦地聲言要進行改革。觀察家們注意到，中共贰拾屆叁中全會公報53次提到“改革”壹詞。應當如何理解如此高頻率出現的“改革”？
牛津大學學者馬格納斯在接受美國之音書面采訪時寫道：“中共的意思與西方思想家和聽眾聽到“改革”時所想的不壹樣。在中國，改革確實壹度意味著變革，並逐步采用資本主義和市場導向的解決方案來解決關鍵問題。但自 2000 年代以來，尤其是在習近平領導下已經不再是這樣了。拾多年來，習近平壹直負責‘全面深化改革’，當他提改革時，他的意思是繼續執行現有的黨和國家導向的政策，並采取措施提高其普及性、相關性和有效性。”
南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說，“中共想改革，確實是想改革，但它其實又不想真正地改革。它不想真正地改革中共的體制和中共的統治，但又想得到（市場）經濟上的好處，想通過經濟改革的好處來滋養它的政權，維護它的政權，熊掌和魚它都要得到。但（自由市場和獨裁統治）這是不能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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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田認為，中共現在面臨的經濟難題概括說就是，它要發展所謂的公有制經濟即黨直接控制、完全為黨服務的經濟是出自真心，但現在有了經濟危機，大量的失業是中共當局難以應對的，它只能依賴私營經濟解決問題，但私營經濟又給中共管死，於是習近平當局又試圖再玩毛澤東當年的上山下鄉那壹套解決就業問題，但又弄不成。
叁中全會公報為何53次提“改革”
顯然，中共當局也意識到近年來它所提出和推行的政策大成問題，甚至對其政權造成損害乃至威脅，因此中共反復信誓旦旦地聲言要進行改革。觀察家們注意到，中共贰拾屆叁中全會公報53次提到“改革”壹詞。應當如何理解如此高頻率出現的“改革”？
牛津大學學者馬格納斯在接受美國之音書面采訪時寫道：“中共的意思與西方思想家和聽眾聽到“改革”時所想的不壹樣。在中國，改革確實壹度意味著變革，並逐步采用資本主義和市場導向的解決方案來解決關鍵問題。但自 2000 年代以來，尤其是在習近平領導下已經不再是這樣了。拾多年來，習近平壹直負責‘全面深化改革’，當他提改革時，他的意思是繼續執行現有的黨和國家導向的政策，並采取措施提高其普及性、相關性和有效性。”
南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說，“中共想改革，確實是想改革，但它其實又不想真正地改革。它不想真正地改革中共的體制和中共的統治，但又想得到（市場）經濟上的好處，想通過經濟改革的好處來滋養它的政權，維護它的政權，熊掌和魚它都要得到。但（自由市場和獨裁統治）這是不能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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