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 莫言出訪軼事,柏林牆下痛哭流淚
這次出訪，除了在波恩黃鳳祝博士和顧彬舉辦的中國文學報告會外，在慕尼黑舉行的“中德作家會晤”是整個旅程中唯壹的壹次比較正規的文學對話。談話對象是壹批德國民間的左翼作家。座談會上，老作家從維熙不無好意地拿莫言作品說話，給我印象特別深刻。
1980年代的西德作家群裡，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對中國的文藝政策均成見極深。本來偏愛中國、思想意識左派的賽德爾夫人在慕尼黑召集德國作家參加文學會談，有意識地選擇了壹批左翼作家，目的是為了座談會上達到和諧融洽的交流氛圍。但沒想到的是，西方的所謂左派作家跟我們想象的左派還是相去甚遠，他們不是我們期待的社會主義革命派。
會談時他們毫不隱晦地直接批評中國作家沒有寫作自由，寫了也不能隨意發表，也沒有人敢給你發表。其實西德作家所謂的左、右派之分，並不在於對中國是擁戴或是否定。就說言論自由，頗具理性的德國作家群，無論左、右都不贊賞歌功頌德的文字。他們的區分在於壹個是善意的批評，另壹個是刻意的指責。
俗話說，耳朵皮是軟的，人都喜歡聽好話，這說不上是什麼缺點，國內國外、東西方都壹樣。本來講好都是些友好的左派作家，我們以為話題皆是輕松的提問，了解壹些情況而已。沒想到就是左派也並非你好我好的，壹旦觸及創作理念，他們直言不認同“文藝為人民服務”的提法，強調寫作不是服務於人，作家不是服務員，他們要隨意表達自己的心聲，要體現言論自由。他們雖承認文藝創作可以引導人的思想，敦促社會進步，自然中有提倡美德的社會效益，但不能本末倒置，寫作不能迎合某種號召，文學不能成為受人制約的職業。
中國作家與西方左派作家雖然思想意識相對接近，但受教育不同，理念各異，加上我們文革剛過，國門才打開，對迎面撲來的新風，還沒來得及很快適應，這種公開的討論、加上當面的質疑甚至批評，大大出人意料，我們很不習慣。文藝為人服務的話題尚待探討，說到底，人各有志，任何作家可以闡述自己的創作標准，對各種口號性的提法都可以見仁見智。這類話題依然局限於文學專題和個人范疇，這種問題兩國作家可以任意扯，是否能扯出什麼結果也無傷大雅，本來就是公理婆理之說。然而緊接下來的壹個話題，內容與性質上就發生了急變。
談到了文藝作品受檢查的問題，西德左派作家直言不諱地抨擊這種政策，提倡西方的言論自由。依據法律，人人都有暢所欲言的權利，寫作人人可以隨心所欲，只要對自己的文字負責，對社會負責，不觸犯法律即可；對中國作家得認同國家政策、調整自己的言論，他們不能理解並予以譴責。
這麼壹來，話題不再是文學的流派抑或個人的理念，而成了壹個國家文藝方針的政治話題。即是叁拾多年過去的今天，歐洲作家對中國的看法依然沒變。瞬息間，全體中國作家變得鴉雀無聲。這種政治話題本來就非常敏感，到了國外更不知如何對答，外事又強調內外有別，明言外事無小事。大家只好等著領導發言了。
碰到此類大是大非問題，團裡出面發言的除了團長瑪拉沁夫，就數從維熙了，此刻老瑪沒出聲，這場面就得從維熙來撐了。然而從的發言舉例出乎大家的意料，尤其讓莫言幾乎吃驚失色。為了據理駁回對方論中國作家沒有自由發表文學作品的提法，從維熙霸氣反擊：我們自1949年成立新中國以來，壹直倡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藝政策，過去如此，今天同樣如此。隨著目前中國推行的改革開放政策，這種自由的文化氛圍將會變得更加寬松。拿個現成的例子：像莫言這樣的青年作家，他所寫的文字被文學評論界認定為“髒學”，像他這種被人評為肮髒的小說照樣可以發表，這在過去是無法想象的，更不用說遇上“反自由化”運動了，這充分說明了中國的文藝政策在長足進步，是開放的、自由的。
從維熙談得滔滔不絕、口若懸河，然而莫言卻是另有壹番心境，他扯扯翻譯的衣角耳語：“別給他翻，別給他翻！” 回到酒店關上房門，更是怨氣難消，但適才座談會上無奈只好忍氣吞聲。不難理解，作家都是有脾氣個性的，聽了批評總不是滋味，尤其還在國外，當著眾多陌生的外國作家。這也是我與莫言接觸中他唯壹的壹次不悅。莫言是“青年作家”的作家，從維熙即是領導又是長輩，是老作家。那就是當時的國情。我出國叁拾載有奇，這種現象國內當下不知又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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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聞沒人評論怎麼行，我來說幾句
1980年代的西德作家群裡，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對中國的文藝政策均成見極深。本來偏愛中國、思想意識左派的賽德爾夫人在慕尼黑召集德國作家參加文學會談，有意識地選擇了壹批左翼作家，目的是為了座談會上達到和諧融洽的交流氛圍。但沒想到的是，西方的所謂左派作家跟我們想象的左派還是相去甚遠，他們不是我們期待的社會主義革命派。
會談時他們毫不隱晦地直接批評中國作家沒有寫作自由，寫了也不能隨意發表，也沒有人敢給你發表。其實西德作家所謂的左、右派之分，並不在於對中國是擁戴或是否定。就說言論自由，頗具理性的德國作家群，無論左、右都不贊賞歌功頌德的文字。他們的區分在於壹個是善意的批評，另壹個是刻意的指責。
俗話說，耳朵皮是軟的，人都喜歡聽好話，這說不上是什麼缺點，國內國外、東西方都壹樣。本來講好都是些友好的左派作家，我們以為話題皆是輕松的提問，了解壹些情況而已。沒想到就是左派也並非你好我好的，壹旦觸及創作理念，他們直言不認同“文藝為人民服務”的提法，強調寫作不是服務於人，作家不是服務員，他們要隨意表達自己的心聲，要體現言論自由。他們雖承認文藝創作可以引導人的思想，敦促社會進步，自然中有提倡美德的社會效益，但不能本末倒置，寫作不能迎合某種號召，文學不能成為受人制約的職業。
中國作家與西方左派作家雖然思想意識相對接近，但受教育不同，理念各異，加上我們文革剛過，國門才打開，對迎面撲來的新風，還沒來得及很快適應，這種公開的討論、加上當面的質疑甚至批評，大大出人意料，我們很不習慣。文藝為人服務的話題尚待探討，說到底，人各有志，任何作家可以闡述自己的創作標准，對各種口號性的提法都可以見仁見智。這類話題依然局限於文學專題和個人范疇，這種問題兩國作家可以任意扯，是否能扯出什麼結果也無傷大雅，本來就是公理婆理之說。然而緊接下來的壹個話題，內容與性質上就發生了急變。
談到了文藝作品受檢查的問題，西德左派作家直言不諱地抨擊這種政策，提倡西方的言論自由。依據法律，人人都有暢所欲言的權利，寫作人人可以隨心所欲，只要對自己的文字負責，對社會負責，不觸犯法律即可；對中國作家得認同國家政策、調整自己的言論，他們不能理解並予以譴責。
這麼壹來，話題不再是文學的流派抑或個人的理念，而成了壹個國家文藝方針的政治話題。即是叁拾多年過去的今天，歐洲作家對中國的看法依然沒變。瞬息間，全體中國作家變得鴉雀無聲。這種政治話題本來就非常敏感，到了國外更不知如何對答，外事又強調內外有別，明言外事無小事。大家只好等著領導發言了。
碰到此類大是大非問題，團裡出面發言的除了團長瑪拉沁夫，就數從維熙了，此刻老瑪沒出聲，這場面就得從維熙來撐了。然而從的發言舉例出乎大家的意料，尤其讓莫言幾乎吃驚失色。為了據理駁回對方論中國作家沒有自由發表文學作品的提法，從維熙霸氣反擊：我們自1949年成立新中國以來，壹直倡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藝政策，過去如此，今天同樣如此。隨著目前中國推行的改革開放政策，這種自由的文化氛圍將會變得更加寬松。拿個現成的例子：像莫言這樣的青年作家，他所寫的文字被文學評論界認定為“髒學”，像他這種被人評為肮髒的小說照樣可以發表，這在過去是無法想象的，更不用說遇上“反自由化”運動了，這充分說明了中國的文藝政策在長足進步，是開放的、自由的。
從維熙談得滔滔不絕、口若懸河，然而莫言卻是另有壹番心境，他扯扯翻譯的衣角耳語：“別給他翻，別給他翻！” 回到酒店關上房門，更是怨氣難消，但適才座談會上無奈只好忍氣吞聲。不難理解，作家都是有脾氣個性的，聽了批評總不是滋味，尤其還在國外，當著眾多陌生的外國作家。這也是我與莫言接觸中他唯壹的壹次不悅。莫言是“青年作家”的作家，從維熙即是領導又是長輩，是老作家。那就是當時的國情。我出國叁拾載有奇，這種現象國內當下不知又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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