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 莫言出访轶事,柏林墙下痛哭流泪
这次出访，除了在波恩黄凤祝博士和顾彬举办的中国文学报告会外，在慕尼黑举行的“中德作家会晤”是整个旅程中唯一的一次比较正规的文学对话。谈话对象是一批德国民间的左翼作家。座谈会上，老作家从维熙不无好意地拿莫言作品说话，给我印象特别深刻。
1980年代的西德作家群里，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对中国的文艺政策均成见极深。本来偏爱中国、思想意识左派的赛德尔夫人在慕尼黑召集德国作家参加文学会谈，有意识地选择了一批左翼作家，目的是为了座谈会上达到和谐融洽的交流氛围。但没想到的是，西方的所谓左派作家跟我们想象的左派还是相去甚远，他们不是我们期待的社会主义革命派。
会谈时他们毫不隐晦地直接批评中国作家没有写作自由，写了也不能随意发表，也没有人敢给你发表。其实西德作家所谓的左、右派之分，并不在于对中国是拥戴或是否定。就说言论自由，颇具理性的德国作家群，无论左、右都不赞赏歌功颂德的文字。他们的区分在于一个是善意的批评，另一个是刻意的指责。
俗话说，耳朵皮是软的，人都喜欢听好话，这说不上是什么缺点，国内国外、东西方都一样。本来讲好都是些友好的左派作家，我们以为话题皆是轻松的提问，了解一些情况而已。没想到就是左派也并非你好我好的，一旦触及创作理念，他们直言不认同“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提法，强调写作不是服务于人，作家不是服务员，他们要随意表达自己的心声，要体现言论自由。他们虽承认文艺创作可以引导人的思想，敦促社会进步，自然中有提倡美德的社会效益，但不能本末倒置，写作不能迎合某种号召，文学不能成为受人制约的职业。
中国作家与西方左派作家虽然思想意识相对接近，但受教育不同，理念各异，加上我们文革刚过，国门才打开，对迎面扑来的新风，还没来得及很快适应，这种公开的讨论、加上当面的质疑甚至批评，大大出人意料，我们很不习惯。文艺为人服务的话题尚待探讨，说到底，人各有志，任何作家可以阐述自己的创作标准，对各种口号性的提法都可以见仁见智。这类话题依然局限于文学专题和个人范畴，这种问题两国作家可以任意扯，是否能扯出什么结果也无伤大雅，本来就是公理婆理之说。然而紧接下来的一个话题，内容与性质上就发生了急变。
谈到了文艺作品受检查的问题，西德左派作家直言不讳地抨击这种政策，提倡西方的言论自由。依据法律，人人都有畅所欲言的权利，写作人人可以随心所欲，只要对自己的文字负责，对社会负责，不触犯法律即可；对中国作家得认同国家政策、调整自己的言论，他们不能理解并予以谴责。
这么一来，话题不再是文学的流派抑或个人的理念，而成了一个国家文艺方针的政治话题。即是三十多年过去的今天，欧洲作家对中国的看法依然没变。瞬息间，全体中国作家变得鸦雀无声。这种政治话题本来就非常敏感，到了国外更不知如何对答，外事又强调内外有别，明言外事无小事。大家只好等着领导发言了。
碰到此类大是大非问题，团里出面发言的除了团长玛拉沁夫，就数从维熙了，此刻老玛没出声，这场面就得从维熙来撑了。然而从的发言举例出乎大家的意料，尤其让莫言几乎吃惊失色。为了据理驳回对方论中国作家没有自由发表文学作品的提法，从维熙霸气反击：我们自1949年成立新中国以来，一直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政策，过去如此，今天同样如此。随着目前中国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这种自由的文化氛围将会变得更加宽松。拿个现成的例子：像莫言这样的青年作家，他所写的文字被文学评论界认定为“脏学”，像他这种被人评为肮脏的小说照样可以发表，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更不用说遇上“反自由化”运动了，这充分说明了中国的文艺政策在长足进步，是开放的、自由的。
从维熙谈得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然而莫言却是另有一番心境，他扯扯翻译的衣角耳语：“别给他翻，别给他翻！” 回到酒店关上房门，更是怨气难消，但适才座谈会上无奈只好忍气吞声。不难理解，作家都是有脾气个性的，听了批评总不是滋味，尤其还在国外，当着众多陌生的外国作家。这也是我与莫言接触中他唯一的一次不悦。莫言是“青年作家”的作家，从维熙即是领导又是长辈，是老作家。那就是当时的国情。我出国三十载有奇，这种现象国内当下不知又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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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的西德作家群里，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对中国的文艺政策均成见极深。本来偏爱中国、思想意识左派的赛德尔夫人在慕尼黑召集德国作家参加文学会谈，有意识地选择了一批左翼作家，目的是为了座谈会上达到和谐融洽的交流氛围。但没想到的是，西方的所谓左派作家跟我们想象的左派还是相去甚远，他们不是我们期待的社会主义革命派。
会谈时他们毫不隐晦地直接批评中国作家没有写作自由，写了也不能随意发表，也没有人敢给你发表。其实西德作家所谓的左、右派之分，并不在于对中国是拥戴或是否定。就说言论自由，颇具理性的德国作家群，无论左、右都不赞赏歌功颂德的文字。他们的区分在于一个是善意的批评，另一个是刻意的指责。
俗话说，耳朵皮是软的，人都喜欢听好话，这说不上是什么缺点，国内国外、东西方都一样。本来讲好都是些友好的左派作家，我们以为话题皆是轻松的提问，了解一些情况而已。没想到就是左派也并非你好我好的，一旦触及创作理念，他们直言不认同“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提法，强调写作不是服务于人，作家不是服务员，他们要随意表达自己的心声，要体现言论自由。他们虽承认文艺创作可以引导人的思想，敦促社会进步，自然中有提倡美德的社会效益，但不能本末倒置，写作不能迎合某种号召，文学不能成为受人制约的职业。
中国作家与西方左派作家虽然思想意识相对接近，但受教育不同，理念各异，加上我们文革刚过，国门才打开，对迎面扑来的新风，还没来得及很快适应，这种公开的讨论、加上当面的质疑甚至批评，大大出人意料，我们很不习惯。文艺为人服务的话题尚待探讨，说到底，人各有志，任何作家可以阐述自己的创作标准，对各种口号性的提法都可以见仁见智。这类话题依然局限于文学专题和个人范畴，这种问题两国作家可以任意扯，是否能扯出什么结果也无伤大雅，本来就是公理婆理之说。然而紧接下来的一个话题，内容与性质上就发生了急变。
谈到了文艺作品受检查的问题，西德左派作家直言不讳地抨击这种政策，提倡西方的言论自由。依据法律，人人都有畅所欲言的权利，写作人人可以随心所欲，只要对自己的文字负责，对社会负责，不触犯法律即可；对中国作家得认同国家政策、调整自己的言论，他们不能理解并予以谴责。
这么一来，话题不再是文学的流派抑或个人的理念，而成了一个国家文艺方针的政治话题。即是三十多年过去的今天，欧洲作家对中国的看法依然没变。瞬息间，全体中国作家变得鸦雀无声。这种政治话题本来就非常敏感，到了国外更不知如何对答，外事又强调内外有别，明言外事无小事。大家只好等着领导发言了。
碰到此类大是大非问题，团里出面发言的除了团长玛拉沁夫，就数从维熙了，此刻老玛没出声，这场面就得从维熙来撑了。然而从的发言举例出乎大家的意料，尤其让莫言几乎吃惊失色。为了据理驳回对方论中国作家没有自由发表文学作品的提法，从维熙霸气反击：我们自1949年成立新中国以来，一直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政策，过去如此，今天同样如此。随着目前中国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这种自由的文化氛围将会变得更加宽松。拿个现成的例子：像莫言这样的青年作家，他所写的文字被文学评论界认定为“脏学”，像他这种被人评为肮脏的小说照样可以发表，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更不用说遇上“反自由化”运动了，这充分说明了中国的文艺政策在长足进步，是开放的、自由的。
从维熙谈得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然而莫言却是另有一番心境，他扯扯翻译的衣角耳语：“别给他翻，别给他翻！” 回到酒店关上房门，更是怨气难消，但适才座谈会上无奈只好忍气吞声。不难理解，作家都是有脾气个性的，听了批评总不是滋味，尤其还在国外，当着众多陌生的外国作家。这也是我与莫言接触中他唯一的一次不悦。莫言是“青年作家”的作家，从维熙即是领导又是长辈，是老作家。那就是当时的国情。我出国三十载有奇，这种现象国内当下不知又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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