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 莫言出訪軼事,柏林牆下痛哭流淚
在瑞典，年屆耄耋的馬悅然（G·Malmqvist，1924--2019），師出名門，他曾師從高本漢（K·B·Karlgren，1889—1978），高當年曾是哥德堡大學教授、校長，主持遠東考古博物館，堪稱瑞典漢學的鼻祖，並在瑞典創建漢學使之成為壹項專門學科，功不可沒。
自1978年高本漢離世後，馬悅然躍居歐洲漢學界首屈壹指的權威。馬從青壯年起致力於漢學研究，身為翻譯家，畢業於斯德哥爾摩大學，他曾歷任斯德哥爾摩東方語言學院漢學教授兼系主任、瑞典文學院院士及歐洲漢學協會會長，為諾貝爾文學獎拾八位終身評委之壹。他將中國的 《詩經》、老莊哲學、肆書伍經，包括荀子等先秦諸子的著作、辛棄疾的詩詞及中國近代古典名著如《水滸傳》《西游記》等率先譯介到了瑞典。
馬悅然梅開贰度，曾娶兩任中國陳氏女性為妻。他對中國文化、中華民族的感情不容置疑。誠然，諾貝爾文學獎毋庸諱言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它是西方人手裡的壹張牌，也是他們欲以此體現自己的普世價值觀。在評委裡，馬自然會力挺漢學，然而他畢竟勢單力薄，孤掌難鳴，有時會輸得很慘，敗得壹塌糊塗，1986年便是壹例。
我們80年代興起的改革開放國策，形式上是壹種往前的模式，實際上是在跟過去做壹次清算，推陳出新。“改革開放”的提法明擺著承認自己過去的封閉。因此以往我們在欣賞和評價自己的作家時，總會與國外的優劣標准判若雲泥。所以，當年顧彬對莫言的預言，不僅反映了其個人的文學鑒賞和價值取向，同時也是對歐洲文化背景的揭示。這種以世紀為計量的文化積澱而形成的美學品味和價值觀，在以往各自為政的封閉年代，要達成共識有如異想天開。眼下隨著信息科技的迅猛發展，國際間彼此溝通的加速與加深，或許我們能有效地參與影響。
1986年的莫言
1986年為配合諾獎評比，我方派出作家團出訪瑞典，意在氣勢上佐助馬悅然，以造聲勢，結果無功而返。現在想起，實際上並不是馬悅然的作用沒有發揮到家，而是中國作為壹個大背景的時機尚未成熟。世界承認壹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學成就，往往離不開以經濟發展為先導；中國在經濟上的改革開放同時在告語世界，不僅經濟，中國同樣謀求文學引領世界。文學標志著社會發展的總和，壹個國家的經濟與政治地位，跟它的文學地位在國際上得到的認同是相輔相成的。壹個經濟大國必定是壹個文化大國。
顧彬當時的預言，已道出了西方對中國文學重視的端倪。莫言的得獎只是壹個開頭，再往下用不了多少年，便有第贰個莫言。社會的變遷正是產生新文學的契機，這種變遷越劇烈，出現的文學就越驚心動魄。
西方國家不弘揚謙虛謹慎、戒驕戒躁的價值觀，而倡首自信和毛遂自薦，就像優質產品，要盡數自己的優勢與強項，彰顯自己的陽光面。文學作品無異壹項產品，是壹項精神產品。因經濟的飛躍發展，中國社會的昌明與變遷正備受世人關注，我們可以自握綱繩，推轂自己的主題文學，可以有計劃地分類分批譯介中國作家，既有在國內已確立文壇地位、但在國際上尚未大紅大紫的作家，諸如賈平凹、格非壹類；也有已嶄露頭角、年輕但已成熟、作品思想性強、風格獨樹壹幟的中青年作家，象陳染、東西、葛水平之輩；也有年輕的新潮作家，只要思想意識符合國情，都可以薦譯出來，這是我們的多元、也是“百花齊放”的傳統。
被“點名”的青年作家
我們壹起出訪那年，莫言剛好叁拾出頭，在團裡算是小字輩，是個青年作家。我是因為聽了路遙 《人生》 的小說廣播知道了作者，莫言我是因為看了電影 《紅高粱》 才聽說了他，盡管那時我已經到了作協。當然首先是莫言的小說寫得好，張藝謀才給它拍成了電影。但反過來也是因為電影的成功，轟動壹時，使得莫言的小說壹舉走紅。莫言不吝的寫作風格我事先已略有負面的耳聞，正趕上了意識形態方面的波動，就是寫作手法比較開放、大膽，寫了別人沒想到或者想到而沒有寫的東西。壹次，同辦公室的、後出任作協外聯部主任的室友，手拿壹本《人民文學》刊物向我展示莫言壹篇有爭議的小說，我們還曾對他的作品根據當時的形勢議論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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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8年高本漢離世後，馬悅然躍居歐洲漢學界首屈壹指的權威。馬從青壯年起致力於漢學研究，身為翻譯家，畢業於斯德哥爾摩大學，他曾歷任斯德哥爾摩東方語言學院漢學教授兼系主任、瑞典文學院院士及歐洲漢學協會會長，為諾貝爾文學獎拾八位終身評委之壹。他將中國的 《詩經》、老莊哲學、肆書伍經，包括荀子等先秦諸子的著作、辛棄疾的詩詞及中國近代古典名著如《水滸傳》《西游記》等率先譯介到了瑞典。
馬悅然梅開贰度，曾娶兩任中國陳氏女性為妻。他對中國文化、中華民族的感情不容置疑。誠然，諾貝爾文學獎毋庸諱言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它是西方人手裡的壹張牌，也是他們欲以此體現自己的普世價值觀。在評委裡，馬自然會力挺漢學，然而他畢竟勢單力薄，孤掌難鳴，有時會輸得很慘，敗得壹塌糊塗，1986年便是壹例。
我們80年代興起的改革開放國策，形式上是壹種往前的模式，實際上是在跟過去做壹次清算，推陳出新。“改革開放”的提法明擺著承認自己過去的封閉。因此以往我們在欣賞和評價自己的作家時，總會與國外的優劣標准判若雲泥。所以，當年顧彬對莫言的預言，不僅反映了其個人的文學鑒賞和價值取向，同時也是對歐洲文化背景的揭示。這種以世紀為計量的文化積澱而形成的美學品味和價值觀，在以往各自為政的封閉年代，要達成共識有如異想天開。眼下隨著信息科技的迅猛發展，國際間彼此溝通的加速與加深，或許我們能有效地參與影響。
1986年的莫言
1986年為配合諾獎評比，我方派出作家團出訪瑞典，意在氣勢上佐助馬悅然，以造聲勢，結果無功而返。現在想起，實際上並不是馬悅然的作用沒有發揮到家，而是中國作為壹個大背景的時機尚未成熟。世界承認壹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學成就，往往離不開以經濟發展為先導；中國在經濟上的改革開放同時在告語世界，不僅經濟，中國同樣謀求文學引領世界。文學標志著社會發展的總和，壹個國家的經濟與政治地位，跟它的文學地位在國際上得到的認同是相輔相成的。壹個經濟大國必定是壹個文化大國。
顧彬當時的預言，已道出了西方對中國文學重視的端倪。莫言的得獎只是壹個開頭，再往下用不了多少年，便有第贰個莫言。社會的變遷正是產生新文學的契機，這種變遷越劇烈，出現的文學就越驚心動魄。
西方國家不弘揚謙虛謹慎、戒驕戒躁的價值觀，而倡首自信和毛遂自薦，就像優質產品，要盡數自己的優勢與強項，彰顯自己的陽光面。文學作品無異壹項產品，是壹項精神產品。因經濟的飛躍發展，中國社會的昌明與變遷正備受世人關注，我們可以自握綱繩，推轂自己的主題文學，可以有計劃地分類分批譯介中國作家，既有在國內已確立文壇地位、但在國際上尚未大紅大紫的作家，諸如賈平凹、格非壹類；也有已嶄露頭角、年輕但已成熟、作品思想性強、風格獨樹壹幟的中青年作家，象陳染、東西、葛水平之輩；也有年輕的新潮作家，只要思想意識符合國情，都可以薦譯出來，這是我們的多元、也是“百花齊放”的傳統。
被“點名”的青年作家
我們壹起出訪那年，莫言剛好叁拾出頭，在團裡算是小字輩，是個青年作家。我是因為聽了路遙 《人生》 的小說廣播知道了作者，莫言我是因為看了電影 《紅高粱》 才聽說了他，盡管那時我已經到了作協。當然首先是莫言的小說寫得好，張藝謀才給它拍成了電影。但反過來也是因為電影的成功，轟動壹時，使得莫言的小說壹舉走紅。莫言不吝的寫作風格我事先已略有負面的耳聞，正趕上了意識形態方面的波動，就是寫作手法比較開放、大膽，寫了別人沒想到或者想到而沒有寫的東西。壹次，同辦公室的、後出任作協外聯部主任的室友，手拿壹本《人民文學》刊物向我展示莫言壹篇有爭議的小說，我們還曾對他的作品根據當時的形勢議論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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