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 莫言出访轶事,柏林墙下痛哭流泪
在瑞典，年届耄耋的马悦然（G·Malmqvist，1924--2019），师出名门，他曾师从高本汉（K·B·Karlgren，1889—1978），高当年曾是哥德堡大学教授、校长，主持远东考古博物馆，堪称瑞典汉学的鼻祖，并在瑞典创建汉学使之成为一项专门学科，功不可没。
自1978年高本汉离世后，马悦然跃居欧洲汉学界首屈一指的权威。马从青壮年起致力于汉学研究，身为翻译家，毕业于斯德哥尔摩大学，他曾历任斯德哥尔摩东方语言学院汉学教授兼系主任、瑞典文学院院士及欧洲汉学协会会长，为诺贝尔文学奖十八位终身评委之一。他将中国的 《诗经》、老庄哲学、四书五经，包括荀子等先秦诸子的著作、辛弃疾的诗词及中国近代古典名著如《水浒传》《西游记》等率先译介到了瑞典。
马悦然梅开二度，曾娶两任中国陈氏女性为妻。他对中国文化、中华民族的感情不容置疑。诚然，诺贝尔文学奖毋庸讳言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它是西方人手里的一张牌，也是他们欲以此体现自己的普世价值观。在评委里，马自然会力挺汉学，然而他毕竟势单力薄，孤掌难鸣，有时会输得很惨，败得一塌糊涂，1986年便是一例。
我们80年代兴起的改革开放国策，形式上是一种往前的模式，实际上是在跟过去做一次清算，推陈出新。“改革开放”的提法明摆着承认自己过去的封闭。因此以往我们在欣赏和评价自己的作家时，总会与国外的优劣标准判若云泥。所以，当年顾彬对莫言的预言，不仅反映了其个人的文学鉴赏和价值取向，同时也是对欧洲文化背景的揭示。这种以世纪为计量的文化积淀而形成的美学品味和价值观，在以往各自为政的封闭年代，要达成共识有如异想天开。眼下随着信息科技的迅猛发展，国际间彼此沟通的加速与加深，或许我们能有效地参与影响。
1986年的莫言
1986年为配合诺奖评比，我方派出作家团出访瑞典，意在气势上佐助马悦然，以造声势，结果无功而返。现在想起，实际上并不是马悦然的作用没有发挥到家，而是中国作为一个大背景的时机尚未成熟。世界承认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学成就，往往离不开以经济发展为先导；中国在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同时在告语世界，不仅经济，中国同样谋求文学引领世界。文学标志着社会发展的总和，一个国家的经济与政治地位，跟它的文学地位在国际上得到的认同是相辅相成的。一个经济大国必定是一个文化大国。
顾彬当时的预言，已道出了西方对中国文学重视的端倪。莫言的得奖只是一个开头，再往下用不了多少年，便有第二个莫言。社会的变迁正是产生新文学的契机，这种变迁越剧烈，出现的文学就越惊心动魄。
西方国家不弘扬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价值观，而倡首自信和毛遂自荐，就像优质产品，要尽数自己的优势与强项，彰显自己的阳光面。文学作品无异一项产品，是一项精神产品。因经济的飞跃发展，中国社会的昌明与变迁正备受世人关注，我们可以自握纲绳，推毂自己的主题文学，可以有计划地分类分批译介中国作家，既有在国内已确立文坛地位、但在国际上尚未大红大紫的作家，诸如贾平凹、格非一类；也有已崭露头角、年轻但已成熟、作品思想性强、风格独树一帜的中青年作家，象陈染、东西、葛水平之辈；也有年轻的新潮作家，只要思想意识符合国情，都可以荐译出来，这是我们的多元、也是“百花齐放”的传统。
被“点名”的青年作家
我们一起出访那年，莫言刚好三十出头，在团里算是小字辈，是个青年作家。我是因为听了路遥 《人生》 的小说广播知道了作者，莫言我是因为看了电影 《红高粱》 才听说了他，尽管那时我已经到了作协。当然首先是莫言的小说写得好，张艺谋才给它拍成了电影。但反过来也是因为电影的成功，轰动一时，使得莫言的小说一举走红。莫言不吝的写作风格我事先已略有负面的耳闻，正赶上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波动，就是写作手法比较开放、大胆，写了别人没想到或者想到而没有写的东西。一次，同办公室的、后出任作协外联部主任的室友，手拿一本《人民文学》刊物向我展示莫言一篇有争议的小说，我们还曾对他的作品根据当时的形势议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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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8年高本汉离世后，马悦然跃居欧洲汉学界首屈一指的权威。马从青壮年起致力于汉学研究，身为翻译家，毕业于斯德哥尔摩大学，他曾历任斯德哥尔摩东方语言学院汉学教授兼系主任、瑞典文学院院士及欧洲汉学协会会长，为诺贝尔文学奖十八位终身评委之一。他将中国的 《诗经》、老庄哲学、四书五经，包括荀子等先秦诸子的著作、辛弃疾的诗词及中国近代古典名著如《水浒传》《西游记》等率先译介到了瑞典。
马悦然梅开二度，曾娶两任中国陈氏女性为妻。他对中国文化、中华民族的感情不容置疑。诚然，诺贝尔文学奖毋庸讳言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它是西方人手里的一张牌，也是他们欲以此体现自己的普世价值观。在评委里，马自然会力挺汉学，然而他毕竟势单力薄，孤掌难鸣，有时会输得很惨，败得一塌糊涂，1986年便是一例。
我们80年代兴起的改革开放国策，形式上是一种往前的模式，实际上是在跟过去做一次清算，推陈出新。“改革开放”的提法明摆着承认自己过去的封闭。因此以往我们在欣赏和评价自己的作家时，总会与国外的优劣标准判若云泥。所以，当年顾彬对莫言的预言，不仅反映了其个人的文学鉴赏和价值取向，同时也是对欧洲文化背景的揭示。这种以世纪为计量的文化积淀而形成的美学品味和价值观，在以往各自为政的封闭年代，要达成共识有如异想天开。眼下随着信息科技的迅猛发展，国际间彼此沟通的加速与加深，或许我们能有效地参与影响。
1986年的莫言
1986年为配合诺奖评比，我方派出作家团出访瑞典，意在气势上佐助马悦然，以造声势，结果无功而返。现在想起，实际上并不是马悦然的作用没有发挥到家，而是中国作为一个大背景的时机尚未成熟。世界承认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学成就，往往离不开以经济发展为先导；中国在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同时在告语世界，不仅经济，中国同样谋求文学引领世界。文学标志着社会发展的总和，一个国家的经济与政治地位，跟它的文学地位在国际上得到的认同是相辅相成的。一个经济大国必定是一个文化大国。
顾彬当时的预言，已道出了西方对中国文学重视的端倪。莫言的得奖只是一个开头，再往下用不了多少年，便有第二个莫言。社会的变迁正是产生新文学的契机，这种变迁越剧烈，出现的文学就越惊心动魄。
西方国家不弘扬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价值观，而倡首自信和毛遂自荐，就像优质产品，要尽数自己的优势与强项，彰显自己的阳光面。文学作品无异一项产品，是一项精神产品。因经济的飞跃发展，中国社会的昌明与变迁正备受世人关注，我们可以自握纲绳，推毂自己的主题文学，可以有计划地分类分批译介中国作家，既有在国内已确立文坛地位、但在国际上尚未大红大紫的作家，诸如贾平凹、格非一类；也有已崭露头角、年轻但已成熟、作品思想性强、风格独树一帜的中青年作家，象陈染、东西、葛水平之辈；也有年轻的新潮作家，只要思想意识符合国情，都可以荐译出来，这是我们的多元、也是“百花齐放”的传统。
被“点名”的青年作家
我们一起出访那年，莫言刚好三十出头，在团里算是小字辈，是个青年作家。我是因为听了路遥 《人生》 的小说广播知道了作者，莫言我是因为看了电影 《红高粱》 才听说了他，尽管那时我已经到了作协。当然首先是莫言的小说写得好，张艺谋才给它拍成了电影。但反过来也是因为电影的成功，轰动一时，使得莫言的小说一举走红。莫言不吝的写作风格我事先已略有负面的耳闻，正赶上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波动，就是写作手法比较开放、大胆，写了别人没想到或者想到而没有写的东西。一次，同办公室的、后出任作协外联部主任的室友，手拿一本《人民文学》刊物向我展示莫言一篇有争议的小说，我们还曾对他的作品根据当时的形势议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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