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 莫言出访轶事,柏林墙下痛哭流泪
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
等到今天莫言得了诺奖，再回首往事，会让人觉得顾彬那个预言颇具神奇色彩。现在想来，这中间有着中西方不同的价值观。对一个作家的写作风格和选题，在西方人的眼里抑或是作品的最高价值所在，而我们或者更多地在乎作品的内涵与教育意义。诺奖评委在给莫言颁奖的解说词中首先肯定的是莫言的写作手法，这种价值取向有悖于我们传统的文艺批评。我们在作评论时，往往会先从作品的思想性出发，只在评论的收尾才谈及作品的写作技巧。
又之，当时信息手段落后，我们对海外同步在发生什么、他人在想些什么知之甚少，所以很多文艺动态会让我们出乎意料，甚至让人吃惊，可以通俗地说，对西方的行情我们不甚了解。顾彬敢这么断言，当时我们只是一笑了之，现在事后诸葛亮地分析，的确不无道理。
顾彬首先是个严肃的学者，他不像某些汉学家，汉学只是一种手段，而对顾彬，汉学是他的终极，是他人生的挚爱。我曾写过：“为了汉学，他可以舍弃一切物质上的追求，” 我也曾试问过，他的第一次婚姻的失败是否与物质有关。同时我们也很早寄望于他能成为德国的Franz Kuhn第二。库恩不仅翻译了我们几个朝代的文学经典，他终生不娶，从事文学迻译六十年，是世界上包罗各种文字在内的翻译量之最的翻译家。。
顾彬跟我们打交道那么多年头，我回忆不起顾彬曾有过开玩笑的场景，张洁、张抗抗评论他是“沉默的顾彬”、“严肃的顾彬”、“不苟言笑的顾彬”，其实都是在说他是个“认真的顾彬”。如果让我对顾彬不受限制任意地评论，我能轻而易举地一口气说上十几句、几十句的描述，然而只允许我对他一言定音，我会说顾彬是个“严肃的学者”，这让我想起他当时对莫言的评判绝非是一句信口开河。基于他严肃的治学风格，他是经过深思熟虑、是认真的。
同时，顾彬的性格也是一个心里藏不住话的人，这种性格或习惯与他的汉学倒是相吻合。1985年中国作家团出席“西柏林地平线艺术节”，我们还没完成组团，他已把消息带到了北京：“这回每人能得一千马克。” 事实上，顾彬并没有读过莫言过多的作品，更没有亲自译介过莫言的小说。那年在波恩的作品朗诵会前后，他让一个汉学系的女生来找我们，表示她有翻译莫言小说的意向。对顾彬而言，是时近来五年的情况已大有变化。他不再是自由职业，而已受聘成了波恩大学的汉学教授。或许他已力不从心，或许他已无暇他顾，昔日与北岛孔捷生高行健轻松的时光已经过去。但他毕竟已经注意到了莫言。
那一次顾彬说的不少话，当时在我们听来不会觉得入耳，也不会往心里去，甚至会认为顾彬因中文有限，在表达上或是辞不达意。在今天看来，顾彬的预言：莫言将来能成为一名“伟大的作家”，跟莫言后来果真荣膺诺奖相应证，这难道是一次无辜的巧合？我想不尽其然。
顾彬敢这么预言，不光是他个人的预感，这其中还包含了他从他们内部得来的消息。很多事情，德国人对外守口如瓶，对内却无话不谈，他们的原则跟我们的外事工作无异，也是“内外有别”。因此顾彬的看法不只是代表了他自己，也代表了西方学派，包括诺奖评委，所以他这么看好莫言并非空穴来风。我们当时信息不通，闭目塞听，顾彬手里掌握着许多远远为我们不知的信息，加之我们也没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分析。
不同于上世纪80年代，世界今天早已进入了信息时代，人类近20年在电子科技方面风驰电掣般的发展，中国尤甚。中国的作家要得诺贝尔文学奖，除了作者自己写作优秀外，还得有优秀的翻译。我自己搞文学翻译，深有这种体会。译者不同的本国文字水平，可以把原作译得面目全非。
诺贝尔文学奖与汉学的影响
欧洲汉学实力的分布主要在德国和北欧，其他的欧洲国家相形之下只是凤毛麟角；尤其诺奖的评委在北欧，这一点至关重要。加之北欧诸国的文学走向世界，德国是北欧的一扇大门，两者间有着紧密的文化渊源。北欧文学往往是首先翻译成德语然后介绍给世界，如斯特林堡、林格伦等。
在德国，众多的名牌大学均有实力雄厚的汉学力量，而且分布与侧重也颇具战略考虑。慕尼黑大学的东亚语言学院，从1970年代的鲍吾钢到现在的贺东勱，其研究重点均在中国古代文献，对老庄、孔孟思想的探讨研发，几十年一脉相承；而对现代汉语、中国当代文学的挖掘，此任务则落在了顾彬旗下的波恩大学。他们的哥廷根、图宾根，海德堡、汉堡大学、柏林大学等，均有凸显自己强项的汉学流派与权威，这在我们如何分析利用这一现状，设立专家专项学术机构，配合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国策，或已迫在眉睫。我们不可忽视的是，德国历来学术研究氛围浓厚，科目分类精细，是个强调权威性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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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今天莫言得了诺奖，再回首往事，会让人觉得顾彬那个预言颇具神奇色彩。现在想来，这中间有着中西方不同的价值观。对一个作家的写作风格和选题，在西方人的眼里抑或是作品的最高价值所在，而我们或者更多地在乎作品的内涵与教育意义。诺奖评委在给莫言颁奖的解说词中首先肯定的是莫言的写作手法，这种价值取向有悖于我们传统的文艺批评。我们在作评论时，往往会先从作品的思想性出发，只在评论的收尾才谈及作品的写作技巧。
又之，当时信息手段落后，我们对海外同步在发生什么、他人在想些什么知之甚少，所以很多文艺动态会让我们出乎意料，甚至让人吃惊，可以通俗地说，对西方的行情我们不甚了解。顾彬敢这么断言，当时我们只是一笑了之，现在事后诸葛亮地分析，的确不无道理。
顾彬首先是个严肃的学者，他不像某些汉学家，汉学只是一种手段，而对顾彬，汉学是他的终极，是他人生的挚爱。我曾写过：“为了汉学，他可以舍弃一切物质上的追求，” 我也曾试问过，他的第一次婚姻的失败是否与物质有关。同时我们也很早寄望于他能成为德国的Franz Kuhn第二。库恩不仅翻译了我们几个朝代的文学经典，他终生不娶，从事文学迻译六十年，是世界上包罗各种文字在内的翻译量之最的翻译家。。
顾彬跟我们打交道那么多年头，我回忆不起顾彬曾有过开玩笑的场景，张洁、张抗抗评论他是“沉默的顾彬”、“严肃的顾彬”、“不苟言笑的顾彬”，其实都是在说他是个“认真的顾彬”。如果让我对顾彬不受限制任意地评论，我能轻而易举地一口气说上十几句、几十句的描述，然而只允许我对他一言定音，我会说顾彬是个“严肃的学者”，这让我想起他当时对莫言的评判绝非是一句信口开河。基于他严肃的治学风格，他是经过深思熟虑、是认真的。
同时，顾彬的性格也是一个心里藏不住话的人，这种性格或习惯与他的汉学倒是相吻合。1985年中国作家团出席“西柏林地平线艺术节”，我们还没完成组团，他已把消息带到了北京：“这回每人能得一千马克。” 事实上，顾彬并没有读过莫言过多的作品，更没有亲自译介过莫言的小说。那年在波恩的作品朗诵会前后，他让一个汉学系的女生来找我们，表示她有翻译莫言小说的意向。对顾彬而言，是时近来五年的情况已大有变化。他不再是自由职业，而已受聘成了波恩大学的汉学教授。或许他已力不从心，或许他已无暇他顾，昔日与北岛孔捷生高行健轻松的时光已经过去。但他毕竟已经注意到了莫言。
那一次顾彬说的不少话，当时在我们听来不会觉得入耳，也不会往心里去，甚至会认为顾彬因中文有限，在表达上或是辞不达意。在今天看来，顾彬的预言：莫言将来能成为一名“伟大的作家”，跟莫言后来果真荣膺诺奖相应证，这难道是一次无辜的巧合？我想不尽其然。
顾彬敢这么预言，不光是他个人的预感，这其中还包含了他从他们内部得来的消息。很多事情，德国人对外守口如瓶，对内却无话不谈，他们的原则跟我们的外事工作无异，也是“内外有别”。因此顾彬的看法不只是代表了他自己，也代表了西方学派，包括诺奖评委，所以他这么看好莫言并非空穴来风。我们当时信息不通，闭目塞听，顾彬手里掌握着许多远远为我们不知的信息，加之我们也没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分析。
不同于上世纪80年代，世界今天早已进入了信息时代，人类近20年在电子科技方面风驰电掣般的发展，中国尤甚。中国的作家要得诺贝尔文学奖，除了作者自己写作优秀外，还得有优秀的翻译。我自己搞文学翻译，深有这种体会。译者不同的本国文字水平，可以把原作译得面目全非。
诺贝尔文学奖与汉学的影响
欧洲汉学实力的分布主要在德国和北欧，其他的欧洲国家相形之下只是凤毛麟角；尤其诺奖的评委在北欧，这一点至关重要。加之北欧诸国的文学走向世界，德国是北欧的一扇大门，两者间有着紧密的文化渊源。北欧文学往往是首先翻译成德语然后介绍给世界，如斯特林堡、林格伦等。
在德国，众多的名牌大学均有实力雄厚的汉学力量，而且分布与侧重也颇具战略考虑。慕尼黑大学的东亚语言学院，从1970年代的鲍吾钢到现在的贺东勱，其研究重点均在中国古代文献，对老庄、孔孟思想的探讨研发，几十年一脉相承；而对现代汉语、中国当代文学的挖掘，此任务则落在了顾彬旗下的波恩大学。他们的哥廷根、图宾根，海德堡、汉堡大学、柏林大学等，均有凸显自己强项的汉学流派与权威，这在我们如何分析利用这一现状，设立专家专项学术机构，配合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国策，或已迫在眉睫。我们不可忽视的是，德国历来学术研究氛围浓厚，科目分类精细，是个强调权威性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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