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 莫言出訪軼事,柏林牆下痛哭流淚
我說，“出國幾拾年，我們的思想意識壹脈相承沒變，仍舊是上世紀80年代的，依然原來的道德觀念，變的是國內同胞，他們潛移默化，變得自己認不得自己了。”
每個作家團到了西德都去跳蚤市場買舊衣服，那是因為當時的國情所定，也是壹段我們走過來的歷史，這我將另文別述。想寫寫王蒙暗紅色的皮夾克，想寫寫張潔、張抗抗披風式的大衣。
莫言墨寶初留海外
那次出訪因為是私人邀請，我們團基本上沒跟德國官方打交道，是壹次旅游式的民間訪問。在說顧彬對莫言的印象之前，有個繞不過去的插曲，就是漢堡家訪關愚謙，莫言也因此第壹次在海外留下了他的簽名和墨寶。
1987年中國作家團訪西德，莫言留下墨寶
在漢堡，有個海內外眾所周知的新聞人物名叫關愚謙。說起關愚謙，1980年代在北京中央部委搞外事的恐怕沒有不知道的。他是1968年文革時期利用工作之便，瞞著單位拿了對外友協日本客人的護照冒名頂替出的關。為此，負責友協的領導還受到了中央的嚴厲批評。關的事件在當時可是壹條不可饒恕的滔天大罪。
正是基於這壹背景，1985年中國作家團到漢堡，關愚謙提出邀請我們到他家訪問，遭到拒絕。但這次瑪拉沁夫、莫言團，關再次發出邀請，我們卻爽快地答應了。這之間相隔的幾年，跟國內當時改革開放的需要以及與時俱進的觀念不無關連。
在瑪拉沁夫、莫言團之前，王願堅、路遙團、公劉團也去過德國，其實那幾次我們已經有了與關見面的准備。除了改革開放，另外關到了海外幾拾年也沒有什麼對不起祖國的言行，他靠自己的艱難拼打贏得了壹隙生存之地。還有國內快速的形勢發展，“以階級斗爭為綱”的觀念已逐漸消融。我們內定底線：不主動、不熱情。到了漢堡就等“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
或許是1985年關吃了閉門羹，輪到王願堅、路遙、公劉團訪德，他比較知趣，沒有主動來找我們。這回瑪拉、莫言團，也許是時間隔久了壹些，記憶變得有所淡漠，抑或是改革開放的氣勢更強大了，關再次提出要見中國作家。這回我們壹拍即合。
關愚謙終究是搞外事出身，事事講個有禮有節，考慮問題也比較周全，他兩次欲跟我們接洽，都是通過漢堡文化廳提出來的。頭壹次1985年北京，我們還在組團期間，漢堡文化廳的來函已把他提名在冊。這壹回也是漢堡文化廳先把電話打到了我們下榻的酒店。我把這壹信息向瑪拉團長匯報，團長說：想見就見吧，讓我約個時間。
我們是那天下午拾幾個人包括本地的留學生去關愚謙的家。關的為人應該說是平易可親的，他保持了上海人識大體的風格，無論遇到什麼場合，大面子上壹定過的去；他那種上海人能“吃苦耐勞”“忍辱胯下”的精神，給人印象至深，這也是他後來在海外成功的關鍵。
為了家訪認路方便，我跟團長先去他在漢堡大學的辦公室。上海人那時到哪兒都喜歡說上海話。這當中自有上海人為自己的方言感到驕傲。甚至在北外，系裡在電影大廳放德語電影，整個系裡的學生濟濟壹堂，在這樣大庭廣眾之中兩個上海老師隔著好幾米大聲說上海話讓人頗為費解。這裡是經院式的氛圍，地處北京，況且全是知識群體，卻不說普通話。就是再愛說家鄉話，就不能之後私下去說？我聽懂沒問題，但系裡大半的師生來自北方。
到了關家，他對我也是壹口上海話，我到現在也不明白他是從何渠道打聽到我是杭州人。杭州上海方言不同，但說話相通。還有，他跟我說上海話當然也有親切、套近乎的意思。但到了接下去文人聚會開始後，出現了讓人忍俊不禁的場面。
1980年代剛改革開放，壹下子來了那麼多中國作家，都是原汁原味的地道漢語，自然驚動了整個漢堡及北部半個德國的漢學界，那些自以為是權威的漢學家、教授們，都想方設法地通過關系參加此次聚會，也想亮亮自己的漢語水平。為了照顧在場的中外來賓，關說中文，我替他翻譯，但關發言時，他時不時地跟我說上海話，弄得那些漢學權威聽起來丈贰和尚摸不到頭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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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人說話啊，我想來說幾句
每個作家團到了西德都去跳蚤市場買舊衣服，那是因為當時的國情所定，也是壹段我們走過來的歷史，這我將另文別述。想寫寫王蒙暗紅色的皮夾克，想寫寫張潔、張抗抗披風式的大衣。
莫言墨寶初留海外
那次出訪因為是私人邀請，我們團基本上沒跟德國官方打交道，是壹次旅游式的民間訪問。在說顧彬對莫言的印象之前，有個繞不過去的插曲，就是漢堡家訪關愚謙，莫言也因此第壹次在海外留下了他的簽名和墨寶。
1987年中國作家團訪西德，莫言留下墨寶
在漢堡，有個海內外眾所周知的新聞人物名叫關愚謙。說起關愚謙，1980年代在北京中央部委搞外事的恐怕沒有不知道的。他是1968年文革時期利用工作之便，瞞著單位拿了對外友協日本客人的護照冒名頂替出的關。為此，負責友協的領導還受到了中央的嚴厲批評。關的事件在當時可是壹條不可饒恕的滔天大罪。
正是基於這壹背景，1985年中國作家團到漢堡，關愚謙提出邀請我們到他家訪問，遭到拒絕。但這次瑪拉沁夫、莫言團，關再次發出邀請，我們卻爽快地答應了。這之間相隔的幾年，跟國內當時改革開放的需要以及與時俱進的觀念不無關連。
在瑪拉沁夫、莫言團之前，王願堅、路遙團、公劉團也去過德國，其實那幾次我們已經有了與關見面的准備。除了改革開放，另外關到了海外幾拾年也沒有什麼對不起祖國的言行，他靠自己的艱難拼打贏得了壹隙生存之地。還有國內快速的形勢發展，“以階級斗爭為綱”的觀念已逐漸消融。我們內定底線：不主動、不熱情。到了漢堡就等“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
或許是1985年關吃了閉門羹，輪到王願堅、路遙、公劉團訪德，他比較知趣，沒有主動來找我們。這回瑪拉、莫言團，也許是時間隔久了壹些，記憶變得有所淡漠，抑或是改革開放的氣勢更強大了，關再次提出要見中國作家。這回我們壹拍即合。
關愚謙終究是搞外事出身，事事講個有禮有節，考慮問題也比較周全，他兩次欲跟我們接洽，都是通過漢堡文化廳提出來的。頭壹次1985年北京，我們還在組團期間，漢堡文化廳的來函已把他提名在冊。這壹回也是漢堡文化廳先把電話打到了我們下榻的酒店。我把這壹信息向瑪拉團長匯報，團長說：想見就見吧，讓我約個時間。
我們是那天下午拾幾個人包括本地的留學生去關愚謙的家。關的為人應該說是平易可親的，他保持了上海人識大體的風格，無論遇到什麼場合，大面子上壹定過的去；他那種上海人能“吃苦耐勞”“忍辱胯下”的精神，給人印象至深，這也是他後來在海外成功的關鍵。
為了家訪認路方便，我跟團長先去他在漢堡大學的辦公室。上海人那時到哪兒都喜歡說上海話。這當中自有上海人為自己的方言感到驕傲。甚至在北外，系裡在電影大廳放德語電影，整個系裡的學生濟濟壹堂，在這樣大庭廣眾之中兩個上海老師隔著好幾米大聲說上海話讓人頗為費解。這裡是經院式的氛圍，地處北京，況且全是知識群體，卻不說普通話。就是再愛說家鄉話，就不能之後私下去說？我聽懂沒問題，但系裡大半的師生來自北方。
到了關家，他對我也是壹口上海話，我到現在也不明白他是從何渠道打聽到我是杭州人。杭州上海方言不同，但說話相通。還有，他跟我說上海話當然也有親切、套近乎的意思。但到了接下去文人聚會開始後，出現了讓人忍俊不禁的場面。
1980年代剛改革開放，壹下子來了那麼多中國作家，都是原汁原味的地道漢語，自然驚動了整個漢堡及北部半個德國的漢學界，那些自以為是權威的漢學家、教授們，都想方設法地通過關系參加此次聚會，也想亮亮自己的漢語水平。為了照顧在場的中外來賓，關說中文，我替他翻譯，但關發言時，他時不時地跟我說上海話，弄得那些漢學權威聽起來丈贰和尚摸不到頭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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