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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还有25年要做好理论准备
媒体: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还有25年要做好理论准备媒体: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还有25年要做好理论准备
中央为什么反复提“两个毫不动摇”，正是因为其背后的理论不能充分解释现实问题，给市场造成了一些困惑。我跟民营企业家接触的时候，特别是那些水平比较高的民营企业家，他们会问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宪法里写公有制占主体，也即是国有占主体，那么怎么理解国有占主体？
所以说，我们需要推动理论创新，更加清晰地阐释我们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这个阐释要能够反映我们的现实，缓解市场主体的“所有制焦虑”。
“退场论”歪曲了马克思主义
观察者网：您还提到一些理论工作者也说，当前的经济制度，即公私混合所有制是过渡性安排，将来中国必定要回到公有制，这恐怕也是造成非公市场主体困惑的一个原因？
姚洋：是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阶段论指出，人类社会发展有五个阶段，最后的目标是过渡到共产主义。
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描述，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要消灭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那么随着我们社会主义的发展，从初级阶段到中级阶段，再到高级阶段，是不是国有的成份要越来越大，如果这样的话，民营企业是不是该退场了？
所以，时不时有一些人就跳出来，说所谓民营企业职责完结了，可以退场了。我跟一些民营企业家交流的时候，他们说，我都准备好了，这全是国家的，我现在只不过是替国家掌管一下这些资产，国家想要我随时拱手相让。如果民营企业家有这种心态，就会影响他们的投资意愿。
观察者网：您认为，这种“当前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过渡性安排”言论，理论上其实是对马克思的歪曲，于改革实践来说，也不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推进，可否解释一下？
姚洋：马克思是一个伟大的人，他揭示了资本主义很多规律，但没有人是圣人，不可能预测未来。
事实上人类社会的“五阶段论”不是马克思的首创，是苏格兰一位启蒙运动思想家、大法官凯姆斯勋爵（Lord Kames）提出来的。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四阶段理论。这四个阶段是：狩猎阶段、游牧阶段、农业阶段和商业阶段。第四个商业社会阶段，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马克思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共产主义阶段。
在我看来，人类社会四阶段、五阶段论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本质上是一回事儿。马克思也是西方人，西方人生活在一神教的国家里，他们容易相信世界有终极真理。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我们不相信有终极真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两个结合”的创新来指导中国的发展，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是用中国的文化吸纳甚至改造了西方的文化，别忘了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化之一，它带有西方的烙印。
因此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体制改革，否定了苏联式社会主义的“正统”制度安排，创造性地肯定了私营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作用，我们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确定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体地位。
马克思塑像
党的实践“超越”了马克思的经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一些理论工作者因此倾向于认为，当代的经济制度是过渡性的，最终中国还是要全面实现公有制。这种观点其实就是一种线性历史观，它不但没有得到历史证明，也不是马克思的原意。
回到当下，我们还需要继续理论创新，寻求新的解释对于当前团结国企和民企很重要，因为渲染国企和民企的对立，不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我们要通过理论创新来解决根本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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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所以说，我们需要推动理论创新，更加清晰地阐释我们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这个阐释要能够反映我们的现实，缓解市场主体的“所有制焦虑”。
“退场论”歪曲了马克思主义
观察者网：您还提到一些理论工作者也说，当前的经济制度，即公私混合所有制是过渡性安排，将来中国必定要回到公有制，这恐怕也是造成非公市场主体困惑的一个原因？
姚洋：是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阶段论指出，人类社会发展有五个阶段，最后的目标是过渡到共产主义。
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描述，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要消灭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那么随着我们社会主义的发展，从初级阶段到中级阶段，再到高级阶段，是不是国有的成份要越来越大，如果这样的话，民营企业是不是该退场了？
所以，时不时有一些人就跳出来，说所谓民营企业职责完结了，可以退场了。我跟一些民营企业家交流的时候，他们说，我都准备好了，这全是国家的，我现在只不过是替国家掌管一下这些资产，国家想要我随时拱手相让。如果民营企业家有这种心态，就会影响他们的投资意愿。
观察者网：您认为，这种“当前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过渡性安排”言论，理论上其实是对马克思的歪曲，于改革实践来说，也不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推进，可否解释一下？
姚洋：马克思是一个伟大的人，他揭示了资本主义很多规律，但没有人是圣人，不可能预测未来。
事实上人类社会的“五阶段论”不是马克思的首创，是苏格兰一位启蒙运动思想家、大法官凯姆斯勋爵（Lord Kames）提出来的。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四阶段理论。这四个阶段是：狩猎阶段、游牧阶段、农业阶段和商业阶段。第四个商业社会阶段，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马克思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共产主义阶段。
在我看来，人类社会四阶段、五阶段论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本质上是一回事儿。马克思也是西方人，西方人生活在一神教的国家里，他们容易相信世界有终极真理。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我们不相信有终极真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两个结合”的创新来指导中国的发展，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是用中国的文化吸纳甚至改造了西方的文化，别忘了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化之一，它带有西方的烙印。
因此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体制改革，否定了苏联式社会主义的“正统”制度安排，创造性地肯定了私营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作用，我们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确定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体地位。
马克思塑像
党的实践“超越”了马克思的经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一些理论工作者因此倾向于认为，当代的经济制度是过渡性的，最终中国还是要全面实现公有制。这种观点其实就是一种线性历史观，它不但没有得到历史证明，也不是马克思的原意。
回到当下，我们还需要继续理论创新，寻求新的解释对于当前团结国企和民企很重要，因为渲染国企和民企的对立，不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我们要通过理论创新来解决根本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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