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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紀委恐怖規定 黨員出國後被嚴控
中紀委恐怖規定 黨員出國後被嚴控中紀委恐怖規定 黨員出國後被嚴控
簡易評論分析文章：中共喉舌《人民日報》繼6月17日發表中紀委所謂“政治紀律”文章之後，18日再度就所謂“組織紀律”發表中紀委文章。
中紀委針對所謂“領導幹部能上能下”、中共黨員“因私出國”後“改變路線、期限”，以及在進行所謂“組織紀律審查中”，中共黨員“拒絕作證或者故意提供虛假情況”，“人才評價機制”存在“弄虛作假”等行為，根據修訂的中共“紀律處分條例”進行宣傳。
這在無形中承認了中共黨內存在大量上述現象，甚至到了要以所謂“黨紀”進行威脅的程度。
中共官員們“能上不能下”
中紀委把這壹部分放在首要位置，其中引用了中共黨魁所說的要“著力解決壹些幹部不作為、亂作為等問題，推動幹部能上能下”。
對於什麼是中共官員們的“不作為”、“亂作為”，外界在解讀時往往會以善良、正常的角度去理解。但是，這些話是站在中共最高層的角度來說的，和普通民眾理解的完全不是壹回事。
中共官員們的“不作為”，可能是面對中南海的消極“躺平”，而所謂“亂作為”也可能是沒有與中共不斷左轉完全保持壹致。
同時，這寥寥六個字背後也反映出中共官場上暗流湧動。不同派系的中共官員們，對中共黨魁陽奉陰違，進行各種消極抵制。
從另壹方面來講，“不作為”、“亂作為”也包含著中共最高層甩鍋之意，將當今中國各種亂象的責任，用這個六個字推到各級官員們身上。並借機清除黨內異己分子、清除黨內政敵。
中紀委引用《條例》新增第八拾伍條，“規定在推進領導幹部能上能下工作中，搞好人主義，以黨紀政務等處分規避組織調整，以組織調整代替黨紀政務等處分，或者有其他避重就輕作出處理行為，情節較重的，給予相應處分。”
中共批判所謂“好人主義”，同時大力鼓吹“斗爭精神”，目的是讓中共黨內彼此互斗，最後導致誰也不敢相信誰，誰也不敢說真心話，當然就更不敢表達自己的意見，更難以聯合起來挑戰中共黨魁。
從中共的延安整風開始，這套手法在此後幾拾年的政治斗爭中不斷出現。中共這壹次是以所謂“黨紀”的方式，強迫中共官員們在內斗中彼此大打出手。
（資料照片）
中共黨員出國被嚴控
中紀委以該《條例》第九拾壹條“對黨員雖經批准因私出國（境）但存在超出批准范圍的行為作出處分規定。”
文中說明，所謂“超出批准范圍”，也就是“出現了需要改變路線、期限”等變化，要求必須及時向中共報告。中紀委文章說，“如果未向組織報告而擅自改變行程，就是違反組織紀律的行為，情節較重的應當給予處分。”
這壹規定顯示，中共對每壹個出國的黨員、官員完全沒有信任感，不僅在出國前要經過它批准，而且出國之後還要緊盯“期限”，甚至連“路線”也不能隨意變更。
對於這些中共官員、黨員來說，這些中共黨紀給他們打造了壹個無形的牢籠，可怕的是，這個牢籠不會因為他們走出國門而消失，而是壹直籠罩在他們周圍。除非他們下定決心公開與中共決裂、退出這個黑幫組織，否則這個無形而恐怖的牢籠將伴隨他們壹生。
中紀委這壹規定還證明，中共官員、黨員們正想盡辦法准備跳船。
2021年10月22日，中紀委轉發的《領導幹部豈能身在曹營心在漢》壹文，其中列舉了幾個例子，都與中共官員准備“逃之夭夭”有關。
例如，廣州市原副市長、增城市原市委書記曹鑒燎，為自己和家人辦了港澳居民身份證。內蒙古自治區國防科工辦原主任、經信委原副主任文民，通過地下錢莊轉移資金，為在澳洲留學的女兒購置房產。原中共鐵道部運輸局局長張曙光落馬後，被曝其妻兒均已移居海外。文章說，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
另外，中紀委修訂《條例》的第八拾條新增規定，在中共“組織紀律審查中，...負有作證義務的黨員拒絕作證或者故意提供虛假情況，情節較重的，給予相應處分。”
這不僅告訴外界，中共黨員在所謂的“組織紀律審查中”，有提供“虛假情況”存在，甚至還有“拒絕作證”的現象。
需要指出的是，無數人在加入中共之後，由於中共強迫以其邪惡的黨性取代每個人的基本人性，在壹次次的政治運動中，在壹次次的政治高壓下，不得不違心的撒謊。長此以往，他們在中共的這種黨文化中，早已拿撒謊不當回事，甚至當作了在中共官場上生存的手段。
正如壹首順口溜所說，“村騙鄉，鄉騙縣，壹直騙到國務院。國務院，下文件，壹層壹層往下念；念完文件進飯店，文件根本不兌現”。
因此，中紀委對他們進行所謂的“審查”時，他們同樣會用這套手法對付中共。這其實是中共逼人作惡的報應。
在中共黨內，這種造假欺騙體現在方方面面。
學術“弄虛作假”
中紀委文章引用了中共黨魁的要求，聲稱“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歸根結底要靠高水平創新人才”。
但是在中共體制中，真正的科技人才不僅難以得到重用，而且往往是政治運動的迫害對象。中共雖然口口聲聲“求賢若渴”，實際上最喜歡溜須拍馬、見風使舵的奴才。
中紀委文章暴露出中共國學術界的壹些丑陋現象。早在2018年，中辦、國辦就曾經印發所謂“指導意見”，要“從嚴治理弄虛作假和學術不端行為”。時隔六年過去，這些現象明顯沒有得到遏制，相反竟然要用所謂“黨紀”進行恐嚇。
中紀委修訂《條例》中，針對授予學術稱號工作中的說情打招呼、搞“圈子評審”、利益交換等突出問題，在第八拾六條第壹款增寫對在授予學術稱號中違規謀利、弄虛作假行為的處分規定。
中紀委承認這些是“突出問題”。然而，中紀委不可能承認的是，這些從根本上講是體制問題。
在中共不斷強調“黨管壹切”的情況下，在中共不斷逼迫人們編造中共各種“偉光正”假象的情況下，真正有獨立思想的科技人才，絕不可能得到中共重用。因此，中共所謂的“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只能是壹場永遠實現不了的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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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紀委針對所謂“領導幹部能上能下”、中共黨員“因私出國”後“改變路線、期限”，以及在進行所謂“組織紀律審查中”，中共黨員“拒絕作證或者故意提供虛假情況”，“人才評價機制”存在“弄虛作假”等行為，根據修訂的中共“紀律處分條例”進行宣傳。
這在無形中承認了中共黨內存在大量上述現象，甚至到了要以所謂“黨紀”進行威脅的程度。
中共官員們“能上不能下”
中紀委把這壹部分放在首要位置，其中引用了中共黨魁所說的要“著力解決壹些幹部不作為、亂作為等問題，推動幹部能上能下”。
對於什麼是中共官員們的“不作為”、“亂作為”，外界在解讀時往往會以善良、正常的角度去理解。但是，這些話是站在中共最高層的角度來說的，和普通民眾理解的完全不是壹回事。
中共官員們的“不作為”，可能是面對中南海的消極“躺平”，而所謂“亂作為”也可能是沒有與中共不斷左轉完全保持壹致。
同時，這寥寥六個字背後也反映出中共官場上暗流湧動。不同派系的中共官員們，對中共黨魁陽奉陰違，進行各種消極抵制。
從另壹方面來講，“不作為”、“亂作為”也包含著中共最高層甩鍋之意，將當今中國各種亂象的責任，用這個六個字推到各級官員們身上。並借機清除黨內異己分子、清除黨內政敵。
中紀委引用《條例》新增第八拾伍條，“規定在推進領導幹部能上能下工作中，搞好人主義，以黨紀政務等處分規避組織調整，以組織調整代替黨紀政務等處分，或者有其他避重就輕作出處理行為，情節較重的，給予相應處分。”
中共批判所謂“好人主義”，同時大力鼓吹“斗爭精神”，目的是讓中共黨內彼此互斗，最後導致誰也不敢相信誰，誰也不敢說真心話，當然就更不敢表達自己的意見，更難以聯合起來挑戰中共黨魁。
從中共的延安整風開始，這套手法在此後幾拾年的政治斗爭中不斷出現。中共這壹次是以所謂“黨紀”的方式，強迫中共官員們在內斗中彼此大打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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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黨員出國被嚴控
中紀委以該《條例》第九拾壹條“對黨員雖經批准因私出國（境）但存在超出批准范圍的行為作出處分規定。”
文中說明，所謂“超出批准范圍”，也就是“出現了需要改變路線、期限”等變化，要求必須及時向中共報告。中紀委文章說，“如果未向組織報告而擅自改變行程，就是違反組織紀律的行為，情節較重的應當給予處分。”
這壹規定顯示，中共對每壹個出國的黨員、官員完全沒有信任感，不僅在出國前要經過它批准，而且出國之後還要緊盯“期限”，甚至連“路線”也不能隨意變更。
對於這些中共官員、黨員來說，這些中共黨紀給他們打造了壹個無形的牢籠，可怕的是，這個牢籠不會因為他們走出國門而消失，而是壹直籠罩在他們周圍。除非他們下定決心公開與中共決裂、退出這個黑幫組織，否則這個無形而恐怖的牢籠將伴隨他們壹生。
中紀委這壹規定還證明，中共官員、黨員們正想盡辦法准備跳船。
2021年10月22日，中紀委轉發的《領導幹部豈能身在曹營心在漢》壹文，其中列舉了幾個例子，都與中共官員准備“逃之夭夭”有關。
例如，廣州市原副市長、增城市原市委書記曹鑒燎，為自己和家人辦了港澳居民身份證。內蒙古自治區國防科工辦原主任、經信委原副主任文民，通過地下錢莊轉移資金，為在澳洲留學的女兒購置房產。原中共鐵道部運輸局局長張曙光落馬後，被曝其妻兒均已移居海外。文章說，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
另外，中紀委修訂《條例》的第八拾條新增規定，在中共“組織紀律審查中，...負有作證義務的黨員拒絕作證或者故意提供虛假情況，情節較重的，給予相應處分。”
這不僅告訴外界，中共黨員在所謂的“組織紀律審查中”，有提供“虛假情況”存在，甚至還有“拒絕作證”的現象。
需要指出的是，無數人在加入中共之後，由於中共強迫以其邪惡的黨性取代每個人的基本人性，在壹次次的政治運動中，在壹次次的政治高壓下，不得不違心的撒謊。長此以往，他們在中共的這種黨文化中，早已拿撒謊不當回事，甚至當作了在中共官場上生存的手段。
正如壹首順口溜所說，“村騙鄉，鄉騙縣，壹直騙到國務院。國務院，下文件，壹層壹層往下念；念完文件進飯店，文件根本不兌現”。
因此，中紀委對他們進行所謂的“審查”時，他們同樣會用這套手法對付中共。這其實是中共逼人作惡的報應。
在中共黨內，這種造假欺騙體現在方方面面。
學術“弄虛作假”
中紀委文章引用了中共黨魁的要求，聲稱“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歸根結底要靠高水平創新人才”。
但是在中共體制中，真正的科技人才不僅難以得到重用，而且往往是政治運動的迫害對象。中共雖然口口聲聲“求賢若渴”，實際上最喜歡溜須拍馬、見風使舵的奴才。
中紀委文章暴露出中共國學術界的壹些丑陋現象。早在2018年，中辦、國辦就曾經印發所謂“指導意見”，要“從嚴治理弄虛作假和學術不端行為”。時隔六年過去，這些現象明顯沒有得到遏制，相反竟然要用所謂“黨紀”進行恐嚇。
中紀委修訂《條例》中，針對授予學術稱號工作中的說情打招呼、搞“圈子評審”、利益交換等突出問題，在第八拾六條第壹款增寫對在授予學術稱號中違規謀利、弄虛作假行為的處分規定。
中紀委承認這些是“突出問題”。然而，中紀委不可能承認的是，這些從根本上講是體制問題。
在中共不斷強調“黨管壹切”的情況下，在中共不斷逼迫人們編造中共各種“偉光正”假象的情況下，真正有獨立思想的科技人才，絕不可能得到中共重用。因此，中共所謂的“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只能是壹場永遠實現不了的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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