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 揭秘中共内幕的《天安门文件》 为何引发真伪之辩
1989年5月19日凌晨，赵紫阳前往天安门广场看望学生，呼吁大家放弃绝食。这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线内。与他同行的还有后来的中国总理温家宝（右二）。
另外，《天安门文件》记录了中共元老薄一波出席了5月17日在邓小平家中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宣布戒严，是决定天安门运动的关键会议。书中还记录薄一波在4月27日至5月17日期间参加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并有几次发言记录。
但在新世纪出版社出版的《最后的秘密：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六四”结论文档》中，薄一波在1989年6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写道，“由于病了九个月，各方面的情况不太了解。自从动乱发生以来，我虽然仍在病中，但我是密切注视事态发展的。”
2019年5月出版的《最后的秘密》一书披露了6月19日至 21日举行的两次政治局特别扩大会议的细节，收录了陈云、杨尚昆、李先念、薄一波、王震、聂荣臻、万里、彭真、胡启立、芮杏文等17名中共元老和高官口头讲话和书面表态的会议记录。据BBC此前报道，该书披露的文件由身份未知的中间人向出版社提供，出版社编辑耗时数月对文件来源做了考证和说明。黎安友教授曾为该书作序，并称之为“新天安门文件”。
鲍朴说，“薄一波没有参与决策这一细节，与《天安门文件》内容记录不符，因此未来在对‘六四事件’重新研究和理解时是否能将这些内容当作历史档案材料便成为问题。”
除此之外，鲍朴还在文章中提出其他质疑。其中包括，5月17日中央政治局的五位常委是否就北京戒严做出过“正式表决”，有关这一纪录在《天安门文件》中文版与赵紫阳的《改革历程》中存在差异。
鲍朴表示，“《天安门文件》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民间学生运动迅速发展，影响了整个社会甚至党内。 中共领导人在如何处理学运上存在分歧；受到党内主张镇压学运（如李鹏及陈希同）的影响，实际掌握权力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最终不得不以‘拍板’的方式干预，决定动用军队镇压学运。”
“这一叙述是否永远成立，未来的历史学家是否会认同，我们无法预知。无论如何，对未来‘六四事件’重新研究的价值将取决于档案材料的真实性。”
鲍朴还认为，《天安门文件》的叙事忽略了1989年学生运动的起源问题：究竟是民间的学运导致中共党内高层的分歧，还是中共党内本已存在的分歧扩散到民间，最终引爆了学运。“这一问题牵扯到叙事中民众与中共在‘事件前’与‘事件后’的关系问题，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会影响到对‘六四事件’历史意义的理解。”
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期间，有示威者呼吁“新闻自由”。
出版界的“奇迹”与谜团
《天安门文件》于2001年由美国公共事务出版社出版，世界各地的媒体对它进行了广泛报道，着名的美国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杂志《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也刊登了这本书的节选。在“六四”35周年之际，该杂志在其会员通讯中再次发布了这篇文章。
根据黎安友教授的撰文，书中涵盖了“天安门事件中最关键、最敏感的文件”，其中包括：六次元老会议记录、九次政治局常委会议记录、三次政治局会议记录、杨尚昆的一位朋友提供的五份文件、十三届四中全会的 十一份重要文件、邓小平六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中的三次会议记录，中央军委、戒严司令部、总政治部、海军、空军、北京卫戍区和五个军区等军队系统的三十二份文件，等等。
这些材料综合起来揭示了高层决策者如何对抗议运动进行谴责，哪些因素主导了他们寻找解决方案过程，尤其是如何做出最后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对天安门广场清场。
黎安友教授指出，从这些记录中，“我们了解到最终决策者在讨论事件时都说了些什么；他们是如何就被视为主要敌人学生们的动机进行争论的；哪些考虑因素主导了他们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为什么他们在命令部队进入天安门广场之前等待了一段时间；以及他们命令部队做了什么。也许最引人注目的是，我们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在关键问题，谁投了什么票，以及他们自己阐述的投票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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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天安门文件》记录了中共元老薄一波出席了5月17日在邓小平家中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宣布戒严，是决定天安门运动的关键会议。书中还记录薄一波在4月27日至5月17日期间参加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并有几次发言记录。
但在新世纪出版社出版的《最后的秘密：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六四”结论文档》中，薄一波在1989年6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写道，“由于病了九个月，各方面的情况不太了解。自从动乱发生以来，我虽然仍在病中，但我是密切注视事态发展的。”
2019年5月出版的《最后的秘密》一书披露了6月19日至 21日举行的两次政治局特别扩大会议的细节，收录了陈云、杨尚昆、李先念、薄一波、王震、聂荣臻、万里、彭真、胡启立、芮杏文等17名中共元老和高官口头讲话和书面表态的会议记录。据BBC此前报道，该书披露的文件由身份未知的中间人向出版社提供，出版社编辑耗时数月对文件来源做了考证和说明。黎安友教授曾为该书作序，并称之为“新天安门文件”。
鲍朴说，“薄一波没有参与决策这一细节，与《天安门文件》内容记录不符，因此未来在对‘六四事件’重新研究和理解时是否能将这些内容当作历史档案材料便成为问题。”
除此之外，鲍朴还在文章中提出其他质疑。其中包括，5月17日中央政治局的五位常委是否就北京戒严做出过“正式表决”，有关这一纪录在《天安门文件》中文版与赵紫阳的《改革历程》中存在差异。
鲍朴表示，“《天安门文件》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民间学生运动迅速发展，影响了整个社会甚至党内。 中共领导人在如何处理学运上存在分歧；受到党内主张镇压学运（如李鹏及陈希同）的影响，实际掌握权力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最终不得不以‘拍板’的方式干预，决定动用军队镇压学运。”
“这一叙述是否永远成立，未来的历史学家是否会认同，我们无法预知。无论如何，对未来‘六四事件’重新研究的价值将取决于档案材料的真实性。”
鲍朴还认为，《天安门文件》的叙事忽略了1989年学生运动的起源问题：究竟是民间的学运导致中共党内高层的分歧，还是中共党内本已存在的分歧扩散到民间，最终引爆了学运。“这一问题牵扯到叙事中民众与中共在‘事件前’与‘事件后’的关系问题，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会影响到对‘六四事件’历史意义的理解。”
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期间，有示威者呼吁“新闻自由”。
出版界的“奇迹”与谜团
《天安门文件》于2001年由美国公共事务出版社出版，世界各地的媒体对它进行了广泛报道，着名的美国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杂志《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也刊登了这本书的节选。在“六四”35周年之际，该杂志在其会员通讯中再次发布了这篇文章。
根据黎安友教授的撰文，书中涵盖了“天安门事件中最关键、最敏感的文件”，其中包括：六次元老会议记录、九次政治局常委会议记录、三次政治局会议记录、杨尚昆的一位朋友提供的五份文件、十三届四中全会的 十一份重要文件、邓小平六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中的三次会议记录，中央军委、戒严司令部、总政治部、海军、空军、北京卫戍区和五个军区等军队系统的三十二份文件，等等。
这些材料综合起来揭示了高层决策者如何对抗议运动进行谴责，哪些因素主导了他们寻找解决方案过程，尤其是如何做出最后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对天安门广场清场。
黎安友教授指出，从这些记录中，“我们了解到最终决策者在讨论事件时都说了些什么；他们是如何就被视为主要敌人学生们的动机进行争论的；哪些考虑因素主导了他们寻求解决方案的过程；为什么他们在命令部队进入天安门广场之前等待了一段时间；以及他们命令部队做了什么。也许最引人注目的是，我们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在关键问题，谁投了什么票，以及他们自己阐述的投票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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