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 35年后,打开"六四天安门"的时光胶囊
日后成为知名华裔(专题)作家的严歌苓12岁参军，曾是一名跳红色芭蕾舞的文艺兵。十余年“人民子弟兵经历让她无法想象，“怎么一下子这个枪口 就可以调转过来呢？”
天安门大屠杀后，前美国之音记者裴新从北京发回诸多报道，其中最为震撼的一则讲述了一个20岁的学生在武力清场时从广场逃生的经历：
“军队凌晨抵达时，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一名20岁学生对美国之音说，为躲避枪击，他花了近两个小时才爬出广场。他说，一路上他看到数百具尸体。士兵对任何站起来或在动的人开枪。
这名学生说，他看到四名女大学生请求军人不要杀她们。他说，其中一名女性抓住军人的腿，军人的回应是用刺刀刺她。他看到军人向其她三人开枪。”
这些报道被华盛顿美国之音中文部的工作人员翻译成中文，通过电波传送回中国。
“我们晓得我们的听众非常多，而且也晓得在很多大学里面，尤其是在六四的前后，大学把我们的广播放在扩音器上，在校园里面公开地播出，”参与过六四播报的美国之音记者罗大任说。日后他曾出任美国之音普通话组主任。
当年的天安门学生领袖之一沈彤回忆，不仅是学生，老人们也关上门，拉上窗帘偷听国际广播，然后他们围坐在一起，分享自己听到的信息。
《纽约(专题)时报》1989年的一篇报道说：“真实的新闻在共产国家传不了多远，至少通过官方渠道。因此当街头挤满示威者时，全中国的人都在收听美国之音。”
这是变革的前夜吗？
35年后，在美国大学校园里，我们邀请人们一同打开这些 “天安门时光胶囊”。他们中有些人亲历了这场运动，有些人当时尚未出生。
“中国政府现在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敌人了，” 1989年六四镇压后，一名年轻的北京女性对美国之音说。
罗胜春感同身受：“从我睁开眼睛看中国开始，中国政府就一直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她说。“它把所有爱国的，想做一些微小改变的人都送进监狱，把所有思想的人都送进监狱。她的丈夫、人权扞卫者丁家喜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重判，正在中国服刑。
这些录音让邵岚百感交集。她是第一位被香港(专题)政府以“国安法”通缉的美国公民。
“过去三十几年来，每年六四前夕都会在香港的维多利亚公园有烛光晚会，可以现在，我作为一个学生倡议者被迫流亡，烛光晚会在香港也是不可能再发生的事。”她说。
《天安门流亡：中国民主抗争的声音》的作者、加拿大(专题)籍华裔学者何晓清也说，维园的烛光让人们看到， “有些东西是坦克、机枪、监狱都不能够拿走的”。
何晓清对美国之音说，经常有人问她，35年了，我们为什么还要纪念“六四”？哪怕当年的一些亲历者也说：忘掉过去，向前看。 但是时至今日，天安门母亲依然不能公开悼念她们的孩子，流亡者依然不能回家，中国人当年提出的那些政治诉求还遥不可及。 她本人也被香港政府拒绝入境。
“这不止是我一个人的不幸，是一个时代的悲哀。” 她说。
那么中国还会变好吗？
政治学者吴国光认为，1989年以后，中共建立了一整套维稳体系，把各种可能的大规模抗议扼杀在萌芽中。 但是习近平(专题)的个人集权与民众、乃至精英阶层的利益冲突会越来越大，能否长久维持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人权扞卫者丁家喜的妻子罗胜春说，她看不到中国共产党有任何自我改良的可能，只有推翻它才能重建民主、自由。对于中国的未来，她满怀乐观。用她的话说，像她这样原本不关心政治的人，如今都“全身心地投入到推翻这个集权专制的运动里”。
华裔作家严歌苓说，她一点也不悲观，事情坏到一定程度，走向荒诞的时候就会有所改善。
“秦二世允许赵高他们指鹿为马的时候，那不就是在变革的前夜了吗？”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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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大屠杀后，前美国之音记者裴新从北京发回诸多报道，其中最为震撼的一则讲述了一个20岁的学生在武力清场时从广场逃生的经历：
“军队凌晨抵达时，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一名20岁学生对美国之音说，为躲避枪击，他花了近两个小时才爬出广场。他说，一路上他看到数百具尸体。士兵对任何站起来或在动的人开枪。
这名学生说，他看到四名女大学生请求军人不要杀她们。他说，其中一名女性抓住军人的腿，军人的回应是用刺刀刺她。他看到军人向其她三人开枪。”
这些报道被华盛顿美国之音中文部的工作人员翻译成中文，通过电波传送回中国。
“我们晓得我们的听众非常多，而且也晓得在很多大学里面，尤其是在六四的前后，大学把我们的广播放在扩音器上，在校园里面公开地播出，”参与过六四播报的美国之音记者罗大任说。日后他曾出任美国之音普通话组主任。
当年的天安门学生领袖之一沈彤回忆，不仅是学生，老人们也关上门，拉上窗帘偷听国际广播，然后他们围坐在一起，分享自己听到的信息。
《纽约(专题)时报》1989年的一篇报道说：“真实的新闻在共产国家传不了多远，至少通过官方渠道。因此当街头挤满示威者时，全中国的人都在收听美国之音。”
这是变革的前夜吗？
35年后，在美国大学校园里，我们邀请人们一同打开这些 “天安门时光胶囊”。他们中有些人亲历了这场运动，有些人当时尚未出生。
“中国政府现在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敌人了，” 1989年六四镇压后，一名年轻的北京女性对美国之音说。
罗胜春感同身受：“从我睁开眼睛看中国开始，中国政府就一直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她说。“它把所有爱国的，想做一些微小改变的人都送进监狱，把所有思想的人都送进监狱。她的丈夫、人权扞卫者丁家喜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重判，正在中国服刑。
这些录音让邵岚百感交集。她是第一位被香港(专题)政府以“国安法”通缉的美国公民。
“过去三十几年来，每年六四前夕都会在香港的维多利亚公园有烛光晚会，可以现在，我作为一个学生倡议者被迫流亡，烛光晚会在香港也是不可能再发生的事。”她说。
《天安门流亡：中国民主抗争的声音》的作者、加拿大(专题)籍华裔学者何晓清也说，维园的烛光让人们看到， “有些东西是坦克、机枪、监狱都不能够拿走的”。
何晓清对美国之音说，经常有人问她，35年了，我们为什么还要纪念“六四”？哪怕当年的一些亲历者也说：忘掉过去，向前看。 但是时至今日，天安门母亲依然不能公开悼念她们的孩子，流亡者依然不能回家，中国人当年提出的那些政治诉求还遥不可及。 她本人也被香港政府拒绝入境。
“这不止是我一个人的不幸，是一个时代的悲哀。” 她说。
那么中国还会变好吗？
政治学者吴国光认为，1989年以后，中共建立了一整套维稳体系，把各种可能的大规模抗议扼杀在萌芽中。 但是习近平(专题)的个人集权与民众、乃至精英阶层的利益冲突会越来越大，能否长久维持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人权扞卫者丁家喜的妻子罗胜春说，她看不到中国共产党有任何自我改良的可能，只有推翻它才能重建民主、自由。对于中国的未来，她满怀乐观。用她的话说，像她这样原本不关心政治的人，如今都“全身心地投入到推翻这个集权专制的运动里”。
华裔作家严歌苓说，她一点也不悲观，事情坏到一定程度，走向荒诞的时候就会有所改善。
“秦二世允许赵高他们指鹿为马的时候，那不就是在变革的前夜了吗？”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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