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房市] 中国楼市的最大风险是？(图)
张林：“打左灯，向右拐”，放出打压房价口号，做出干预市场的样子，同时在背后尽量维持现有利益格局不受冲击。
从2008年至2016年，中国针对房地产市场的全国层次的行政、金融调控新政平均每年不低于三次。到了2017年，楼市调控似乎比房地产市场本身更加失控，限购限售、信贷调控、库存调控、“一城一策”以至“一城多策”，产生了租购同权、租购并举、共有产权的多样住房形式。
这样的调控节奏和频率，恐怕在经济调控史当中前无仅有，结果是房价在有形之手的干预下大起大落。如果说轧平经济周期、消除经济泡沫才是调控应有的作用，那么如此频繁、临时、药不对症的调控本身就是一种过度繁荣的泡沫。行政干预需求过度旺盛，带来了大量的调控泡沫，它才是中国楼市真正的灰犀牛。
一、调控背后的民意之争和“穷人陷阱”
政策调整的本质是收入再分配，是利益格局的调整。因此，政策调整总会面对不同群体的不同判断。大幅降低房价，低收入群体会欢呼雀跃；房价继续增长，中高产阶层会喜上眉梢，作为一个在乎民意，不想挨骂的决策者，他会如何行事？根据以往的经验，他多半会选择“打左灯，向右拐”。
所谓“打左灯”，是要放出打压房价的口号、做出干预市场的样子，所谓“向右拐”，是要在背后尽量维持现有的利益格局不受大的冲击。无论是广州出台的租购同权，还是北京出台的共有产权都是“打左灯、向右拐”，背后都有笼络民意、利益调和的影子。
租购同权看起来是对穷人有益处，毕竟租的起房子的人要远远多于买的起房子的人，政府由此扩大了自己的支持基础。穷人也会觉得欢心鼓舞，毕竟租房就可以享受买房同样的收益。但是，低收入群体往往看不到的是，租购同权并没有包含任何提高供给的信息，没有提供更多的住房、学校、医院，也没有改变户籍政策，只是增加了更多的租房和住房需求，其最后的结局多半是房租和房价都会上涨（详见FT中文网7月24日刊文：租购同权将走向自我否定）。事实也正和预判的一致，南方日报一篇文章报道了政策出台后广州城九区8月份的房价统计，二手住房和租赁市场的价格环比增长分别为3.9%和2.7%。
共有产权房更是如此，尤其是“共有”两个字隐隐看来是计划经济的回头。可是，共有产权房的实质是将金融杠杆转换成了财政杠杆，即财政资金或者说土地出让金的让渡来支持低收入群体买房，这么做的结果实际上是坐实了既有房价。另外，共有产权在极力地调和市场和计划，可是真正的穷人能够以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乃至万分之一的价格获得对价的产权，并获得房屋的使用权吗？结果显然是否定的。
政策往往“打左灯、向右拐”的原因，是由于在当代社会结构当中，中产阶层肩负补贴穷人同时反哺统治阶层的重任。一个最好的社会结构必然是中产占劳动人口的多数。很少有决策者愿意直接牺牲中产阶层的利益。更好地补贴低收入阶层生活状况的方法，是不断的壮大中产阶层去创造更多财富，才能有更高的份额用来社会救济。如果总是以一次性剥夺中产的方式来为低收入群体泄愤，并以此来获得政治上的声誉和支持，最后的结果往往是社会所有群体的共输。如果稀缺资本获得更高收益，以及一定的贫富差距不能被低收入群体所接受，往往会带来一系列“打左灯、向右拐”的政策，从而使得穷人的收益进一步降低。这就是收入再分配领域的“穷人陷阱”。
这样的事情早就发生过。从2008年左右兴起的经济适用房建设，看起来是为低收入阶层解决住房问题，实际上却带来了大量的寻租空间。天则经济研究所法律与治理中心2015年在30个省会城市开展了公共治理调查，其中涉及到保障房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分配概率，其中北京市的保障房分配结果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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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从2008年至2016年，中国针对房地产市场的全国层次的行政、金融调控新政平均每年不低于三次。到了2017年，楼市调控似乎比房地产市场本身更加失控，限购限售、信贷调控、库存调控、“一城一策”以至“一城多策”，产生了租购同权、租购并举、共有产权的多样住房形式。
这样的调控节奏和频率，恐怕在经济调控史当中前无仅有，结果是房价在有形之手的干预下大起大落。如果说轧平经济周期、消除经济泡沫才是调控应有的作用，那么如此频繁、临时、药不对症的调控本身就是一种过度繁荣的泡沫。行政干预需求过度旺盛，带来了大量的调控泡沫，它才是中国楼市真正的灰犀牛。
一、调控背后的民意之争和“穷人陷阱”
政策调整的本质是收入再分配，是利益格局的调整。因此，政策调整总会面对不同群体的不同判断。大幅降低房价，低收入群体会欢呼雀跃；房价继续增长，中高产阶层会喜上眉梢，作为一个在乎民意，不想挨骂的决策者，他会如何行事？根据以往的经验，他多半会选择“打左灯，向右拐”。
所谓“打左灯”，是要放出打压房价的口号、做出干预市场的样子，所谓“向右拐”，是要在背后尽量维持现有的利益格局不受大的冲击。无论是广州出台的租购同权，还是北京出台的共有产权都是“打左灯、向右拐”，背后都有笼络民意、利益调和的影子。
租购同权看起来是对穷人有益处，毕竟租的起房子的人要远远多于买的起房子的人，政府由此扩大了自己的支持基础。穷人也会觉得欢心鼓舞，毕竟租房就可以享受买房同样的收益。但是，低收入群体往往看不到的是，租购同权并没有包含任何提高供给的信息，没有提供更多的住房、学校、医院，也没有改变户籍政策，只是增加了更多的租房和住房需求，其最后的结局多半是房租和房价都会上涨（详见FT中文网7月24日刊文：租购同权将走向自我否定）。事实也正和预判的一致，南方日报一篇文章报道了政策出台后广州城九区8月份的房价统计，二手住房和租赁市场的价格环比增长分别为3.9%和2.7%。
共有产权房更是如此，尤其是“共有”两个字隐隐看来是计划经济的回头。可是，共有产权房的实质是将金融杠杆转换成了财政杠杆，即财政资金或者说土地出让金的让渡来支持低收入群体买房，这么做的结果实际上是坐实了既有房价。另外，共有产权在极力地调和市场和计划，可是真正的穷人能够以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乃至万分之一的价格获得对价的产权，并获得房屋的使用权吗？结果显然是否定的。
政策往往“打左灯、向右拐”的原因，是由于在当代社会结构当中，中产阶层肩负补贴穷人同时反哺统治阶层的重任。一个最好的社会结构必然是中产占劳动人口的多数。很少有决策者愿意直接牺牲中产阶层的利益。更好地补贴低收入阶层生活状况的方法，是不断的壮大中产阶层去创造更多财富，才能有更高的份额用来社会救济。如果总是以一次性剥夺中产的方式来为低收入群体泄愤，并以此来获得政治上的声誉和支持，最后的结果往往是社会所有群体的共输。如果稀缺资本获得更高收益，以及一定的贫富差距不能被低收入群体所接受，往往会带来一系列“打左灯、向右拐”的政策，从而使得穷人的收益进一步降低。这就是收入再分配领域的“穷人陷阱”。
这样的事情早就发生过。从2008年左右兴起的经济适用房建设，看起来是为低收入阶层解决住房问题，实际上却带来了大量的寻租空间。天则经济研究所法律与治理中心2015年在30个省会城市开展了公共治理调查，其中涉及到保障房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分配概率，其中北京市的保障房分配结果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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